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 狐說
閱讀作為一種知識習得的過程，是人類心靈成長最美妙的時刻之一。其對學生的專業理論構築、學術能力提升、社會責任鑄就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網絡傳播研究》是我院傳播學（網絡傳播方向）學碩的必修課程之一，一貫倡導聚焦網絡傳播與社會發展問題進行跨學科閱讀，通過師生系統、精深地讀書不斷促進共同的學術成長。在這裡，我們共同研讀經典，碰撞思想，追求真理。
2024年春季，16位學生選修該課程。經過師生間商議，依據學生閱讀興趣劃分了四個專題學習小組：網絡傳播與技術、網絡傳播與政治、網絡傳播與文化、網絡傳播與新聞業，組内共同完成書籍精讀與閱讀報告撰寫，旨在實作對相關知識的系統了解；在書籍選取上，本學期采用教師推薦+學生自選著作的方式進行閱讀，力求實作重要文獻+興趣導向文獻的和諧統一。采用著作所涉學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個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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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宇
武漢大學
2023級傳播學碩士
（網絡傳播方向）
研究興趣：智能傳播、人機互動、技術與情感
深讀書目
易豔.傳播機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0.
[英]赫克托·麥克唐納.後真相時代[M].劉清山，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說明：本文引用内容主要來自上述著作。為便于閱讀，未注明頁碼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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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對于新聞業意味着什麼？以往的新聞與情感研究在理論視角上，主要建立在三個理論前提之上：第一是将網際網路新聞業了解為一種延續而非變革的過程，第二是将情感視為一種個體的、穩定的反應而非即時性、情境化的表現，第三是認為情感現象是可複制、可觀測的。然而，情感往往在表象上是高度情境化的，情感體驗是在互動過程中被塑造的，這種情感互動關系最終會改變新聞的生産與消費過程，造成新聞的變革而非延續。由此可見，微觀層面的研究再豐富，實際上也無法最終回應上述問題。
基于此，本文基于《傳播機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和《後真相時代》兩本書，聚焦于新聞生産背後的情感邏輯與具體的機制，從内在邏輯層面，試圖回應上述問題，将新聞背後的情感機制進行“解蔽”。更進一步而言，情感作為切入對于新聞研究的視角到底是一種新的理論契機還是迷思呢？本文從這兩本書中總結出新聞業情感研究的曆史脈絡、情感研究的理論基礎、情感生産的政策三個核心邏輯，進一步展開讨論。
一、曆史追溯：情感與理性的沖突與張力
第一階段：大衆傳播時代以來，電台、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的時候，一直秉承着理性傳播的訴求。
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起，資訊技術獲得巨大突破，計算機、網際網路等新技術逐漸運用于新聞傳播領域，加速了專業與業餘界限的崩潰，沖擊着新聞領域的穩定。“公衆新聞”“參與式新聞”的出現，讓情感重新回到新聞傳播的邏輯架構中。
第三階段：媒介技術進一步變遷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個人化和情感化地參與周圍的世界。媒體形态的移動化，并且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特别是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使用頻率的增加，正在迅速成為主要平台，而不僅僅是一種選擇。新聞機構已經實行移動優先戰略。新聞傳播強調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連接配接。
第四階段：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情感傳播與理性傳播從互補共生，發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階段。“情感”和“理性”的新聞形式之間的二進制區分逐漸被打破，情感傳播并非理性傳播的對立面，而是符合融媒體時代傳播規律的傳播範式。
圖1 新聞傳播業中情感研究的變化（作者整理）
二、理論基礎：情感作為新聞學研究的視角
（一）控制論視角
控制論視角下的情感研究分為三類：文化控制、社會控制和認同控制。文化控制屬于建構主義的視角，該視角既強調文化“社會規範是情感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也承認文化規則雖然制約情感體驗的形成和情感的表達，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1. 文化控制
該視角的代表人物是霍克希爾德(Hochschild，A,R.)和肖特(Shou S)。前者以戈夫曼的拟劇論為基礎發展出了“情感劇場理論”，認為受情感文化和理念的影響，角色在互動過程中遵從“感覺規則(feeling rules)”和“展示規則”(display rules)。這裡的角色主要指一個人的社會角色。肖特将米德的符号互動理論擴充到情感主題的研究中來，認為個體是在社會規範與内在刺激所設定的界限内建構他們的情感。
2. 社會控制
更注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之于情感的影響，反對文化規範決定情感的觀點。該視角的代表有柯林斯(Collins，R)的互動儀式鍊理論、肯普爾(Kemper.T.D.)的“權力--地位”模型，以及裡維斯(Ridgeway，C.L)和伯傑(Berger，J)的地位預期理論。互動儀式鍊理論揭示出，在互動中具有權力和地位的個體會趨于得到高的情感回報。肯普爾的“權力--地位”模型試圖為我們說明權力和地位的維持或改變會喚起個體特定的“結構性情感”。地位預期理論想要說明的是地位預期對情感動員與運作的重要性。
3. 認同控制
代表是斯特萊克(Styker，s.)，他首先将自我概念化為多重身份構成，并認為在等級排序中位于顯要位置的身份趨于引導角色的行為，而情感會根據角色演出是否符合身份設定這一标準來激發個體規範自己的行為。
（二）交換視角
交換視角下的情感研究以交往網絡的情感理論為代表。
該理論是以研究共同行為、情感反應和群體團結之間的關系展開的，這裡的共同行為(joint activity)必須滿足兩個，即貢獻具有非分離性、責任具有共享性。在共同行為中，行為體對共享資任感覺得越深則越傾向于把行為的成敗歸因于所在的網絡。具體說來，積極情感的歸因有利于增加行為體對所在網絡的黏度、消極情感的歸因将促進情感的分離或疏遠。
此外，在共同行為中網絡連接配接往往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積極連接配接，另一種是消極連接配接在積極連接配接中，成功的交換有利于加強群體間的交換關系和情感聯結，重複的成功交換有利于把網絡轉為一個群體。而在消極聯結的網絡中，成功的交換隻有利于增強交換關系，不增強情感連接配接。而不成功的交換關系将阻礙群體的産生。當然，在網絡向群體轉化的過程中也存在第三種情況，即行為體因為“身份”喪失而引發消極情感，進而發生脫離網絡無法形成群體的現象。
（圖源網絡）
（三）綜合性視角
不同于控制和交換視角，有的研究者提出“綜合性視角”，其中喬納森 H.特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代表。他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試圖融合、超越目前各種情感視角的社會學理論，打造出一個更具解釋力的情感社會學理論。第二，他積極緻力于将生物學引入情感的社會學分析，力圖從進化論的角度為人類衆多的情感特征提供科學的視角。關于交易視角下的情感，特納提出人類會将至少五種交易需要生成對互動對象的期望狀态，在這五種交易需要當中，自我實作需要和獲益需要生成的期望狀态得到越多的滿足，互動之中的人越可能體驗到正向情感并進行自我歸因，同時對上述網絡狀态下的群體成員給予正向情感獎勵。
表 1：情感研究視角的基本分類（作者整理）
三、情感政策：人類的四種核心情感資源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情感傳播與理性傳播從互補共生，發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階段。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Wahl-Jorgensen 曾分析了普利策獲獎新聞中的情感政策，提出了“情感性的政策儀式”。這種“情感性的政策儀式”并不是号召新聞記者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情感。情感的表達是非常嚴苛地被規制的。
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情感性的不偏不倚” (affective impartiality) 的概念，克勞斯認為“情感性的不偏不倚”并不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它要求兩種實踐:第一是必須以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則和公共理性為基本架構。第二是換位思考, 公民通過“移情” (empathy) 的機制, 設身處地地看待不同的群體, 把所有受影響的當事人的合法情感考慮進去, 并把它們吸收進一個普遍化的立場 (generalized standpoint) 。易豔将情感分為基本的四類，包括同情心、愛、正義感和審美情感，如表2。肖珺通過分析路透社、新華網等不同國家對于亞運會的報道方式時發現，不同文化語境的國家在報道同一事件時采用了不同的情感政策。
表2：人類的四種核心情感資源（作者整理）
四、結語：新聞業中的情感轉向與迷思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情感轉向”，情感研究逐漸積澱了哲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學、腦科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最新進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論各民族的交往心理時，曾多次談到“情感”因素，認為其在傳受雙方的互動中會起到調節、甚至決定性作用。對于新聞生産與傳播而言，“情感”作為内隐性要素，在傳播的機制與邏輯上被遮蔽，而往往陷入“理性”與“情感”二進制對立的争論中。本文通過對于情感研究的視角、情感分類、情感機制等次元的細緻分析，試圖讓新聞背後的情感機制逐漸“可見”。
從新聞與情感的關系來看，在平台社會、數字時代等新的技術語境下這些情感政策在與新聞生産與傳播的過程中正在發生變化，這使得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産生了諸如“情感錯位”等現實問題，但仍然不可否認，情感已經作為新聞生産與傳播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正在成為新聞生産的“第六價值”。情感機制的“黑箱”亟待通過更多細緻化的研究開啟。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的環境下，社交媒體自誕生起就不像傳統媒體那樣是為客觀中立的新聞和資訊生産服務，也不是作為公民和國家之間的中介，而是作為社交的一種全新的便捷方式來到這個世界。大量研究表明，社交媒體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情感歸屬感，是情感而非理性成為數字公衆互相連接配接的動力，這恰恰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所要求的“理性公衆”的反面。
（圖源網絡）
從新聞與情感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情感本身的多變性、難以測量性、分析架構有限性等問題又使我們對于新聞與情感的研究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縱使是突破傳統心理學研究的計算傳播、情感分析等方法也僅僅是在有限範圍内的“前進”，尤其是對于流動的情感等問題的考察，仍無法解決上述問題。其背後更大的問題在于，當我們面對加速化、流動化的社會與媒介之時，我們應當如何保證情感研究的有效性和解釋力？這是值得未來的研究中值得進一步讨論的話題。
參考資料
1.易豔.傳播機制中的情感因素研究[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0.
2.[英]赫克托·麥克唐納.後真相時代[M].劉清山，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3.張淳.從理性公衆到情感公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理論嬗變[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23(02):35-44.
4.蔡雯,汪惠怡.新聞傳播中的情感:辨析與思考[J].青年記者,2023(12):9-12.
5.陳陽,周子傑.從群衆到“情感群衆”:主流媒體閱聽人觀轉型如何影響新聞生産--以人民日報微信公衆号為例[J].新聞與寫作,2022,457(07):88-97.
6.李曉鵬,範靜涵.媒介深度融合下新聞傳播的“理性-情感”共融範式[J].中國記者,2023,(10):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