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電視劇裡常常會看到太監宣布皇帝旨意：“擇日秋後問斬……”
秋後問斬有什麼講究嗎？為什麼一定是秋天這個季節？為何不是冬日問斬、春日問斬呢？
“秋後問斬”的曆史要從西漢時期說起。
秋後問斬與儒家思想
西漢中期，漢武帝大力推行儒學，而儒學大師董仲舒繼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創造出一套獨特“天人感應”的學說。
“天人感應”将一切自然發生的事情都跟天人的旨意相關，上天如果不滿皇帝的旨意，則會降下天罰。反之如果上天對皇帝的政令滿意，則會降下祥瑞。
董仲舒說：“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
意思是上天是先贊賞、贊揚的，而後才選擇刑罰、處罰。這剛好與時令季節相對應。
我們應當春夏行賞,秋冬行刑，秋天正是一年之計溫度逐漸變冷，肅殺之氣正在逐漸醞釀，可以選擇執行死刑，以示威嚴。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同樣記載:“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秋冬問斬”的習俗就由此被固定下來，更是被載入律令遵守。
“秋後問斬”這一頭口俗語，最早在明清小說《水浒傳》中出現，可見已經在廣大百姓群體裡廣泛傳播。
秋冬問斬與陰陽五行
除了儒家思想裡提到，中國古代在陰陽五行說當中也提到這一思想。
按照中國古代的天命思想認為，處死犯人就是執行“天罰”，這是對人最大的懲罰。這是秉持上天的旨意，必須要符合上天的規定，就是所謂的天意。
《禮記·月令》中記載“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和“孟秋之月，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
陰陽家們信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的理論，這跟儒家思想其實是一緻的。
春季氣候溫和，萬物萌生，春暖花開，适合播種和搞慶祝活動。而秋冬季節寒冷，冷風刮面，帶有肅殺之氣，正是實施刑罰的好時機。
古代思想家們的在行刑上都有同樣的見解。
受到這些思想影響下，兩漢法律專門規定行刑時間，一般死刑都不能在播種的立春，必須等待秋後處決，後來并逐漸固定下來。
秋後問斬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是跟農耕息息相關的。秋冬一般為農閑時候，百姓一年到頭難得的休閑時刻。
這一時候執行死刑，不用耽誤農業生産，百姓也有時間去圍觀，由此達到震懾和威懾的作用，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
唐朝的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一般都是規定不能執行死刑的時間。
唐律規定：“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于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待時而違者,加二等。”
唐律嚴格可見，在立春至秋分、斷屠月和禁殺日都不得執行死刑，否則都要接受杖責和刑獄。
斷屠月不是一個傳統節日，而是跟中國佛教規定不準殺生的五月、九月和正月有關。
禁殺日即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講究不能殺生要多做好事。
甚至對此還有其他更詳細的規定，《唐律疏議》還規定在大祭祀、朔望、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等日子，都要停止死刑的執行。
大部分朝代都遵從秋冬行刑雖為曆代都遵守的原則，但是在秦代等封建社會早期，禮法尚未形成，四季可以執行死刑的。
古代的刑罰
古代刑罰相比現代來講，刑罰數量多，種類多。
最早刑法在西周時期就有規定，早《周禮·秋官·序官》中記載:“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掌握“生殺大權”的秋官，正是對應着秋後問斬。司寇主管刑獄、糾察，地位類似于今天的法官。
其實在《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古代為了限制百姓，對刑法的設定起源很早，其中以“五刑”最為重要。五刑是古對犯罪者五種輕重不同的處罰手段，在曆史發展中也不斷變化。
秦朝時期的“五刑”指的是“墨、劓、荊、宮、大辟”五刑為主，隋唐後以“答、杖、徒、流、死”五刑為主。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不同刑法，其中曆朝曆代的懲戒手段對比，明代的刑法最為嚴厲。
古代聖賢對刑法都是表示支援的态度，雖然他們可能不是出身于法家，但是都有主張用刑法去限制百姓。
也都十分關心，孔子曾說:“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意思是說治國者關心國家的刑法，普通人關心的是實惠。
這在一定側面上看出來，刑法成為了統治者的統治手段，符合階級社會的需求，保持了統治階級主宰生殺大權的特殊優待。
但是不論古代還是現在，刑法的設定都有展現對于人性的關懷，符合古代社會“仁”的核心價值觀。
刑法目的是對人們的言行舉止進行規範、糾察，進而使社會和諧發展。
這裡就可以說起唐太宗一口氣放走四百名死囚犯的故事了。
唐太宗放走400名囚犯
在《資治通鑒》和《新唐書》都有記載這麼一件事，在貞觀六年(公元633年)冬，唐太宗統治時期。
恰逢百姓忙碌在準備迎接春節，而大理寺卿此時突然上奏說：“獄中有390名死囚将在來年秋後問斬，但這些人牽挂家中父母和弱妻幼子沒有着落，日夜啼哭，怎麼勸都勸不止，應該如何是好？
唐太宗把這事拿出來讨論，一部分官員建議提前用刑，還監獄一個清靜，同時達到威懾作用。
唐太宗思索片刻，下旨将這些死囚們全部釋放回家，以一個月為期，等他們處理好後事之後再自動回來受刑。
這個舉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先不說這些死囚犯若是回到家中，繼續危害一方，為非作歹，破壞公共秩序，且他們會不會回來還是另外一件事呢？
大家心裡都滿腹牢騷，但是隻能遵從唐太宗的聖旨，将死囚犯放歸家中。
第二年年元宵節，死囚回來報到之日，這三百九十名死囚一個都不少地回到了監獄，朝野都很震驚。
唐太宗看見他們全都誠實守約，是可以轉變的良民，又下诏免去他們的死罪，改為流放邊疆。
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君主的仁慈和慈悲，對于死囚犯不是一味采取斬首等激進懲罰手段，而是以善教化百姓德行。
本來這是一樁美談，但是自古以來趨生避死是人們的本能，這些死因從監獄逃出生天，卻又全都視死如歸，自覺傳回獄中領死，聽起來其中肯定是有蹊跷。
歐陽修編撰《新唐書》時，當然将在旁邊做了批注，為此專門下了一篇文章《縱囚論》，推測其中的真相。
按照歐陽修的話來說，每個人都畏懼死亡。但是君子之是以是君子，是因為他們明白自己死于大義，是以光榮赴死。
但是死囚犯都是小人中的小人，要他們從容赴死、視死如歸，實在是太違背道理和情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歐陽修不相信這種“感化”，聖賢都沒法做到一下子感化這麼多小人，這種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讓人難以置信。
最後，歐陽修給出了自己的結論是：這個事情一定是作秀！
可能跟死囚犯事先有溝通：“釋放了，就一定要回來，回來了，就一定會赦免罪行。”
是以最後通過這樣的手段，上唱下和，欺瞞世人。死囚犯得到了寬恕，唐太宗得到了名聲，看似皆大歡喜，但實際上是一種欺騙。
清代大儒王夫之對歐陽修的分析非常贊同，并做了補充：死囚其實是逃無可逃，必須回歸監獄。
他研究了唐太宗時期的律法，法律非常嚴格，執行什伍連坐相保。一人犯罪，宗族親戚都要遭到牽連。
是以囚犯願意回來，實在是因為律法太過嚴格，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
雖然“縱囚”事件有僞有詐，并不值得過多贊譽。但是不妨礙我們後人會看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能體會到君主在律法上的仁心。
死刑永遠不是懲罰人的方法，而是教化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