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在《从催眠世界中觉醒：当代诗歌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和《历史素描中的概念与诗意》（2020年1月版）中模范写作，荣获2021年南方文学节"年度文学评论家"称号。
10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社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节"在顺德区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德区委宣传部（区域文化、广播电视观光体育局）、顺德区北屿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节"在顺德北碪区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2021南方文学节"六项殊荣——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顺德有100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当地读者。
姜涛，北京大学教授，2021年南方文学节"年度文学评论家"
2021南方文学节"年度文学评论家"姜涛
他出生于197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和中国诗歌。出版了诗集《洞中一天》《鸟书》、学术和批判专著《从催眠世界中醒来》《公寓里的塔》《巴延宁的手》《新诗集及新中国诗歌的出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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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既有理论家的风采，又保持着诗人的直觉和敏锐。他意识到诗歌的深度，分析诗歌的细节，感受诗歌的气息，面对诗歌的极限。那些含糊不清、多意思义的思想和语言意象，怎么能在细致、深刻的话语分析中清晰地描述出来，江涛的写作堪称典范。他于202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从催眠世界中醒来：当代诗歌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和《历史深处的概念与诗》，从整体角度识别个体的意义，从历史语境中确认诗人的创作。江涛细读的文字，不仅引出了诗歌，也引出了诗歌成长的社会文化结构。诗人的精神被诗歌的重新发现所重塑。
江涛著《历史深处的概念与诗》，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江涛的感谢：
得知他的奖项有点出乎意料，也有一点点惊讶。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文学史，并从事当代诗歌的批评，这不是一个特别生动和引人注目的领域。相关作品可以进入"南方文学节"评委的视野，兴奋不已，也让我略感安心，感觉自己选择的道路不会太遥远，能引起同行和老师的共鸣，甚至与更多的人一起，更广阔的世界过渡。对于一个作家和评论家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运气。
我的批判性写作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那个时代，当代诗歌风格的转变和整个时代生活的转变，以及人文学科学术思想的趋势，有着强烈的回响。诗歌相关思维似乎有助于不安的自我在不确定的历史情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这大致为某种批评确立了起点。后来误打误撞，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因为日常工作养成了习惯，并开始进一步探索，希望把研究文学史的问题眼光、扎实的作风和当代批判的敏感性结合起来。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来写的批评并不系统，如果用意指向的话，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诗歌在概念和感情上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努力保持"制度的警觉性"，在辩护、解释的同时，尽量提供一些反思的可能性。第二，尝试在文学、思想、社会、历史等多维度的交织中构建全面、透视的视野，以把握写作在特定时代和社会质感中的可能性和局限。正好赶上，进入评审团视野的两本书的书名："从催眠世界中醒来"和"历史深层草图中的思想和诗歌"大致对应于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批评是"服务"写作的更好方式，不仅要"产生"安全舒适的知识，还要主动产生关于危机和可能性的知识，通过真诚的工作，为写作创造强烈、激烈、温暖的思想氛围。
南方文学节，包括之前的中国媒体文学奖，已有近20年的历史，本身已成为一种传统。我相信，在大家的心目中，它代表着一种标准，一种尺度，也代表着一种蓬勃发展，走向未来的文学想象。在诗中，里尔克说，"再给他们两天的南方气候/迫使他们成熟"，我引用这首诗作为评论的标题。非常感谢评委和老师们的认可和鼓励，让我也有机会站在南方文学巨树下，感受温暖的气流吹拂、拍打。作为挂了多年的北方果子，虽然不敢说能继续成熟，但希望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不会太早变硬，打结，还能有新鲜的果汁，在当下汹涌澎湃。
：： 姜涛专访：
批评可以有更大的野心
南都：在《从催眠世界中醒来》的评论集中，有几篇文章聚焦当代诗歌写作中历史的"个性化想象"或"个性化"和"历史化"，并以不同的文本为切口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在当代诗歌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你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持续关注？这些文章写出来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这种历史性的"个人"写作风格有改变吗？
姜涛：讨论这个话题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2010年左右，一些比较有抱负的诗人开始用大量的长诗和群诗来处理历史或更重要的现实题材，个人视角与历史"庞然大物"之间的张力，也出现了有意义的;这个讨论相当重要，但我个人认为，在如何理解"历史想象"和如何理解"个性化"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拓展开来，当代前卫诗歌产生于"我不相信"的那种精神氛围，走出了革命时代的宏大"历史"，治愈了"现实"的反应，当代诗人一般倾向于用风格来消除对历史的压迫，去想象释放差异，"历史的个性化"或"历史的"，大致是指这样一种普遍接受的写作立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历史"逆转"的结果，也与现代或后现代美学相呼应，与当代知识风格相当呼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或概念结构也被沉积，内化在当代前卫诗歌的意识中，甚至成为一种不显眼的"审美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文章大致试图梳理出"历史个性化"概念的产生和情感的结构，并回顾其固有的局限性。当然，在很多诗人和评论家看来，强调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恰恰相反，是糟糕的文学时代留下的自我强迫症，诗歌的自主性体现在历史负担的逃避和对抗上。这种争议的背后，也可能意味着对当代诗歌的未来和文化特征的不同期待。
刚才说，"历史的个性化"不仅是一种风格或写作，更是沉积在当代诗歌中的情感和观念结构，在诗歌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结构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样的习惯很难松动，而"个性化"确实给先锋诗歌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 但当它被沉积成一种习惯，一种"意识形态"时，需要保持警觉，也需要保持某种开放的想象力。比如，诗人习惯于从侧面、背面、从局部和边缘写作，是否也能站在前面，更能整体感地面对历史和生活;
南都：在《历史想象如何可能：读几部长诗笔记》一书中，你分析了派瑜、西川、萧开复、欧阳河四位诗人的长诗作品。第三代诗人投身于长篇诗歌写作，是否意味着他们在诗歌方面又有了新的抱负和进步？
姜涛：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回答过了。你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我比较受人尊敬的诗歌前辈、兄弟们，这些年来从他们身上受益匪浅，而强力的写作会激起批评的冲动，这也是我选择长诗作为讨论对象的原因。在文章中，我对几首部部诗的局限性做了一些回顾，回顾了，我仍然钦佩几位诗人突破自我模式的努力，甚至当代诗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新诗一直存在的雄心壮志，像罗一轩、海子曾经设想过的那样，写诗不应该只是像抒情诗一样， 喝水，看月亮，应该寻找一首"大诗"，一种能够与我们文明和历史的丰富相呼应的文字。我的批评，在一些朋友眼里，可能有点苛刻，而在别人眼里，可能太暧昧了，因为总是想说而停，不会是下一个明确判断好坏。这大概与对批评伦理的理解有关：站在外面批评、评判容易，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知道突破的难度。
姜涛，《从催眠世界中醒来：当代诗歌的局限与可能性》，2020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都：你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当代诗歌试图涉足公有领域的评论文章中讨论了于秀华和工人诗歌协会的受欢迎程度。当代诗歌是否有可能摆脱"边缘"的境地，在抚慰和滋养当代精神方面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姜涛：我的感受不一定准确，近年来，随着新媒体诗歌的兴起，以及年轻一代文艺青年的形成，当代诗歌虽然还处于边缘，但似乎有些热闹，与诗人相关的事件，也会不时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可见，诗歌还具有其公共性，甚至在"情感教育"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在阅读、讨论和分享的过程中，不仅提供了安慰人的情感，而且提供了更丰富、更张力的情感模式，隐隐地起到了作用。我们对诗歌公共性的想象有时过于单一，仿佛宣传与读者数量相对应，无论是耸人听闻，还是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其实，诗歌的公共性也可能是安静的，就像水的涟漪一样，一圈联动起来的感情更多，思考，带来对我们共同社会处境的新认识。马薇有句话，我很欣赏，在文章中也引用了：她说诗歌什么都做不了，而是想做什么，这是它的广阔。
南都：如果诗歌写作预设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读者群，那么批评的意义是什么？诗歌批评能否承载更广泛的思想和社会功能？
江涛：所谓"走向无限少数"，似乎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原则。现代诗歌，或者说新诗，一般是一种终生的风格，得到的误解多于理解，因此依靠同行的判断，会有一种写作感对于声音，也会使语言的探索更加深远。但类似的陈述被重复，它成为一种规则，一种"无稽之谈"，会带来一种有意识的结束。批评是多方面的，奖励同行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温暖，并通过仔细阅读来交流写作和阅读，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批评还可以有更广阔的抱负，比如写作和阅读提供更开放、更强烈的思想氛围，也是必要的，在今天看来， 这尤其紧迫。（专访/南都记者黄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