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 狐说
阅读作为一种知识习得的过程，是人类心灵成长最美妙的时刻之一。其对学生的专业理论构筑、学术能力提升、社会责任铸就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网络传播研究》是我院传播学（网络传播方向）学硕的必修课程之一，一贯倡导聚焦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跨学科阅读，通过师生系统、精深地读书不断促进共同的学术成长。在这里，我们共同研读经典，碰撞思想，追求真理。
2024年春季，16位学生选修该课程。经过师生间商议，依据学生阅读兴趣划分了四个专题学习小组：网络传播与技术、网络传播与政治、网络传播与文化、网络传播与新闻业，组内共同完成书籍精读与阅读报告撰写，旨在实现对相关知识的系统理解；在书籍选取上，本学期采用教师推荐+学生自选著作的方式进行阅读，力求实现重要文献+兴趣导向文献的和谐统一。采用著作所涉学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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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宇
武汉大学
2023级传播学硕士
（网络传播方向）
研究兴趣：智能传播、人机交互、技术与情感
深读书目
易艳.传播机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英]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M].刘清山，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说明：本文引用内容主要来自上述著作。为便于阅读，未注明页码等信息。
全文共4927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情感对于新闻业意味着什么？以往的新闻与情感研究在理论视角上，主要建立在三个理论前提之上：第一是将互联网新闻业理解为一种延续而非变革的过程，第二是将情感视为一种个体的、稳定的反应而非即时性、情境化的表现，第三是认为情感现象是可复制、可观测的。然而，情感往往在表象上是高度情境化的，情感体验是在互动过程中被塑造的，这种情感互动关系最终会改变新闻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造成新闻的变革而非延续。由此可见，微观层面的研究再丰富，实际上也无法最终回应上述问题。
基于此，本文基于《传播机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和《后真相时代》两本书，聚焦于新闻生产背后的情感逻辑与具体的机制，从内在逻辑层面，试图回应上述问题，将新闻背后的情感机制进行“解蔽”。更进一步而言，情感作为切入对于新闻研究的视角到底是一种新的理论契机还是迷思呢？本文从这两本书中总结出新闻业情感研究的历史脉络、情感研究的理论基础、情感生产的策略三个核心逻辑，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历史追溯：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与张力
第一阶段：大众传播时代以来，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一直秉承着理性传播的诉求。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起，信息技术获得巨大突破，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渐运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加速了专业与业余界限的崩溃，冲击着新闻领域的稳定。“公众新闻”“参与式新闻”的出现，让情感重新回到新闻传播的逻辑框架中。
第三阶段：媒介技术进一步变迁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个人化和情感化地参与周围的世界。媒体形态的移动化，并且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使用频率的增加，正在迅速成为主要平台，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新闻机构已经实行移动优先战略。新闻传播强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连接。
第四阶段：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情感传播与理性传播从互补共生，发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阶段。“情感”和“理性”的新闻形式之间的二元区分逐渐被打破，情感传播并非理性传播的对立面，而是符合融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传播范式。
图1 新闻传播业中情感研究的变化（作者整理）
二、理论基础：情感作为新闻学研究的视角
（一）控制论视角
控制论视角下的情感研究分为三类：文化控制、社会控制和认同控制。文化控制属于建构主义的视角，该视角既强调文化“社会规范是情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承认文化规则虽然制约情感体验的形成和情感的表达，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文化控制
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A,R.)和肖特(Shou S)。前者以戈夫曼的拟剧论为基础发展出了“情感剧场理论”，认为受情感文化和理念的影响，角色在互动过程中遵从“感知规则(feeling rules)”和“展示规则”(display rules)。这里的角色主要指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肖特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扩展到情感主题的研究中来，认为个体是在社会规范与内在刺激所设置的界限内建构他们的情感。
2. 社会控制
更注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于情感的影响，反对文化规范决定情感的观点。该视角的代表有柯林斯(Collins，R)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肯普尔(Kemper.T.D.)的“权力--地位”模型，以及里维斯(Ridgeway，C.L)和伯杰(Berger，J)的地位预期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揭示出，在互动中具有权力和地位的个体会趋于得到高的情感回报。肯普尔的“权力--地位”模型试图为我们说明权力和地位的维持或改变会唤起个体特定的“结构性情感”。地位预期理论想要说明的是地位预期对情感动员与运作的重要性。
3. 认同控制
代表是斯特莱克(Styker，s.)，他首先将自我概念化为多重身份构成，并认为在等级排序中位于显要位置的身份趋于引导角色的行为，而情感会根据角色演出是否符合身份设定这一标准来激发个体规范自己的行为。
（二）交换视角
交换视角下的情感研究以交往网络的情感理论为代表。
该理论是以研究共同行为、情感反应和群体团结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这里的共同行为(joint activity)必须满足两个，即贡献具有非分离性、责任具有共享性。在共同行为中，行为体对共享资任感知得越深则越倾向于把行为的成败归因于所在的网络。具体说来，积极情感的归因有利于增加行为体对所在网络的黏度、消极情感的归因将促进情感的分离或疏远。
此外，在共同行为中网络连接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连接，另一种是消极连接在积极连接中，成功的交换有利于加强群体间的交换关系和情感联结，重复的成功交换有利于把网络转为一个群体。而在消极联结的网络中，成功的交换只有利于增强交换关系，不增强情感连接。而不成功的交换关系将阻碍群体的产生。当然，在网络向群体转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第三种情况，即行为体因为“身份”丧失而引发消极情感，从而发生脱离网络无法形成群体的现象。
（图源网络）
（三）综合性视角
不同于控制和交换视角，有的研究者提出“综合性视角”，其中乔纳森 H.特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他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试图融合、超越目前各种情感视角的社会学理论，打造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情感社会学理论。第二，他积极致力于将生物学引入情感的社会学分析，力图从进化论的角度为人类众多的情感特征提供科学的视角。关于交易视角下的情感，特纳提出人类会将至少五种交易需要生成对互动对象的期望状态，在这五种交易需要当中，自我实现需要和获益需要生成的期望状态得到越多的满足，互动之中的人越可能体验到正向情感并进行自我归因，同时对上述网络状态下的群体成员给予正向情感奖励。
表 1：情感研究视角的基本分类（作者整理）
三、情感策略：人类的四种核心情感资源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情感传播与理性传播从互补共生，发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阶段。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Wahl-Jorgensen 曾分析了普利策获奖新闻中的情感策略，提出了“情感性的策略仪式”。这种“情感性的策略仪式”并不是号召新闻记者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情感的表达是非常严苛地被规制的。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情感性的不偏不倚” (affective impartiality) 的概念，克劳斯认为“情感性的不偏不倚”并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它要求两种实践:第一是必须以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公共理性为基本框架。第二是换位思考, 公民通过“移情” (empathy) 的机制, 设身处地地看待不同的群体, 把所有受影响的当事人的合法情感考虑进去, 并把它们吸收进一个普遍化的立场 (generalized standpoint) 。易艳将情感分为基本的四类，包括同情心、爱、正义感和审美情感，如表2。肖珺通过分析路透社、新华网等不同国家对于亚运会的报道方式时发现，不同文化语境的国家在报道同一事件时采用了不同的情感策略。
表2：人类的四种核心情感资源（作者整理）
四、结语：新闻业中的情感转向与迷思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情感转向”，情感研究逐渐积淀了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各民族的交往心理时，曾多次谈到“情感”因素，认为其在传受双方的互动中会起到调节、甚至决定性作用。对于新闻生产与传播而言，“情感”作为内隐性要素，在传播的机制与逻辑上被遮蔽，而往往陷入“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的争论中。本文通过对于情感研究的视角、情感分类、情感机制等维度的细致分析，试图让新闻背后的情感机制逐渐“可见”。
从新闻与情感的关系来看，在平台社会、数字时代等新的技术语境下这些情感策略在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正在发生变化，这使得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产生了诸如“情感错位”等现实问题，但仍然不可否认，情感已经作为新闻生产与传播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正在成为新闻生产的“第六价值”。情感机制的“黑箱”亟待通过更多细致化的研究开启。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社交媒体自诞生起就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是为客观中立的新闻和信息生产服务，也不是作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中介，而是作为社交的一种全新的便捷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大量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情感归属感，是情感而非理性成为数字公众相互连接的动力，这恰恰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所要求的“理性公众”的反面。
（图源网络）
从新闻与情感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情感本身的多变性、难以测量性、分析框架有限性等问题又使我们对于新闻与情感的研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纵使是突破传统心理学研究的计算传播、情感分析等方法也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的“前进”，尤其是对于流动的情感等问题的考察，仍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其背后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面对加速化、流动化的社会与媒介之时，我们应当如何保证情感研究的有效性和解释力？这是值得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参考资料
1.易艳.传播机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2.[英]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M].刘清山，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3.张淳.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02):35-44.
4.蔡雯,汪惠怡.新闻传播中的情感:辨析与思考[J].青年记者,2023(12):9-12.
5.陈阳,周子杰.从群众到“情感群众”:主流媒体受众观转型如何影响新闻生产--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2,457(07):88-97.
6.李晓鹏,范静涵.媒介深度融合下新闻传播的“理性-情感”共融范式[J].中国记者,2023,(10):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