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宋朝的动物书写——以苏轼诗文所见为中心｜202407-01（总第2763期）

感谢刁培俊老师赐稿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6期，今据作者原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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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动物书写——以苏轼诗文所见为中心

文 / 刁培俊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摘 要：苏轼宦游一生，所历之地覆盖了北宋的大部分版图。其经历之广，观察之细，阅读之繁，描述之多，非庸常儒士所能比。由此，其作品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种类不一的动物，构成了苏轼视域下实在与意象的生物世界。其中“被书写”的有软体和节肢动物门的鳆鱼、蛤蜊、红螺，虾、蟹、蚊、蛩、蜂、蝶、蝗虫等；鱼纲则有鲂鱼、鲤鱼、鲈鱼、鳊鱼、鳜鱼、鲟鱼、鲫鱼、河豚、鮰鱼、子鱼、白鱼、沙鱼等；爬行纲的有蛇、壁虎、鼍、龟、玳瑁；鸟纲动物有鸡、雁、鹤、鹰、隼、鸥、鹭、燕、鹘、鹌鹑、鸬鹚、鹈鹕、鵩鸟、白鹇、鸺鹠、斑鸠、快活鸟、提壶鸟、五色雀、桐花鸟等；属于兽类（哺乳纲）的有牛、羊、马、猪、狗、鼠、虎、猿、狨、狐、鹿、麋、犀、獐、蝙蝠、鼯鼠、竹𪕋、牛尾狸，等等。就苏轼的存世文本解读和再现的这一历史景观，从而反思方法论意义上“历史上的动物转向”和“动物的自然史”。

关键词：苏轼，动物，写实、意象，动物的自然史

宋朝苏轼（1037—1101）在诗、词、文、书法、绘画各领域均有巅峰般建树，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标杆性人物。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眼界穷大千” ，其诗文中记录了大量的生物名目。更由于苏轼人生历经大江南北，“身行万里半天下” ，除在开封任职外，还辗转黄、惠、儋、杭、密、徐、湖、颍、扬、定等多地任职和生活。这一特殊宦游经历，使其诗文中的生物名目更为丰富而多元，颇能凸显区域性特征。而其诗文中写实与意象虚构的动物名目，则更多彰显了苏轼创作的无穷想象力，蕴含了诸多巧思妙悟。

按照通用的动物分类方法，就苏轼书写涉及到的动物种类，谨列表如下。

表1 苏轼诗文中所见动物

我们先按动物分类展开苏轼视域动物书写之具体呈现，然后再就不同区域之间动物分布加以考察，从而就苏轼之动物书写试做剖析，藉以辨别其中的写实与虚饰意象，探索“动物的自然史”方法论未来的适用性。

一、苏轼视域动物书写的分类

（一）无脊椎动物（软体和节肢动物）

苏轼诗文中映现的无脊椎动物包括鳆鱼、蜗牛、牡蛎、蛤蜊、红螺、虾、蟹、蚊、虻、蛩、蜂、蝶、蝇、白蚁、蝗虫、蜘蛛、萤火虫等。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曾经短暂知登州（今山东蓬莱），撰写《鳆鱼行》，并向友人滕元发赠送了“鳆鱼三百枚” 作为土物。鳆鱼即鲍鱼，登州地靠黄海，应是本地所产。在黄州时，他怀念杭州风物，吟诗有“脆酽红螺酱” ，红螺酱应当是以红螺所制作的酱菜。苏轼在岭南还食用蟹与蛤。他记录“久戒杀，到惠州，忽破戒，数食蟹蛤” 。

多水之地常常多蚊。苏轼在湖州就有“千顷菰蒲聚斗蚊” 之语。聚集的蚊常常成群结队，噪声扰人如雷，即“蚊雷”。苏轼在黄州时就曾说“独与蚊雷共圭荜” 。苏轼言徐州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蚊在苏轼笔下尚有各种别名，如豹脚、花鹰、白鸟。豹脚指一种脚部有花纹的蚊子，蜇人尤痛。苏轼之“不怕飞蚊如立豹” 与“风定轩窗飞豹脚” ，均写的是湖州之豹脚蚊。此外，苏轼“肯随白鸟过垂虹” 中的“白鸟”或指蚊子，乃是用典。苏轼还将蚊子比作鹰，称其“飞蚊猛捷如花鹰” ，后世遂有以“花鹰”喻蚊。

苏轼多次提及蜜蜂：在杭州有吟“蜜蜂未许辄先甜” ，于密州送春则言“蜜熟黄蜂亦懒飞” ；在开封南园，闭门春昼，听闻“惟有黄蜂喧” ；游徐州云龙山，又观“喧蜂集晚花” 。苏轼既有对蜂采集喧闹之状的描绘，还注意到了蜂脾蜜满，安静休憩，懒怠不飞的景象。

对于蜂所产之蜜，苏轼记载更多。陆游曾记载一则逸事：仲殊和尚嗜好食蜜，饮食多为蜜渍，旁人“多不能下箸。唯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苏轼在定州所见“蜜渍生荔支” 。据记载，苏轼在食用茯苓、何首乌、熟地黄等中药时，常有“入少白蜜”“炼蜜和入木臼”“蜜和丸”之语。此外，苏轼还曾经在黄州酿造蜜酒，该法传自杨世昌道人，以蜂蜜为原料酿制。宋朝已出现了人工养殖的蜜蜂，养蜂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轼曾言“山家为割千房蜜”，可能就是指人工养殖的蜜蜂。他还吟有“蜂闹黄连採蜜花”之句， 所言乃施州（今湖北恩施）所产之黄连蜜。

蜂蝶常常并举，当然蝴蝶的价值多限于观赏。苏轼笔下出现蝶的地点有：于凤翔延生观见“晚来蝴蝶入疎帘” ；于杭州寿星院看“伶俜寒蝶抱秋花” ；在徐州有“落花胡蝶作团飞” 之语；于开封观侍女“手弄黄花蝶透衣” ，可见蝶之分布广泛。夏蝉又名蜩，在苏轼笔下蝉鸣蜩吟亦处处可闻。开封“高柳鸣蜩午更喧”，徐州“荒林蜩蚻乱”，吴江“蝉声杂鸟声”，杭州“日高山蝉抱叶响”，真州“绿槐高处一蝉吟”。苏轼在惠州所见石盐木“坚若铁石”，且“白蚁不敢跻”， 出现了白蚁。

蝗灾往往绵延多地，为害颇广，苏轼曾言“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此京东馀波及淮浙者耳” ，蝗灾面积之广可见一斑。熙宁年间，任职杭州时，苏轼便曾捕蝗至浮云岭。他目睹并记有“熠耀亦有偶，高屋飞相追” 之景，应指夜空中闪耀飞舞的萤火虫。苏轼在过淮时，于舟中曾见蜘蛛，留下了“落月挂柳看悬蛛” 的诗句。

就历史书写意义上，我们反复斟酌苏轼诗文的内容，几乎每一则记载均难以发掘出动物的“自我告白”，呈现出动物自我的历史。

（二）鱼类（纲）动物

苏轼笔墨间的鱼类（纲）动物相当丰富，鲂鱼、鲤鱼、鲈鱼、鳊鱼、鳜鱼、鲟鱼、鲫鱼、河豚、鮰鱼、子鱼、白鱼、沙鱼等，均有出现。鳊鱼早在苏轼出川途经襄阳时就有所见，吟诗有《鳊鱼》。在《上堵吟》中，他特意描绘了当地“鳊鱼冷难捕” 。在游览凤翔大老寺时，苏轼亦有“池浚落河鲂” 之句。鲂鱼即鳊鱼。在润州，苏轼咏退圃曾言“一钩归钓缩头鳊” ，所指同样是鳊鱼，以肥美而出名。苏轼曾记载儋州放生鲫鱼之事。他购买了渔人所捕的21条鲫鱼，暂养于木盆中，最后放生于城北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面对“尚能微动”的鲤鱼，苏轼以瓮养之，“其死而食，生即赦之”。

苏轼在湖州曾品食鲈鱼，留下了“紫蟹鲈鱼贱如土” 的诗句。苏轼在惠州亦再次提及鲈鱼。儋州峻灵王庙旁山中所产“紫鳞鱼” ，可能是一种淡水鱼。鳜鱼分布广泛。在杭州时，苏轼曾经收到钱勰赠送的竹笋，感谢之余，他特意分享了自己“取笋蕈菘心与鳜相对” 的做法。朱寿昌向苏轼赠送了鲟鲊，乃是鲟鱼所制的食品。苏轼在金陵时曾有诗句写鮰鱼，即江团，这是长江中的一种特色鱼类。该鱼肉质鲜美，苏轼吟有“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㹠不药人” 之句，乃是以石首鱼与河豚比鮰鱼。石首鱼即黄花鱼。河豚是著名的江淮风物，虽有剧毒，但因滋味鲜美，多有人食之，苏轼所言“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每与人争河豚本不杀人，尝戏之，性命自子有，美则食之，何与我事” ，正是指此。

华南产子鱼。苏轼在开封收到过吕希彦所赠的子鱼，称之为“通印长鱼” 。这种鱼多产于福建莆田，滋味鲜美。据王巩记载，出身莆田的蔡襄“重乡物，以子鱼为天下珍味，尝遗先公，多不过六尾，云所与不过谏院故人二、三公耳” 。苏轼曾以“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漫多脂” 描绘其美味。宋人洪迈记载，苏轼创造了“通印子鱼”：该鱼起初作“长鱼”，苏轼为与黄雀相对，借用了“子”字，后人沿而用之。当地人甚至因而改“显应庙”为“通应庙”，以坐实此诗所言。白鱼是苏轼笔下的另一种知名鱼类。苏轼吟有“白鱼犹喜似江淮” 与“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 ，表明此乃江淮特产。苏轼在湖州（今浙江湖州）提及“淮鱼”，并吟“恣看修网出银刀” 。蜀地同样出产这种鱼，他吟有“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和“烂蒸香荠白鱼肥” ，或可明证。苏轼在黄州时，吴子野赠送给他沙鱼和赤鲤。沙鱼即鲨鱼。宋人杨彦龄认为鳆鱼（即鲍鱼）味美，便以沙鱼作比，“沙鱼翅鳔之类，皆可北面矣” 。朱寿昌曾赠送苏轼以鲟鲊。

鱼类多生存于水中，就前揭诸诗文所述，苏轼历史书写中的鱼类，它们能否自我表白并有可用于历史研究的文献存世，寻求其间的“动物的自然史”，我们颇感为难。

（三）两栖纲、爬行纲动物

苏轼视域的两栖纲动物只有蛙一种。华南一带，早在宋朝就有食用蛙类的习俗。苏轼特书一笔云“稍近虾蟇缘习俗” 。蟇即蟆，虾蟆便是指蛙。蜀地有食蛙的习惯。张世南舟过眉州，“见钓于水滨者，即而观之，篮中皆大虾蟆”，这一动物被当地人称为“珍味”。成都人最喜食蛙，不仅自己享用，亲朋好友还互相馈赠，做法就是将蛙“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

苏轼视域的爬行纲动物有蛇、壁虎、鼍、龟、玳瑁等。岭南地区居民吃蛇。宋人朱彧记载“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似相当普遍。苏轼于惠州有“何以侑一樽，邻翁馈蛙蛇” 之语，大抵也表明当地普遍食用蛙、蛇。苏轼在徐州还看见了蝎虎、络纬的身影。蝎虎即壁虎，又名守宫，形似蜥蜴，苏轼曾言“窗间守宫称蝎虎” 。熙宁十年（1077）三月，朝廷“内出蜥蜴祈雨法，试之果验” 。在徐州，苏轼写有闻“床下鸣络纬” 之句。络纬是一种昆虫，夏秋夜晚常振翅，发声如纺线之音，俗称纺织娘、络丝娘。鼍即扬子鳄，其鸣声如鼓，故有“鼉鼓”之称。仕宦之初，苏轼在游览凤翔东湖时吟诗“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 ，在无锡道中曾听闻“鼍鸣窟中如打衙” 。苏轼在华南地区见到的爬行动物还有龟。

爬行纲动物极可能将其生活历程留存于世，但是，如何就“动物的自然史”而深入探考，就前揭苏轼历史书写中的文献而言，似无从措手。

（四）鸟纲动物

出现在苏轼诗文中的鸟纲动物相当繁多，譬如鸡、鸭、鹅、雁、鹤、鹰、隼、鸥、鹭、燕、鸽、鹘、鹌鹑、鸬鹚、鹈鹕、喜鹊、乌鸦、鵩鸟、白鹇、鸳鸯、鸺鹠、斑鸠、黄鸟、快活鸟、姑恶鸟、蕲州鬼、提壶鸟、百舌鸟、五色雀、桐花鸟、鵁鶄、竹鸡、杜鹃等等。鸡较为常见。在杭州山村，苏轼就曾听闻“烟雨濛濛鸡犬声” ；于武昌西山则诵有“笳鼓过军鸡狗惊” 之语；而在惠州，因连日降雨，窘迫到只能“人随鸡犬上墙眠” 。苏轼吟诵“老鸡卧粪土，振羽双暝目” ，惟妙惟肖地描写了鸡扬翅洗浴之景。早在嘉祐年间，苏轼出蜀，途经襄阳（今湖北襄阳），曾作《食雉》诗一首。在海南儋州，苏轼“十日一遇黄鸡粥” 。

在苏轼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鸟类，还包括雁、鸥、乌、鹊，等等。乌、鹊常常并举，乌即乌鸦，鹊乃喜鹊，两者都是鸦科动物，颜色、体型相近。在杭州，苏轼有句“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 ；在黄州时则吟有“未许牛羊伤至洁，且看鸦鹊弄新晴” 之语；记眉山旧事则言“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拏” ；在惠州迁居白鹤峰，吟有“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 。嘉祐年间，苏轼父子兄弟出蜀，途经巫山，见乌鸢众多，在舟上取食，而人不曾加害；在颍州时，他陪同欧阳脩游览西湖，有见“城上乌栖暮霭生” ；过淮经泗州时，他描绘“饥鸦舞雪城” 之景；于开封当值，他又诵有“东台瞑坐觉乌飞” 之语。喜鹊也同样多见，在苏州虎丘，苏轼吟有“喜鹊翻初旦” ；于徐州则有“坠巢乳鹊拳新竹”的诗句。

宋人在野外还能经常目睹鹤的身影。苏轼在凤翔于溪边见之，吟有“溪边野鹤冲人起”；游湖州道场山、何山，闻“至今山鹤鸣夜半”；在杭州长老院则感叹“惟有孤栖旧时鹤”；而在惠州更见“孤舟鹤踏翻”之景；在儋州又见“玄鹤舞长翮”。这里的玄鹤，或即灰鹤。苏轼在润州写有“落红处处闻啼鴂” 之语。杜鹃鸟即子规，即鴂。鹘鸟是鹰隼一类。苏轼与李委泛舟赤壁之下，李委吹笛，风起水涌，“山有栖鹘，亦惊起” 。鵁鶄是水鸟，又被称为池鹭。元丰七年（1084）上巳日，苏轼出游，见到了“对立鵁鶄相媚妩” 。

鸺鹠是常见于中国南方的一种鸮类，别称为小猫头鹰。苏轼在惠州曾“夜枕闻鸺鹠” ，在儋州又听闻“孤城啸鸺鹠” 。有关白鹭，苏轼在惠州时写有“北渚集群鹭” ，他晚年北归经过海南澄迈，留下了“贪看白鹭横秋浦”和“杳杳天低鹘没处” 之句。在惠州时，苏轼曾收到表兄程正辅馈赠的黄雀。他曾言“披绵黄雀漫多脂” ，应是用来食用。燕是常见鸟类，苏轼在儋州有“新巢语燕还窥砚” 之句。岭南地区还有白鹇，该鸟翎毛长而华丽，体色洁白，有黑色花纹，面部为红色。苏轼曾提及，陈绎在广州时“以公使谷养白鹇” 。嘉祐年间，在过秭归（今湖北宜昌）新滩时，苏轼见到了鸬鹚与白鹭，写有诗句“鸬鹚不敢下，飞过两翅轻。白鹭誇瘦捷，插脚还攲倾” 。鵩鸟为猫头鹰一类，叫声如狐，苏轼于杭州秋夜曾闻其声，曾言“窗前有栖鵩，夜啸如狐狸” 。鸢乃鹰科猛禽。苏轼在苏州虎丘寺留下了“愁鸢蹲落景” 的诗句。

苏轼在徐州所见的鸟类较多。野鸭即凫，多与雁并举，是为“凫雁”。在徐州桓山，苏轼见“凫雁先拍拍” ；游百步洪，渔夫呼叫而凫雁惊飞，即“水师绝叫凫雁起” 。提壶鸟鸣声酷似“提葫芦”，便以声命名。苏轼在游览张山人园时，吟有诗句“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 。鹰乃是猛禽。苏轼在徐州时便见到武将“狄生臂鹰来” 。在当地，苏轼还提到了用于祭祀祈雨的鹅，即“宰鹅祈雨法” 。苏轼曾言“（鹅）有祈雨之厄” 便是指此。在徐州祈雪时，他吟有“苍鹅无罪亦可怜” ；与此相关，郡中同僚贺雨时，他也有言“而况刑白鹅” 。

苏轼视域还见到了两种奇特的鸟类，其一为倒挂子。这种鸟“绿毛，红喙，如鹦鹉而小”，为苏轼在惠州所见。他对该鸟多有描绘，留下了诸如“绿衣倒挂扶桑暾”和“倒挂绿毛么凤” 等句。除了倒挂子，苏轼笔下另一种特殊的鸟是五色雀。他在儋州作有《五色雀》一首“海南有五色雀，常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焉”；该鸟毛色多样，“青黄缟玄服，翼卫两绂朱” ，即有青、黄、黑、红诸色。据苏轼所言，这种鸟还能预示晴雨，或可说是祥瑞之鸟。苏轼在惠州游览白水山时，也吟有“仙山一见五色羽” 之句，这里的五色羽或许即为后来所见的五色雀。

苏轼所见的鸟类动物还有桐花凤、鸬鹚、山胡鸟、鹘鸟、鹰等。桐花凤是蜀地的一种小鸟，相传因集于桐花而得名。唐人张鷟就有相关记载：“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 苏轼在回忆其母程氏不伤害鸟雀的逸事之时，也留下了旧居“有桐花凤四五百，日翔集其间” 的语句。此外，他还在诗文中回忆“故山何所有，桐花集么凤” 。

苏轼在黄州所见鸟类颇多。他特意作《五禽言》诗，记录了当地五种特别的鸟类。禽言，即将鸟鸣声与人语对应，借鸟鸣而发幽思。禽言诗中的鸟常常以鸣声命名。苏轼所写之五种鸟分别是蕲州鬼、布谷、快活、蚕丝一百箔、姑恶。其中布谷即杜鹃，又名子规，黄州当地人因其鸣声也称之为“脱裤”；姑恶是一种水鸟，或为现在的苦恶鸟，其声凄恻。其余三种暂难考辨。这种以鸣声名鸟的做法，还可见于竹鸡。该鸟又名为泥滑滑，乃因鸣声类似此音而得名。苏轼在黄州写有“泥深竹鸡语” 之句。他还在“泥深厌听鸡头鹘”下注明，蜀地人称呼鸡头鹘为“泥滑滑”。

俗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是，就苏轼诗文中的动物历史书写而言，如何让这些天上飞的动物“留声”，并以之探究确难“历史上的动物转向”及其“动物的自然史”，还待更多考察。

（五）哺乳纲动物

苏轼视域之中的哺乳纲的动物主要包括牛、羊、猪、狗、鼠、马、豺、狼、虎、猿、狨、狐、鹿、麋、犀、獐、蝙蝠、鼯鼠、竹𪕋、牛尾狸等等。宋朝的牛多用来耕地。在黄州东坡，苏轼就“买牛一具，躬耕其中” ，并说“行地之必用牛马” 。牛之皮、筋、角等均可用于制作军需器具，即“近者军器监须牛皮” 。用来制作如“牛酥”一类乳制品，自然也是牛的一大用途，如苏轼所吟“牛酥煎落蕊” 。牛在古代还用以祭祀，苏轼过秭归新滩（今湖北秭归）时，有诗云“赖此牛酒盈” 。苏轼还记载了岭南普遍存在的杀牛风气，“海南为甚”，当地之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海南杀牛之数颇多，甚至“耕者与屠者常相半”。宋朝的牛以南方为胜。黄州多产水牛，即苏轼于“为买乌犍三百尾” 下注之“黄州出水牛”也。故而苏轼在东坡躬耕时所买之牛，可能也是水牛。该牛毛色乌黑，可以典故“黑牡丹”称之。某日，该牛生病，苏妻王闰之诊断后认为，“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苏轼幽默地将此事形容为“老妻犹解接黑牡丹”。岭南地区无疑也多牛，苏轼所言之“牛羊满空渎” ，正是惠州之景。

苏轼笔下的马出现较为频繁。苏轼曾提及产于麟州（今陕西神木）的骏马，即“子河骏马方争出” 。他还见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所产之“肉騣马”，这是一种“騣如牛，颌下垂胡侧立，颠倒毛生肉端” 的马，应也属骏马之列。苏轼在京为官时，曾多次被朝廷“赐马”，如在元祐元年（1086）、四年、六年及七年，苏轼均写有对赐衣金带马的谢表。其中的前两次，苏轼均获赐衣、金腰带、金镀银鞍辔及一匹马。由于多次获赠，苏轼还曾将多余的马匹转赠给李廌，并书写凭据，以防李廌将来卖马无凭。

宋朝高层多食羊肉，羊肉的做法各异，以《东京梦华录》所载之开封城为例，有旋煎羊白肠、入炉羊、羊头签、软羊诸色包子等。在儋州时，苏轼就曾回忆汴梁生活“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吕大防曾记述云：“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 南宋陆游描述蜀地推崇苏轼作品之风，有一谚语：“苏文熟，喫羊肉；苏文生，喫菜羹。” 此之可谓宋代食羊之风的绝佳注脚。宋人也将产于契丹等北国之羊引入国内。苏轼在密州时，谈及当地“剪毛胡羊大如马” ，所指应是这类。另外，在北地所产之羊中，有“卧沙羊”一品。曾雄生认为，这正是苏轼所言“卧沙细肋吾方厌”之“卧沙细肋”，也即产于同州、华州等地的同州羊。苏轼的故乡蜀地也豢养羊。苏轼本人早年也曾亲自放牧羊，即所谓“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 是也。另外，其贬居地黄州“羊肉如北方” ，可见当地同样盛产羊。苏轼更于黄州获悉：当地牧民驱赶羊群至贫瘠之地，认为这种地方“草短而有味，羊得细嚼，则肥而无疾” 。闽、广地区则有野羚羊，苏轼北归途经韶州（今广东韶关）时，收到了冯祖仁赠送的“羊边” 。

猪与羊虽同为重要的肉食来源，但在北宋，两者有一定的差别。以苏轼为例，其在开封时多食羊肉，而在黄州有言“黄州好猪肉” ，于儋州更是“五日一见花猪肉” 。贬谪迁居之时，为钱财所困，苏轼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价格相对较低的猪肉食用，“每日一肉” ，抑或非下等民户所能致者。在苏轼的故乡蜀地，食用猪肉乃常见之事。眉山当地人聚众劳动，每年七月都“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 。当时也有一些地区以美味的猪肉而闻名于世。早在岐下时，苏轼就曾听闻“汧阳（今陕西千阳）猪肉至美” ，并命人购买。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对于如何食猪肉亦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烧猪需“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即应以火慢炖猪肉，后世所言之“东坡肉”就由此化出。此外，苏轼还曾将芜菁与猪肉一同烹煮。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时，苏轼曾向友人李公择赠送笋与芍药，并赋诗两首，其中有句“我家拙厨膳，彘肉芼芜菁” 。在黄州时，苏轼特意向堂兄苏子安告知自己近况，在信中他记录了两种制作猪肉的方法，即“煮猪头，灌血腈” 。“血腈”应是猪血精肉制肠。食用猪头与血肠可能是川地风俗，苏轼形容两菜有“太安滋味” 。

苏轼视域内哺乳动物有狗。苏轼在儋州时豢养了一条名曰“乌觜”的狗，或是因为该狗嘴部为黑色，故而名之。当然，这种命名方式或许也参照了“黄耳传书”的典故。黄耳乃陆机之犬，聪明机灵，据传能为主人往返传书。苏轼大抵希望乌觜能够像这位“犬中前辈”一样伶俐聪慧。事实上，该犬也的确颇为机灵，通人性。苏轼得知自己被朝廷宽赦后，该犬“掉尾喜欲舞” ，与主人同乐。在惠州，因龙卷风肆虐，出现了“人随鸡犬上墙眠” 的情况。在武昌西山，苏轼吟有“笳鼓过军鸡狗惊” 之语；武昌之犬与海南之牛一样，有被杀戮之灾。苏轼特意作《记徐州杀狗》，所言正是“（徐州）厢界有杀狗公事” 。兔也是常见动物。元丰二年（1079）人日，苏轼等十人于徐州城南会猎，同样可能猎取到了兔，所谓“得兔不暇燎” 即是。

哺乳动物老鼠和蝙蝠也出现在苏轼视域之中。元丰三年（1080），苏轼夜宿黄州禅智寺，吟有“佛灯渐暗饥鼠出” ，描述传神，生动形象。蝙蝠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苏轼在杭州、湖州、濠州均有见之。蝙蝠常常以“仙鼠”之名出现。苏轼游杭州洞霄宫，写道“洞中飞鼠白鸦翻” 。苏轼在湖州卞山龙洞祈晴时，也留有“飞鼠翻白鸦” 之句。“飞鼠”与“白鸦”或许均指蝙蝠。在途经濠州涂山、荆山时，苏轼与苏迨、苏过父子三人一同游览，“归时蝙蝠飞” 。

豺、虎这类猛兽均生活于山林中。苏轼过宜宾（今四川宜宾），言此处“路有豺虎迹” 。依据文榕生的研究，老虎分布广泛。程民生则指出，北宋除了京师开封府外，其他诸路都有老虎分布。

蜀地的狨，即金丝猴。在开封，苏轼曾经收到杨礼先、李廌赠送的狨皮。何业恒研究表明，古代金丝猴分布地域由北至南，跨渭河、长江、珠江、澜沧江等流域，分布范围更广于现代。直到在18世纪以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金丝猴的分布领域开始急遽缩小，体现出“人进兽退”的特点。据此可知，北宋时金丝猴应有较为广泛的分布。人们猎杀金丝猴取皮，用以制作各色物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狨座”，即以狨皮制作的坐褥。依据朱彧记载，这种制品仅“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许用”；用作此物的狨可能是川金丝猴，因为该狨“生川中，其脊毛最长，色如黄金”。据程民生研究，受质量、大小等因素的影响，绒皮的价格也有所变动，从一至五、六贯不等，绒座的价格曾高达百贯，但在南宋前期价格有所下降。

兔、狐乃苏轼在司竹监苇园狩猎时所见。治平元年（1064），苏轼留下“黄狐老兔最狡捷……风回焰卷毛尾热，欲出已被苍鹰遮”之语；狩猎者满载而归，“鞍挂雉兔肩分麚”。麚即公鹿。这里的鹿种类不明，但根据何业恒的研究，晚至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周边依然出产麋鹿，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当地还有野生的梅花鹿。历史上包括黄州在内的湖北地区一直盛产麋鹿，黄冈县在明朝弘治时期仍有关于麋的记录，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时史阙有间，野生的麋或已无迹可寻。梅花鹿在诸历史时期也都广泛见于湖北境内，一直到20世纪，当地都有野生梅花鹿。鹿、獐乃黄州当地盛产之物，苏轼言黄州一带“猪、牛、獐、鹿如土” ，便是例证。苏轼在途经郿县南山盘龙寺时，有“月黑惊麏窜修竹” 之语。麏为獐子，也是鹿科动物。獐分布较为广泛，古时宝鸡、凤翔、岐山等地均有此兽，但如今在陕西，野生獐已踪迹难寻。

鼯鼠又名飞鼠，熙宁七年（1074）除夕夜，苏轼有句“饥鼯嗅空案” ，应当是在密州所见。竹𪕋，即今人所知之竹鼠，属于啮齿动物，可以食用。苏轼所得之竹鼠，乃“野人献竹𪕋，腰腹大如盎” ，或是一只较为肥硕的竹鼠。竹鼠因以竹为食而得名，虽然其食谱并不局限于竹，但其分布多与竹林分布有重叠。何业恒就曾经通过研究竹鼠的分布区域，来探讨古代竹林的分布情况。盩厔县设有司竹监，专门打理凤翔的官竹，凤翔之多竹由此可见一斑。故而，此地出现竹鼠，并不令人奇怪。

牛尾狸，又名玉面狸，即果子狸，滋味鲜美，食用历史相当悠久。牛尾狸被宋人视为馈赠佳品。苏轼在黄州将之赠送给当时知黄州的徐大受。梅尧臣写其故乡宣州之佳味，就有“雪天牛尾狸” 之语。江西地区尤其盛产牛尾狸，苏辙记录筠州风物，作《筠州二咏》，其一便是写牛尾狸。在这一地区的文人圈内，馈遗牛尾狸的行为相当普遍，如周必大、刘克庄、杨万里等人都有收赠该狸的记载。

要之，苏轼视域的动物种类相当丰富，钩沉索隐之间，似乎确难“历史上的动物转向”和“动物的自然史”。

二、苏轼视域动物书写的虚与实

本文使用苏轼诗文作为基础史料，自然受文学作品特性之影响，其中有历史真相之写实之笔，也难免作者的虚化、用典、假借和意象，更难免偏颇的见与不见。虽然前者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后者同样不能忽视，对意象书写的探究或有助于揭示宋代社会生活中文化元素的嬗变。两者相合，方是苏轼视域下完整的动物世界。当然，就记载北宋动物的文本类别而言，尚可有地方志、正史、笔记小说、文人文集等等不同的来源，或可因形态各异而相互印证。譬如，苏轼笔下的黄鸡即具有一种特殊的意象。苏轼引用这一典故，异于前人，反“时光易逝，而人易老”之意用之。再者，苏轼笔下之马千姿百态，亦有丰富的文学内涵。苏轼一生中为数量众多的画马题跋，而今存世者相当罕见。他笔下之马神态各异：普通平凡、负重行路者有之，多写日常行路生活；矫健俊美、迅疾快速者亦有之，多用以喻人；更有瘦弱憔悴之病马羸骖，这一特殊的病兽意象，常常体现了苏轼对现实生命的思考。

在苏轼笔墨之间，牛也拥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卖剑买牛”“羊牛下来”“带牛佩犊”“牛马风”等与牛有关的典故，俱被他频繁使用。此外，他也多以“老牛”“羸牛”“磨牛”自喻，常写人生穷苦、境遇困厄。

在苏轼笔下，另一种广泛出现的鸟类，鸥鸟，是常见的水鸟，主要栖息在湖泊、河流附近。这种鸟在《列子》中已有出现，相关记载衍生出“鸥鸟忘机”之典。在苏轼笔下，鸥鸟屡屡出现，涉及多个地点，其间写实与意象或兼而有之：苏轼与时在京东路李邦直唱和，言其“日向城南看浴鸥” ；游湖州何山，亦有见此鸟，吟称“坐羡轻鸥矫” ；他游武昌西山，又“坐看鸥鸟没” ；饮于颍州西湖，苏轼赏“水天鸥鹭静” 之景；而在惠州，则又有见“江鸥渐驯集” 之状。景中有人，人中有景，虚实难辨。

在苏轼笔下，诸种鸟类的出现频率都明显逊色于鹤与雁。这两种鸟均是候鸟，有迁徙的习性。其中，雁的迁徙性更为人熟知。故而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常有北雁南翔之语。对于屡遭贬谪的苏轼而言，“归雁”无疑是特殊的意象，尤其在被谪海南后，他更将怀人、思乡之情寄托于北归的鸿雁之上。

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摹写，归雁、飞鸿、北雁、南飞雁等，都是常见的固定意象，虚中有实，虚实结合，往往难以辨别。出于严谨性、追求历史真相的考虑，本文将列举苏轼笔下，一些现实指向性较为清晰的雁：苏轼游凤翔凌虚台，见“台前飞雁过”；游徐州云龙观，观“惊飞堕伤雁”；登无锡惠山，又“仰见鸿鹤翔”；过河南新息，吟诗“竹陂雁起天为黑”；写惠州江畔，则言“水暖鸿北翥”。等等（诸如此类？），我们都在虚实相间的理念中，将之呈现出来。

鹤、雁有时并提，两者同样是具备深厚文学意蕴的动物。因其优雅的体态、高洁的寓意，鹤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眼。在汉代，便出现了“鸣鹤之士”一词，指的是有才德而未出仕的贤者。自唐宋以降，士人常常豢养、调教鹤用以观赏。在养鹤风气的推动下，《相鹤经》一类的书籍广泛传播。苏轼于定州所作的《鹤叹》，便描绘了在园中饲养的鹤。及至宋徽宗朝，鹤的地位上升，它的出现常常被视为祥瑞而加以庆祝。这一现象可能与宋徽宗对道教的推崇有关。至此，基于其观赏价值、文化意义，鹤衍生出了别样兴味。与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鹤的价格不断攀升。在北宋末期，因花石纲所需，官员们不得不采购鹤，甚至因此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地区的白鹤每只贵至千贯。古人对于鹤的分类是比较模糊的。经过对方志等记载的研究，文榕生认为，被古人称为“鹤”或“白鹤”的，应该多指丹顶鹤。但具体到苏轼笔下，由于出现的鹤大多不具备鲜明的指向性，故而很难判断他所言之鹤究竟属于哪一种类。更何况苏轼写鹤以典故性、比喻义的虚指为多。在他笔下，鹤常用以描写人体态清癯消瘦，即为“鹤骨”。此外，“北山猿鹤”“鹤归华表”“华亭鹤唳”等，俱是苏轼笔下与鹤有关的常见典故。

Robert Hans van Gulik (高罗佩)对中国诗文中“猿啼”等猿意象做了细致考证，并在《长臂猿考》中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猿”意象的嬗变。他认为，在公元14世纪之前，因为长臂猿的栖息地相当广泛，人们对这一动物也不陌生，故而此时诗文中的“猿”就为长臂猿；此后因气候变化、森林破坏等缘故，长臂猿的分布界限不断南移，数量也变得越来越稀少，“猿”字开始出现混用，即逐渐用来指代狒狒、猕猴等其他灵长类动物。高耀亭等人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依此而言，“巫山猿啼”的典故由来已久，苏轼曾途经三峡一带。在犍为（今四川犍为）时，他曾吟“山猿悲啸谷泉响” ，所写所闻正是猿啼。

此外，在惠州时，苏轼还提到一种较为特殊的动物，即犀。犀乃犀牛，其角可以用来制作各类饰品，尤其以腰带装饰为出名。岭南地区应当有犀牛，不过，苏轼在此并无关于见、闻犀牛的记载。他所提之犀，乃是为营造惠州两新桥而捐出的犀带，所谓“叹我捐腰犀” 。该句即指苏轼捐犀带帮忙营造桥梁。苏轼的犀带应是朝廷所赐，乃功名利禄之象征。故而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在儋州与人饮酒时，苏轼尝作诗言“鹤鬓惊全白，犀围尚半红” ，表明自身虽贬谪，但尚未被褫夺封赐。这里有关鹤、犀的描述，无疑都蕴含虚化之意象。

要之，虽前文罗列、举证了苏轼笔墨间存在的不同动物种类，但是，其间亦多属虚实相应，一一分辨，清晰呈现，洵为不易。进而言之，当下诸多动物史研究作品的比勘文献，再三举证，恐亦须持此一理念，反复审视分辨之。而若就此探究“动物的自然史”，似颇陷方法论之困窘。以文献考订为方法、以名物考订为目标的动物文献学研究，能否名之曰“动物史转向”视域的学术研究，尚需学者再行拓展和创新。

三、历史上的动物转向、动物的自然史与动物史学

“动物转向”是近40年欧美学界兴起的一股学术浪潮，学者或认为，这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受到了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的直接倡议，所以赋予动物以主观能动性，或称之为新动物史、批判动物研究，是“去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下的新的探索理路。在此之前，在欧洲肇兴的近代自然史时代，对动物史重视文献考订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着重于对动物的分类、分布进行详尽地观察和描述，对于野生动物尤其关注，或可谓之“动物的自然史”。中国博物学传统中，有关动物的研究应该被视为前现代史学（premodernhistoriography）中的动物历史研究，即以文献考订为方法、以名物考订为目标的动物文献学研究（textual studies of animals in history）。

近年以来，学界有关动物史的议题，成果丰硕。譬如，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切特·凡·迪泽撰《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杨斌著《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邹振环撰《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Edited by Jennifer Bonnell and Sean Kheraj.Traces of the Animal Past——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Animal History（《雪泥鸿爪：动物史中的方法论挑战》，Alberta of Canada：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22），尤其是 Robert.B.Marks（马立博）撰《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成果繁富，但是，对前揭开创性成果的初步了解，给人印象却存在学者们多忽略动物历史书写隐含的种种陷阱。如此，揆诸中国宋朝历史之实况，以及天水一朝存世文献既有面貌，我们以为，持“以今准古”的观念回溯，难免扞格隔阂；以宋人的视域为“再现”北宋时期动物历史之现场，或可更能揭示传统中国之真相。

取法乎“动物史学”而警惕其方法论之得失，并非执着于建构“动物的自然史”，持前现代史学中以文献考订为方法、以名物考订为目标的动物文献学研究法，对苏轼视域内的各类动物进行汇总、分类与阐释，与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记载相比、与前代后世的相关记载相比，或能寻找出动物品类和社会环境变迁某些痕迹。将之与北宋时期社会经济进程的诸多关联，以重现中国11世纪前后的生物世界及生态环境，持长时段、整体史之视野、取法乎同时段中西（宋朝中国与欧洲）南北（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区域）之比较，考察大宋之变在官宦儒士笔墨之间的表现、气候和生态环境变迁视域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真正原因等，尤其是借鉴欧美博物学研究传统，在全球史视域下重审这一议题，展现与后世相联系的变动不居的璀璨动物历史景观，是我们未来积极探索的方向。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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