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到1763年，英法两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
战争分两个阶段、两个地域展开。从1754年开始，英法首先在北美围绕争夺俄亥俄流域发生了战争。1754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当局派出的时年22岁的乔治·华盛顿率领的民军在俄亥俄河被法军打败，第二年，英国正规军在同一地区又吃败绩。这使英国开始准备全面战争。第二阶段战争在1756年爆发，战场除过北美以外，还波及印度等地，一直打到1763年，史称“七年战争”。
战争初期，英国在各个战场失利。1757年，政府被迫改组，威廉·皮特在事实上执掌政权。皮特代表主张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商业利益，反对贵族优势，也反对把英国的利益与大陆欧洲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他力主扩大殖民地，主张建立海外帝国。
皮特上台后，把英军的作战重点放在美洲，他把英国正规军团和国库的资源都投向北美，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将来。英国海军围困法军舰队，切断了法国与加拿大的联系。而让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自行作战，政府只为其提供海军保护，切断法国的军援。
英军在美洲进展顺利，相继攻克了法军多个要塞以及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加拿大事实上落入英国之手。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武装部队也逐渐取得优势，1761年以胜利告终。1759年，英国海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到1760年，法国海上力量已基本被歼。1762年英国又向西班牙宣战，英军攻克哈瓦那和马尼拉，西班牙也被打败。1763年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七年战争以英国大胜结束。
根据和约，英国取得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用哈瓦那交换了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西班牙则从法国那里得到路易斯安那作为补偿。至此，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几乎全被清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基本奠定。在印度、在西印度群岛、在非洲、在欧洲，英国都新得到或收回了一些领土，一个世界范围的英帝国已初具雏形，英国成了最强大的海上霸主。
凡是诚实的美利坚人都承认，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英国的军队和英国的财政。殖民地当然乐意让英国正规军担负正面战场的主力，更乐意让英国王室承担长期战争的负担。虽然殖民地议会分担了部分战争费用，但除了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以外，其他地方的支出与英国为这场世界范围的冲突支付的8200万英镑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胜利使美利坚人民对英王和母国充满了感激之情。
然而，新的问题随着胜利接踵而至。在英国方面，首当其冲的是财政问题。为赢得战争，英国花了不少钱，很多都是借的。从1754年到1763年，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现在这些债都必须偿还。很明显，这一经济重负应该让战争的受益者大英帝国的所有成员来承担，而非本土民众独立承担。此外，管理从北美到印度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日常开支也远非英国纳税人所愿意负担的。在捍卫帝国的大战开始前，北美殖民地的行政开支一年只有7万英镑，1763年增加到这一数目的5倍之多。
在北美殖民地方面，战争的胜利加剧了美利坚人穿越阿尼拉契亚山脉向西部扩张的欲望，而这势必与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发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战争，给英国的管理带来不尽的麻烦与耗费更多的钱财。所以，英国政府在战争甫一结束，就发布公告，禁止美利坚人西进。英国的贸易委员会认为，这一公告划分的界限对“保持美利坚的从属地位也是必需的”。这一决定自然引起美利坚人的愤怒，其效果形同废纸。
美利坚人与英国政府的龃龉也传染到了英国本土民众。很多英国人嫉恨美利坚人，因为殖民地富得太快太强大。早在1751年，富兰克林就预言说，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口的大多数将生活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如果英国人战前没有对未来的前景说什么的话，但从这时候起，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了。
176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蔗糖法案》，决定对大量进入美利坚的蔗糖、
咖啡、白酒及其他商品予以征税。不久后，海关的关税年收入就达到战前的15倍。
在此之前，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尝试对北美殖民地收税。按照传统习惯，殖民地关税由英国议会立法，其内部税收由殖民地立法。曾作为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殖民地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而强迫殖民地给钱，就像在一个敌国收捐，而不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对他们收税。”18世纪六十年代担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注意到了殖民地的意见，他在回应议会应该向殖民地收税的建议时说：“我将把这留给我的某些后任，他们也许比我更有勇气。”
罗伯特·沃波尔
《航海条例》对某些商品禁止进出口的条款，是为了调节贸易，并没有严重侵犯美利坚商人的利润。事实上，《航海条例》只被看作英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归伦敦管理的领域。但《蔗糖法案》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收入。该法案第一次使用了税收法案的标题，序言中也采用了税收法案的形式。这立刻引起了美利坚人的警觉，马萨诸塞议员詹姆斯·奥蒂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所坚持和被证实的权利》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专横地剥夺他人的财产，除非本人或其它代表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被课税。”
奥蒂斯的说法其来有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在他的《政府论》中明确表示：财产与生命和自由一样，也是一项天赋的权利。不经同意，人民的财产永远都不可剥夺。这并不是因为物质的价值高于其他东西的价值，而是因为任何这样的专横权力如果存在，人民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保障。
波士顿议会向英国议会写了一封陈情书，其中问道：“如果（伦敦）可以对我们的贸易课税，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土地，土地上的产品，以及我们所拥有和利用的每件东西收税呢？”
对英国人来讲，美利坚人关于没有代表权的抗议并不成立，他们认为，殖民地在英国议会“实际上是有人代表的”，每一个议员都是整个大英帝国利益的代表。但这种“事实”代表权的论述在美利坚却讲不通。因为，从开始定居的时候，殖民地议会就是由按照地域原则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事实”代表与（以地域为基础）的“真正”代表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殖民地与英国政治实际间长期的背离。
公允地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其居民都有义务向政府交税以支付其费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公共需求相对较少，殖民者有着较大的自由空间，所以，没有多少税赋负担；但一百多年后，殖民地扩大了、成熟了，出现了较多的公共问题，需要全社会成员交税来共同解决，然而大多数美利坚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迟早要来临的问题。
同时，人的自利本能，也使美利坚人以一种偏狭的实用态度处理与帝国的关系，他们规避《航海条例》是其本能，但在英法战争中，美利坚民兵在超出所属殖民地范围之外的消极表现，即便是其后代也表示遗憾。
虽然美利坚人从原则上都反对没有代表却要纳税，但他们却没有就共同反抗达成一致。殖民地很多议会都起草了抗议书，但是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商人团体抵制税收所涉及商品的倡议，也应者寥寥。因为《蔗糖法案》毕竟是一种间接税，其税负可以转嫁，很难说美利坚人的财产权受到了实质性的侵害。可是一年之后，当英国议会又提出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时，却为美利坚人统一意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对北美殖民地的所有印刷品、执照、证书和法律文书征收印花税。议会认为，这一税种税率较轻，应该容易征收。在英国本土，印花税每年收取10万英镑，英国政府希望在北美每年可以收取6万英镑，其用途按《印花税法》，“用在防卫、保护和保障殖民地的安全上。”
不错，印花税税率并不算高。但对当时商业还谈不上发达的北美殖民地来说，仍然是一项较重的负担。当时城里的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才3先令，但在报纸上登一份广告的印花税就要2先令，立一份遗嘱要5先令，一份卖酒的执照要20先令。印花税不仅伤害律师、商人、报纸编辑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而且也伤及到处理文书职员的利益，他们也被要求交税。这些人恰恰是对公众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更主要的是，印花税是一种直接税，它课税的目标是个人而不是进入海关的商品。对没有代表权的美利坚人课税很容易被视作是对他们自由权的侵犯。而且，该法案又规定，对于不遵守法律的人，将交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海事法庭审判，而该法庭不允许有陪审团，被告须自证清白，否则就有罪；这又是对美利坚人自由权的侵犯。
印花税法案几乎激起所有美利坚人的反对。弗吉尼亚议会率先要求英国取消印花税。马萨诸塞提议建立了一个跨殖民地的“印花税会议”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抗议案，强调印花税“令人难以负担，难以忍受。”“毫无疑问，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就是：未经他们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向他们征税。”
在民间，一些非正规的组织，如“自由之子”社，开始鼓动人们行动起来。在美利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未经法律允许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在波士顿，有人洗劫了印花税局局长的家。在纽约，激进分子贴出告示：“第一个分发或者使用印花税票的人，要小心他的房子、人身和财物。我们说到做到。”装有印花税票的船，在殖民地根本不能靠岸；被指派分发税票的人，也因担心生命安全而纷纷辞职。美利坚人还起来抵制英国货物。这一招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重要商人，他们也向议会施压，要求取消印花税。
英国议会围绕印花税的征与废展开了辩论。这时，推行印花税的格伦维尔内阁已倒台，亲美洲的辉格党人在内阁中占了上风。新任首相虽然赞成取消印花税，但却担心会留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决定在撤销的同时，再通过一项《权利申明法案》，以申明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享有全面的主权（课税权当然包括其中）；他们解释说，撤销印花税法，并非主权的放弃，而是出于主权行使的得宜与否（也即柏克的“拥有主权”与“行使主权”可分离的思想）。
1766年，议会就此展开了激辩。威廉·皮特坚持说，在任何意义上，美洲在下院都没有代表权，因之议会对北美的立法权中，是绝不能包括课税权的。格伦维尔则反对说，代表不一定出自实际的民选，就美洲的利益来说，议会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是它的“实质的代表”。并指责下院的帮派实际在煽动美洲的骚乱。皮特则回应说，北美人的抗税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又说在这一事件上压服北美，将毁灭英国的宪政。他建议说，英国对北美的立法权是无限的，这一点应予以申明，而印花税则应立即废除。
与此同时，殖民大臣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与北美人的争斗，有可能逼迫其投靠英国的敌人——法国或西班牙。在种种压力下，印花税终于被取消。同时还将一些对北美出口的商品课加的税收，也予以降低或取消。听到这一消息，美利坚人一片欢腾，对英国商品的抵制随即解除。他们相互祝贺：美利坚人勇敢地捍卫了原则。
美利坚人坚持了原则，同样英国人也没有放弃原则。英国人认为既然收直接税不明智，那么就收没有受到强烈抵制的类似《蔗糖法案》的间接税。1767年6月，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建议对进口到北美的玻璃、铅、画、纸和茶叶等商品征税。唐森德将美利坚人看作是不知感恩的孩子，说他宁愿看到北美变成“原始社会”，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们。议会通过了他的提案。
《唐森德条例》重新燃起了美利坚人已熄灭的怒火，他们迅速发起了新一轮抵制英国货物运动，此外，还大力发展殖民地的制造业，以减少进口。费城的一位律师，发表了“一份宾夕法尼亚农民给英属殖民地全体居民的信”。信中说：“让我们像一个本分的孩子一样行事吧，虽然这个孩子受到了敬爱的父母不应有的鞭打。”他明白表示，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收税。另一个费城人约翰·雷勒这样表述：“如果美利坚被没有美利坚人代表的议会征税，美利坚人就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奴隶。”
1768年，马萨诸塞议会向其他殖民地议会发了一封“通告”，表达了他们的“谦卑的意见”：《唐森德条例》“违反了他们天然的宪法权利。”英国对此的反应则是，命令马萨诸塞总督解散议会，并将两个团的英军调往波士顿。矛盾不断激化，1770年3月，发生了波士顿市民与英军造成5人死伤的流血冲突。
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
此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内阁改组，诺斯出任首相。新内阁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唐森德条例》带来的恶果。这一法案执行两年来，每年收入不足300英镑。而英国用于维持北美驻军的开销，则高达每年17万英镑。
对英国商品的抵制，也使其工商业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正如柏克所说：“专制政权是无能的筹款者。怎样积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种种压力之下，诺斯内阁决定修改《唐森德条例》，取消其中的5种商品的关税，但每磅3便士的茶税仍然保留，以作为英国主权的象征。一位英国官员自鸣得意地说：“一颗象征权利的胡椒子比百万颗无此意义的胡椒子的价值要高。”
这种做法其实是愚蠢的。这样的象征，以前或许可以保留，但经过《蔗糖法案》以来的对抗后，美利坚人已对英国产生了深刻的猜忌，自尊且敏感。顽固地保留茶税，会使双方对抗的重心由利益转向原则。而任何事情一牵扯到原则，当事双方就很难妥协了。以故柏克在下院的演讲《论课税于美洲》中说：“部分的撤销未带来部分的善果，只带来遍地的罪恶。”
之后，抵制英货的运动停止了。但对茶叶的抵制仍然在继续。表面上美利坚人安定下来了，但双方矛盾的核心问题并没有消除，星星之火，随时都可能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