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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本意在于保证城镇居民基本的粮食需要。那么，城镇居民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如何呢？
1、对粮食计划供应的原因猜测
北京在全市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前，曾于25日、26日两天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粮食计划供应的文件。
10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整理的《北京市党员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综合简报》说：
“绝大多数党员认为党的决定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坚决执行，有人说早该如此。”
但同时“党员普遍反映问题来得很突然，在群众中更是如此，而这一措施对人民生活改变很大”。
简报接着说：
（1）党员普遍感到太突然。很多人认为：今年丰收，余粮出口，抗美援朝已经胜利，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为什么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呢？其主要原因是人民需要增加供不应求、农民惜售、灾情严重，还有我们工作有错误，抑或是资产阶级捣乱。
（2）有的工人、干部和学生党员认为可以少配售他们一点。工人阶级本就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何况建筑工人配售18斤，南方工人吃不了，壮工吃不起。干部则认为他们应“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而有的机关按供应标准算反而比过去吃的更多。学生则说自己年轻，“少吃，点没关系”。
（3）很多党员建议向群众宣传时切不可使用“配给”、“混合面”等名称，因为它们极易引起群众对日伪时期悲惨生活的回忆。…有些党员怀疑党的粮食政策“冒进”。北京日报和人大都有同志说：“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子‘太快’、‘太急’、‘太大’了。”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原因的各种推测：
私营厂店中很多同志认为是“粮食出口了”，特别是“运到苏联”。并有人提出：“自己粮食不够吃，为什么还出口？”市委机关系统的一个党员说：“我们粮食困难，为什么苏联不帮助？”
郊区农民、私营工厂及建筑工人中有的党员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了。”“这下可好了，工农生活看齐了，没贫没富，生活拉平了。”
2、赞成的声音
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国营工矿、交通、建筑等企业（不包括银行、贸易系统)职工和100人以上的私营工矿企业职工，本人每人每月供应18斤面粉，为各阶层中面粉供应量最高者。
“因此，虽然对他们的面粉供应较过去减少了，他们仍然热烈地表示拥护。”
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一位老工人说：
“我们是头一等，真是照顾我们工人阶级，不完成生产计划，可对不起政府。”
北京第一机床厂有的工人说：
“别看资本家戴十八钻的表、金戒指，可就只能吃八斤。”
一个装卸工人说：
“咱们装卸工人的待遇比一般市民高、比职员高、比大车工人高，甚至比彭市长都高，是最高的待遇了，在过去哪有这样的事。”
同仁医院工地建筑工人听到百人以上企业每人每月供应18斤，全场大鼓掌。
北京还有的国营工厂的工人说：
“政府真替老百姓管事，看到粮食不够，就想出细水长流的好办法。”“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不能让有钱人畅快吃白面，劳动人民吃不上。”
有的说：
“只有人民政府才能想出这样好的办法，国民党不搞建设，到美国买面粉，我们宁可不吃面粉，也要买机器，搞工业化。”
私营工厂、商店工人和店员的面粉定量标准虽然比产业工人低，规定为每人每月12斤，但他们对“一般比资本家待遇高一等乃至高二等感到很兴奋”。
前门区工人、店员开会讨论时，一谈到资本家8斤，工人、店员12斤，“大家便兴高采烈，有些一向开会不说话的也发表意见了，议论劳动人民光荣，资本家不值钱，有的提出和资本家一起吃饭怎么办？有些人即表示工人阶级伟大，不和他们计较这点小事，团结他们搞好生产要紧”。
科学印书馆一个工人说：
“我们和干部、大学教授一样十二斤，比资本家多四斤，政府还和我们商量，真是当家作主了。”
冀兴铁工厂工人吴英全说：
“听说十二斤我就打了一下算盘，觉得不够，但一想到解放前一个月只吃了两顿面，现在好得多了，以后想要多吃白面，就得加油干活，早日到达社会主义。”
还有的私营工厂工人、商店店员因为与资方同灶吃饭，听到自己12斤、资本家8斤后，兴奋地说：“资本家和咱一个伙食团，不向他多要面票，就对他说：‘你是吃我们的面。’”
大车工人、三轮车工人虽然月供应量也只有12斤，但因为供应量与机关干部相同，因而他们“最满意和干部一样待遇”。
他们说：
“我们三轮车工人和干部、教授一样待遇，真是地位提高了。过去也是粗细粮搭配着吃，其实就八斤面也够了。”
一个叫韩春林的三轮车工人说：
“这办法好，物价涨不了，又能吃上白面，十二斤正好，再多了买不起。”
3、抱怨的声音
但工人也不是人人都接受这个政策的。比如，组织在国营运输公司中的有些大车工人，就对其和装卸工人待遇不同表示不满，他们说：“为什么一个公司两样待遇？”
10月30日晚上，崇文区召开两千多人参加的私营工厂大会，宣传有关面粉计划供应政策。
会上有工人在人群中说：
“我非给毛主席提意见不可，他应该带头吃六斤。”
会后，京华印书馆一个工人发牢骚说：
“反正政权掌握在你们手里，叫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
北京一般市民、小贩也表示拥护面粉计划供应。有人算了一下细账，大人小孩一拉平还吃不完，有的市民满意地说：“这样治住奸商，吃面细水长流，真好！”
许多市民对取缔粮商这一条最为认可。因为粮商总是在粮食紧张时哄抬粮价，特别是在旧政权时期，物价飞涨，一般老百姓认为粮价上涨就是粮商在其中捣鬼，因此有相当多的市民对粮商没有好印象，甚至把粮商叫做“米蛀虫”。
统购统销开始后，“奸商”往往成了粮商的代名词。因此，有的市民说：“满清、日本、国民党都没解决得了，毛主席把它办好了。”
也有的说：“把他们饿死也应该。”“干脆像整地主一样搞掉他们。”
因为北京市实行面粉计划供应之初，对粗粮的供应并没有限制，而以往一般收入不多、生活水平不高的市民，即使对购买面粉数量没有限制，但因面粉价格高于粗粮，因而吃粮也是粗细搭配或以粗粮为主。
因此，这些人听到粗粮吃多少可以买多少后说：“什么都不怕，有共产党就有饭吃。”
当然也有市民对这一政策表示不理解或不满。
一个家庭妇女说：
“老说日本、国民党搞配给面，现在不也搞这个吗？这回算是拿馒头塞住了自己的嘴巴子。”
据北京市委办公厅了解，对于面粉计划供应，“教授一般反映甚好，拥护政府措施”，认为“彭市长政策讲的好，使人心服”，“应当多要机器，少吃面粉”。
有的说：
“工人卖力气，光吃粗粮顶不上劲，应该多吃点细粮。”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振汉说：
“国民党搞配售，只往报上一登，事前还透露给私商，人民政府做法不同了。”
北京师范大学有些教授表示：
“多吃点粗粮问题不大，用不着开那么多会讨论，领导上把我们估计过低了。”
11月5日，北京市委在写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关于面粉计划供应实行情况的报告中也说：“大学教授均表示拥护，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步’，‘分等办法很实际，照顾劳动人民很合理’。”
但是，“也有少数教授表示冷淡或不满”。北京大学化学系一位教授说：“不要找我开会了，只要大米里砂子少些就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一位教授说：“粮食运到苏联去了。现在是饥饿输出。”
高等院校的职工对面粉计划供应也是“反映满意”，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面粉标准与教授们一样，而在过去，大学教授与职员的待遇差别是相当大的。
他们中有的说：“马约翰（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授)也十二斤，我也十二斤。”有的说：“这几年把解放前的事都忘了，现在想起来，生活比解放前高的太多了。”
4、资本家的态度
对于面粉计划供应，心情最复杂，反映最强烈的要数资本家。
用北京市委的话说：
“面粉计划供应政策对于粮商、粮贩是一个突然袭击，是致命的打击。在工商界中震动很大。”
在此之前，工商界进行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在“五反”运动中，有不少资本家因身患“五毒”而被检举揭发，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已普遍感到日子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他们也知道，社会主义这一关是迟早要过的，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更是担心马上就过，因而他们对统购统销政策十分敏感。
北京中央打字机行的资本家说：
“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五年计划完了，咱们就活不了啦！”
三联化学厂经理说：“一夜工夫就变成这样了，真叫人害怕”。
但是，因为“这次打击的对象乃是粮商粮贩，对一般工商业者有利无损。因此，一般工商业者虽然对粮食投机商人的被打击，有兔死狐悲之感，但经过解释后，情绪已经稳定，多数表示拥护”。
得知面粉将实行计划供应，特别是自己的供应标准比工人、店员还低之后，北京资本家感受最深的是现在自己“不值钱”。那些规模较大的资本家，多数对面粉分等供应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资本家政治待遇低的表现。
有人说，一提到配售八斤便感到有些“刺激”。还有些与店员、职工同灶吃饭的资本家说，供应标准比工人低，是政府故意这样做的，是要让资本家承认自己是吃工人的。
建中铁工厂经理说：
“会上公布配售标准后，我考虑了半天，我不同工人比，就考虑职员的劳动强度也不大吧，他们还有上下班的时间，为什么他们吃的与我们不同。”
义聚成山货庄经理说：
“我回去把配售标准等告诉我老婆，我老婆说：‘就你们资本家不值钱’。”天景隆纸店经理说：“同工人分开，配售八斤面粉，随便怎么说也有刺激性。”
有个工厂厂长说：
“我想这到了社会主义就好了，大家都一样，政府这样做就是叫你承认你是吃工人的。”
还有一个资本家说：
“哪怕工人吃四斤，我吃四斤，也干。这回工人吃白面，掌柜的倒吃窝窝头，这算怎么回事？”
也有的资本家发牢骚、讲怪话。
东四区行记车行经理说：
“政府说什么都有理，反正政府嘴大，嘴大就有理，嘴小就没有理。”
在一次有资本家参加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会上，一个资本家要上厕所，另一个资本家对他说：“还上厕所呢！吃白面都不自由了，把嘴都拴住了。”
永利号经理说：
“权力在政府手里，政府要宽大小民，抬抬胳臂就过去了，搭拉胳臂就过不去。”
吉兴号经理说：
“柜上十一人，家里十六口人，全靠柜上，别的干不了，只有加工代销，如加工费不够，就不好办啦！谁都知道社会主义好，可是过渡时期不好办。”
资本家产生这种情绪，也不足为怪。自从新政权建立以后，原来为资本家所管理的工人，成了新社会的领导阶级，而资本家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双方的地位一下子翻过来了，心理上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平衡。
不过，资本家们对统购统销的心态也是各不相同。有一些供应店员伙食的中、小工商业户，认为“五反”后工人生活提得太高，吃大米白面都嫌不行，还想吃好菜，想降也降不下来，这回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可是个“好机会”，于是对面粉计划供应也表示拥护。
振兴隆煤厂经理说：
“政府眼光真亮，虽然谁吃什么看不到，但是消耗多少东西总有数，‘五反’后工人提高得挺高的，伙食标准只能增不能减，吃大米白面嫌不好，这一回可好啦，除非政府能这样办得了。”
益成铁工厂经理说：
“我厂工人一天两顿白面，还整天挑剔，不是碱大了，就是碱小了，这回好，就甭搁碱了，这个办法非政府不行。”
同兴顺麻铺经理说：
“政府早就发动增加节约，就是行不通（指工人吃粗粮)，现在的工人全吃细粮也不多干活，我当学徒时尽吃粗粮，一天干十五个小时，都比他们干的多，这回这样办法真好，非政府还真办不到。”
利盛长布店经理说：
“不少工商户都说，现在的工人大米白面都不想吃，这回可该换点粗粮了。”
天津资本家普遍对自己按市民待遇每月只给8斤面粉表示不满。
他们当面不讲，却在背后发牢骚说：
“我们现在做的社会主义工作，过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生活。”也有的说：“我这个脑袋就是吃八斤。”
有的故意对工人说：
“咱们不是搞统一战线吗？这回为什么不统一了？”
有的“挑拨工人和政府的关系”，对工人说：
“这回可是政府的规定，过去叫你们吃玉米面你们不吃，这回可没说的了。”
有的“竟公然造谣破坏”，说什么“我们的白面都送给苏联老大哥了”，“中国现在陷于四面楚歌了，困难太多了”。
4、粮商的态度
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粮商粮贩和一部分面食业主，他们“开始是惊惶失措，后则采取各种方式实行抵抗。主要是用消极怠工的办法来抵制。许多粮食加工业在我粗粮加工力量不足之际，拒绝加工”。
北京全市有38家被委托加工的粮店每日，本可磨面9万斤，但在10月31日，即面粉计划供应前一天，却只出面7000多斤。
有的粮商则拒绝代销，理由是：“你们也是卖，我们也是卖，都是为人民服务，谁卖不一样。”
许多面食业过去为偷税而少报所用面粉数量，现在则以面粉不够“迟开早歇”来消极抵抗。也有少数面食业者抬高市价，少给分量。在登记存面时，粮商“多数极不老实”，前门区检查了60户粮商，就有40户隐瞒谎报。
12月1日，北京市宣布自3日起实行大米、粗粮统销。听到这个消息后，粮商普遍惶惶不安，认为“完了，这行没指望了”，纷纷召开股东会、家庭会研究出路问题。一般粮商因转业困难，大都申请加工或代销。粮商中较大户多要求公私合营，认为“大势所趋”，“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跟下馆子一样，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
有的在工商联会议上说：“给政府好好干，现在当经理，将来可能当厂长，我们是有前途的。”小粮商认为合营没条件，加工或代销又嫌利小，但也晓得“今后只有依靠政府才有出路”。他们被批准代销后，高兴地说：“这下饭碗子可有着落了。”
但也有不少粮商发牢骚、闹情绪。有的在登记存粮时，将大米标牌使劲往远处扔，又故意把有土的粮食倒进好粮食里。
有的说：“当干部连自己的吃喝都顾不上，公私合营也挡不住受罪。”有的为“二三十年的买卖一下子全完了”感到心疼，认为“代销不够吃，找别的事没技术，没房没地，怎么也是愁”。有的说：“混一天，算一天。”
粮食摊贩对计划供应也甚为不满，有的说：“我又交税，又守法，为什么不叫我做买卖？”一般摊贩感到“这下完了，赶快转业”。
陕西省渭南市在宣布粮食计划供应后，私营天成永粮行把大囤的粮食分成七八个小囤，从一个地方分散到好几个地方。裕记煤厂把一千多斤已经放坏了的麦子放在仓内，八九千斤好麦埋在地下。富平县城内一个油坊经理共存一万两千多斤麦子，他把六千多斤麦子用泥封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窑洞内，三千多斤埋在牛草里面。
石家庄市在登记粮食的过程中，有的粮商公开抗拒。登记第一区袁家营太安街小磨户刘某粮食时，发现账粮不符，三次检查刘某都抗拒交代，并且大声喊叫：“你们逼着我要粮，我就是没有，你们想毙我就毙！”
随后他把屋里的箱、柜、桌打翻，大喊“少了东西”，企图诬赖干部拿了他的财物，后经公安干部严厉批评以后，在他屋里查出粮食一千多斤。
粮商邸某登记以后，曾对干部说：“我保证一点也没有了。”第二天从他家的地窖里和炕洞里查出了小麦306斤、青豆94斤。
上面列举的这些现象，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城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社会各阶层的态度。
粮食计划供应毕竟与过去自由购买不同，即使供应量与实际需要量大致相等，但实行计划供应后购粮数量有了限制，要让广大城镇居民真正从心底里接受这一政策，无疑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些表示拥护粮食计划供应的人，其实出发点未必全然相同。
有的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拥护，但也有些人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口头上表示拥护，但心里还是有些疑虑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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