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电视剧里常常会看到太监宣布皇帝旨意：“择日秋后问斩……”
秋后问斩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定是秋天这个季节？为何不是冬日问斩、春日问斩呢？
“秋后问斩”的历史要从西汉时期说起。
秋后问斩与儒家思想
西汉中期，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而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独特“天人感应”的学说。
“天人感应”将一切自然发生的事情都跟天人的旨意相关，上天如果不满皇帝的旨意，则会降下天罚。反之如果上天对皇帝的政令满意，则会降下祥瑞。
董仲舒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
意思是上天是先赞赏、赞扬的，而后才选择刑罚、处罚。这刚好与时令季节相对应。
我们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秋天正是一年之计温度逐渐变冷，肃杀之气正在逐渐酝酿，可以选择执行死刑，以示威严。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同样记载:“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秋冬问斩”的习俗就由此被固定下来，更是被载入律令遵守。
“秋后问斩”这一头口俗语，最早在明清小说《水浒传》中出现，可见已经在广大百姓群体里广泛传播。
秋冬问斩与阴阳五行
除了儒家思想里提到，中国古代在阴阳五行说当中也提到这一思想。
按照中国古代的天命思想认为，处死犯人就是执行“天罚”，这是对人最大的惩罚。这是秉持上天的旨意，必须要符合上天的规定，就是所谓的天意。
《礼记·月令》中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和“孟秋之月，命有司，缮囹圄，具桎梏……”。
阴阳家们信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理论，这跟儒家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春季气候温和，万物萌生，春暖花开，适合播种和搞庆祝活动。而秋冬季节寒冷，冷风刮面，带有肃杀之气，正是实施刑罚的好时机。
古代思想家们的在行刑上都有同样的见解。
受到这些思想影响下，两汉法律专门规定行刑时间，一般死刑都不能在播种的立春，必须等待秋后处决，后来并逐渐固定下来。
秋后问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跟农耕息息相关的。秋冬一般为农闲时候，百姓一年到头难得的休闲时刻。
这一时候执行死刑，不用耽误农业生产，百姓也有时间去围观，由此达到震慑和威慑的作用，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唐朝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一般都是规定不能执行死刑的时间。
唐律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
唐律严格可见，在立春至秋分、断屠月和禁杀日都不得执行死刑，否则都要接受杖责和刑狱。
断屠月不是一个传统节日，而是跟中国佛教规定不准杀生的五月、九月和正月有关。
禁杀日即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讲究不能杀生要多做好事。
甚至对此还有其他更详细的规定，《唐律疏议》还规定在大祭祀、朔望、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等日子，都要停止死刑的执行。
大部分朝代都遵从秋冬行刑虽为历代都遵守的原则，但是在秦代等封建社会早期，礼法尚未形成，四季可以执行死刑的。
古代的刑罚
古代刑罚相比现代来讲，刑罚数量多，种类多。
最早刑法在西周时期就有规定，早《周礼·秋官·序官》中记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掌握“生杀大权”的秋官，正是对应着秋后问斩。司寇主管刑狱、纠察，地位类似于今天的法官。
其实在《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古代为了约束百姓，对刑法的设置起源很早，其中以“五刑”最为重要。五刑是古对犯罪者五种轻重不同的处罚手段，在历史发展中也不断变化。
秦朝时期的“五刑”指的是“墨、劓、荆、宫、大辟”五刑为主，隋唐后以“答、杖、徒、流、死”五刑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刑法，其中历朝历代的惩戒手段对比，明代的刑法最为严厉。
古代圣贤对刑法都是表示支持的态度，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出身于法家，但是都有主张用刑法去约束百姓。
也都十分关心，孔子曾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是说治国者关心国家的刑法，普通人关心的是实惠。
这在一定侧面上看出来，刑法成为了统治者的统治手段，符合阶级社会的需求，保持了统治阶级主宰生杀大权的特殊优待。
但是不论古代还是现在，刑法的设置都有体现对于人性的关怀，符合古代社会“仁”的核心价值观。
刑法目的是对人们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纠察，从而使社会和谐发展。
这里就可以说起唐太宗一口气放走四百名死囚犯的故事了。
唐太宗放走400名囚犯
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有记载这么一件事，在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冬，唐太宗统治时期。
恰逢百姓忙碌在准备迎接春节，而大理寺卿此时突然上奏说：“狱中有390名死囚将在来年秋后问斩，但这些人牵挂家中父母和弱妻幼子没有着落，日夜啼哭，怎么劝都劝不止，应该如何是好？
唐太宗把这事拿出来讨论，一部分官员建议提前用刑，还监狱一个清静，同时达到威慑作用。
唐太宗思索片刻，下旨将这些死囚们全部释放回家，以一个月为期，等他们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
这个举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不说这些死囚犯若是回到家中，继续危害一方，为非作歹，破坏公共秩序，且他们会不会回来还是另外一件事呢？
大家心里都满腹牢骚，但是只能遵从唐太宗的圣旨，将死囚犯放归家中。
第二年年元宵节，死囚回来报到之日，这三百九十名死囚一个都不少地回到了监狱，朝野都很震惊。
唐太宗看见他们全都诚实守约，是可以转变的良民，又下诏免去他们的死罪，改为流放边疆。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君主的仁慈和慈悲，对于死囚犯不是一味采取斩首等激进惩罚手段，而是以善教化百姓德行。
本来这是一桩美谈，但是自古以来趋生避死是人们的本能，这些死因从监狱逃出生天，却又全都视死如归，自觉返回狱中领死，听起来其中肯定是有蹊跷。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当然将在旁边做了批注，为此专门下了一篇文章《纵囚论》，推测其中的真相。
按照欧阳修的话来说，每个人都畏惧死亡。但是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死于大义，所以光荣赴死。
但是死囚犯都是小人中的小人，要他们从容赴死、视死如归，实在是太违背道理和情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欧阳修不相信这种“感化”，圣贤都没法做到一下子感化这么多小人，这种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让人难以置信。
最后，欧阳修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是：这个事情一定是作秀！
可能跟死囚犯事先有沟通：“释放了，就一定要回来，回来了，就一定会赦免罪行。”
所以最后通过这样的手段，上唱下和，欺瞒世人。死囚犯得到了宽恕，唐太宗得到了名声，看似皆大欢喜，但实际上是一种欺骗。
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欧阳修的分析非常赞同，并做了补充：死囚其实是逃无可逃，必须回归监狱。
他研究了唐太宗时期的律法，法律非常严格，执行什伍连坐相保。一人犯罪，宗族亲戚都要遭到牵连。
所以囚犯愿意回来，实在是因为律法太过严格，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虽然“纵囚”事件有伪有诈，并不值得过多赞誉。但是不妨碍我们后人会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能体会到君主在律法上的仁心。
死刑永远不是惩罚人的方法，而是教化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