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五莲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2月)，作者王新礼，原标题《莫正民走过的路》
莫余生(1913年1月21日—1983年4月8日)
莫余生(1913年1月21日—1983年4月8日)，原名莫正民。1913年1月21日，出生在山东省莒县汪湖乡（今属五莲县）莫家崖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1928年进入北洋军五十二军充上士军需，1930年到山东莒县保安大队任手枪队班长。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莒县自卫团团长、保安司令等职。1944年11月14日，在八路军强大政治攻势下毅然率部起义。据《星火燎原》（1984年第六期）刊载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张梓桢的回忆录《忆一一五师在鲁南的敌军工作》记述：“莫正民的部队驻莒县以东及以南的台潍公路上。——由于该股伪军处境困难，加上我们连续几年反抢粮斗争的打击，以及抗战政策的广泛宣传，先是迫使他们下面的大队长们不得不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由下而上争取莫正民本人和我们建立了关系。”“1944年11月，我滨海区部队对莒县城发起攻击，要莫作内应。他把防地让给八路军，带着3000余伪军撤出城外，宣布起义。”
莫部起义后，山东军区明令授予该部“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番号，莫正民任旅长，谷凤鸣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5、6月间，根据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批示，莫正民由王东年、马华、谷凤鸣3人介绍，经滨海军区党委讨论，转报山东分局批准为“特别党员”。莫正民从此更名莫余生。
1946年2月，莫余生主动提出辞去独立二旅旅长职务，山东军区领导同意他的要求，改任为滨海军区参议。1946年10月，调华东高级党校学习。1947年1月，因工作需要，莫余生提前毕业，出校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4月，莫余生调任辽东军区解放大队任副队长。大队后改称辽东军区解放一团、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任副团长。1950年1月，解放一团奉令参建国营农场。莫余生随团长王世英等6人，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在鹤岗至萝北的广阔地区选定宝泉岭农场的场址。他又亲自率领解放一团部分官兵作为先遣队进入荒原。他和战士们打出第一口水井，盖起第一个窝棚。部队进点后，他负责指挥修筑鹤岗至宝泉岭的公路。他与战士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宝泉岭农场建设进度快，成绩大，他作为宝泉岭农场创始人之一，作出巨大的贡献。
1952年春，莫余生调离宝泉岭农场，先后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秘书处长、黑龙江省农机局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国营萨尔图畜牧场场长、国营红色草原牧场场长、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等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任绥化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他虽年逾花甲，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曾亲自撰写《草原新篇》、《起义后的三十一年》等文章。热情地歌颂黑龙江垦区建设的伟大成就，先后为香港《大公报》和其他海外报刊选登。
莫余生为农垦事业奋斗30余年，历经艰辛，深受垦区干部职工敬佩。1983年4月8日病逝。终年70岁。
正文
提起莫正民，鲁东南的人们，会自然联想到抗战时的莒城反正，以及他“三起三落”的离奇经历。而在一九八三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举行的隆重的莫正民追悼会上，却沉痛悼念了一位北大荒农垦战线上功绩卓著的艰苦创业者。莫正民的一生，曲折坎坷，复杂奇特。他做过旧军人，当过草头王，高举过抗日的红旗，也充当过日寇的帮凶；既曾是国家的逆子，历史的罪人，后来又是爱国的功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献身者。其间，他有追求，有幻灭；有感奋、振作，有迷茫、彷徨；有伴合着血和泪的欢乐，有交织着爱和恨的忏悔；有走向光明后脱胎换骨的痛苦，更有投身革命中跃马扬鞭建功立业的欣慰和自豪。对于这样一位跨越两个时代、功罪融于一身的复杂的人物，应当怎样评价？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肯定”或“否定”这样的概念，而只能历史地、具体地，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看待他。那么，就让我们循着莫正民留下的足迹，看一看他走过的路吧。
踌躇满志的少年时期
莫正民于一九一三年出生于五莲县莫家崖头的一个农民家庭，九岁开始上私塾。十一岁时，父亲当上了莒县警备队的排长，莫正民又随父辗转于汀沟、莒城等地求学。同学皆富豪权贵子弟，生活穷困的莫正民常受到他们的蔑视和欺侮。
他忿忿不平，决心刻苦学习，长大干出个样子来，为自己争口气。由于父亲职业的关系，莫正民得以经常和一些军人接触，使他逐渐对这个职业产生了好感。尤其他看到那些军官不管到那里，地主绅士们奉迎备至，十分威风，莫正民非常羡慕。加以他从幼小时就爱听侠义、公案故事，有了阅读能力后也最愿看这类小说，那些纵横闯荡、豪爽义气、为民除害的武侠形象，强烈地感染着他。这一切，促使莫正民在幼小的心灵里暗暗滋生了将来当武侠，做英雄，显赫于世的念头。十六岁那年（一九二八）,他终于不顾家里人的阻拦，辍学投军。此后;辗转就役于张宗昌、韩复榘等部。由于他聪明能干，又有点文化，很快混到了大队长的职务，在他奋斗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拉队伍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莫正民所在的张步云部，却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投降了日寇，这使莫正民很失望，就带了几个人离队回了家乡。临走给张步云留下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不愿当汉奸，决定回家乡自拉队伍抗日。日后您若有用我之处我再来。
莫正民回家后，立即组织起一支三十多人的抗日武装,驻防大北杏。当时，大北杏有一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支部，成员有王乃征、王东年等七八个共产党员。为了开展抗口工作，他们便进入莫部，与莫正民共同组织抗日武装。当时，以抗日为名的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纷纷兴起，许多国民党的队伍在日寇面前不战而逃，麋集于五莲山区避难，使得五莲山区队伍遍地有，“司令”多于毛。他们割据称雄，互相争斗、吞并。由于莫正民曾在正规部队任过大队长，枪法又好,有较高的威信，加上有党组织的协作，因此，这支队伍独能在群“雄”并立的境况中迅速发展，很快达到千余人的规模，莫正民任司令。在莫部的党员大都进入了政治部，王东年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他们协助莫正民搞好群众纪律，严禁士兵损害百姓利益，使部队坚持了抗日、为民的政治方向。
一九三八年春，部队打垮了杨家夏庄的地主武装，开仓济民。几十里内的贫苦农民都满怀喜悦地去领粮。大路上驴驮人挑，熙熙攘攘，煞是热闹。群众中遂流传起这样的歌谣：
“要想做人，跟着莫正民。”莫部由此声名大振，许多地方武装纷纷前往投靠，加之莫部又陆续收编了多股地方武装（主要是地主武装），使部队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发展到五千多人，显赫于群“雄”之中。
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此时，莫正民思想挺进步。他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各种主张，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莫部的党组织考虑到他出身于旧军人，需经长期的了解考验，因此就先发展他为“民先”成员。
投靠高树勋
莫正民拉队伍以来，虽然先后依附过国民党的王道、刘振东等部，但他并没有受其控制，而是保持着充分的独立性。因为“依附”只不过是莫正民借“靠山”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策略。当时他真正想投靠的显然只能是八路军。但当他和党组织派人到沂水与八路军联系时，却被一位大队长以莫部成分复杂为由拒绝了。这不能不使莫正民思想上受到一次打击。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新六师即高树勋部开进了莒县。莫正民觉得高部是正规军，又能抗日，加上他在与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为经费问题而发生的纠纷上得到高树勋的支持，就又协商党组织投靠高部。几个党员觉得高部有我党的组织，也同意莫正民的意见。而高树勋也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莫部被编为新六师独立第二旅，莫任旅长，王东年任政治部主任。年底，莫正民率兵随高部至冀鲁边区抗日，并多次与日军交战。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高树勋在该部大力清查逮捕共产党员，莫部党员臧君宇因受怀疑而被扣押，莫正民想方设法把他保了出来。此后，莫部连以上干部都换上了高树勋的人，党员们几平全部被迫撤离了。
梁山投敌
由于莫部被高树勋牢牢控制起来，这使莫正民犹如猛兽被困，产生了落泊失意之感。接着，莫部又被调往南宫县增援与八路军作战的石友三部，去后即被八路军包围。莫正民在多年的闯荡和发展中，养成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环境”（莫正民一九五二年《干部自传书》）的思想，加之他原有倾向于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于是派人联系投降八路军。但又恼于八路军要其缴械的条件，便决定国共概不依从，率部再回鲁南。他用扣押下枪的办法胁迫连以上干部服从了他的意志。突围时，莫部被八路军穷追了三昼夜，逼至梁山附近时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东是水泊，南是鬼子，八路军从西、北两面包抄过来。莫正民决定向日寇搞个假投降，脱过燃眉之急，再作他图。他在与日寇谈判时却被控制起来，被迫同意部队缴械；日寇亦同意了他提出的缴械后即放回鲁南的要求。但缴械后，日寇即翻过脸皮，将莫正民和王绍石、丁治安（共产党员）等主要领导人送往兖州软禁起来，把士兵全部远遣充作劳工。莫正民深悔当初未降八路军，致使落到这步田地。
回到家乡
软禁中，莫正民多次向日寇提出回乡探亲未遂。两个月后（一九四O年四月）日寇要他回家乡组织“反共工作团”，并仍留其余几人作人质。为了东山再起，也为了救出仍被羁留在日寇手里的几个心腹人，莫正民回乡打着日军的旗号,很快组织起了一千多人的“反共工作团”，驻扎于管帅，受莒城的日寇领导。六月，他托大汉奸于经武通过莒县日寇新民会从兖州要回来了王绍石等人。一九四一年三月，他又率部投靠了国民党五十一军，任苏鲁战区独立第三十三支队司令。
再投日寇
莫正民在组织“反共工作团”时，曾将国民党保安旅长许树声的一个营（营长是莫的旧部下）拉了过来，莫投五十一军后，又因军费问题与许多次发生矛盾。新仇旧恨，使双方发生了战事，结果许树声部遭到失败。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口号甚嚣尘上。在这个口号下，许多国民党部队丧失民族尊严，投入日寇怀抱。在这样的背景下，许树声也派人在汀沟与日军谈判，准备投敌，企图借助于日寇的力量消灭莫正民部。莫正民听说后,为了保存自己，征服许树声，即抢先降日，被日寇委任为鲁南灭共军支队长。接着，他陆续收编了莒县的多股伪军，仗着人多气壮，一举将许树声赶出了莒境。他又设法改当了莒县伪县大队的副大队长，将县大队的七个中队和十个自卫团抓到了手里。从此，莫正民在莒县军权在握，共拥有三十五个中队，三千五百多人。
三面应付
一九四二年夏，莫部奉命向莒南解放区“蚕食”时,遭到八路军打击。莫正民听说王东年任莒县县长，为免受伤害，减轻后顾之忧，便派人与王东年、进而与八路军山东军区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三点要求：事先将日军“扫荡”的情报送给共产党；不得扰乱根据地，并掩护抗日工作人员；等待时机，起义投诚。此后，八路军滨海军区遂派谷凤鸣等人进莫部开展工作，争取莫正民反正。国民党也积极拉拢莫正民。但莫正民终究是莫正民。由于他对日寇、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的前途，都作不出肯定的预见，因而三面应付，看风使舵。一次，他在卧室里和谷凤鸣谈道：
“你们共产党人吃喝玩乐都不来，整天出生入死，为的什么？”
“现在吃喝逍遥，只怕将来遗臭万年。”
“遗臭万年的事，我姓莫的不会干。你还真把我当成汉奸。”
“那你算什么？”
“身在曹营心在汉嘛。”
“人人都当关云长，谁打曹操？”
“话不能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保存点实力，将来还可以打鬼子。我看‘曲线救国’也是个办法。”
“为什么老百姓不叫你们‘曲线队’，而叫汉奸队？”
“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还搞不过鬼子，只好让人说几句难听的。”
这种思想状态，使他虽身为伪军，但对日寇一直存有戒心；虽然与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却长期不能以诚相见。对于国民党，他也仍与之保持一定的关系，处于藕断丝连，若即若离的状态。
小心翼翼的抉择
一九四四年春，八路军为了接合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根据地，解放了莒县南部的夏庄一带。事前莫正民已承诺：战斗一打响，即撤出在夏庄和赵家岭据点的二大队。但后来他又违背诺言，按兵坚守，结果被八路军全歼。事后，莫正民大为不满，声言要八路军在莫部的人撤出，否则不能保证其安全。八路军滨海军区领导人给他去信，据理严斥了他帮助侵略者、危害抗日、言而无信的行径；劝告他认清局势，迅速悬崖勒马。莫正民置之不理，反而在盛怒之下动员部队“一人一枪也要干到底”。不久，八路军又攻下了并邱据点，严惩了危害人民、打击抗日力量的莫部第三大队。莫正民渐渐意识到，八路军过去没打他，并非力量不足，而是诚心争取他。因此，他改变了态度，自觉地同谷凤鸣接触起来，并同意八路军在其据点里增设半公开联络点，加派联络人员。
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寇草野青大队至鲁中“扫荡”，被八路军全歼，配合“扫荡”的伪军贺方师也遭惨败，贺方率残部窜进莒城，又狼狈地缒(zhuì)城而逃。这使莫正民进一步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强大力量，看到了日军必败的趋势。但何去何从，他又徘徊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因为浓厚的“正统”观念，使他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
一次去青岛，他请了些国民党人做客，想探探他们的态度，但发现这些人对他并不热心。这促使他想到，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内也没有可依靠的势力，况且还杀过国民党也方势力的重要人物，觉得投靠国民党绝不会有什么好处,因而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但又顾虑投靠八路军后的处境，因为他听说七月份寿光伪军王道部反正后部队被编散，王道被杀掉了。滨海军区首长便邀他的副官长王绍石到根据地参观，见王道被委任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部队也未编散，莫正民放心了。随后，山东军区首长又表示，莫正民反正后委任他为独立第二旅旅长。这使莫正民终于作出了反正的决定。他对谷凤鸣说：“我姓莫的虽然抗日走在了王道的后头，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莒城反正走向光明
经过周密的部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莫正民率部反正。他巧妙地将莒县的全部伪军和伪机关的人员都组织到了反正的旗帜下，并与八路军里应外合，一夜间夺取了莒城及十六处外围据点，解放了七百余村庄三十余万人民。从而使鲁中和滨海两个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更加孤立了日照县的日伪军，造成了八路军反“蚕食”反“扫荡”的更有利条件。
莫正民反正后，滨海军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战士话剧团为他们上演了《莒城起义》、《雾》等文艺节目。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和肖华致电莫正民及所属官兵，表示热烈祝贺和慰问，盛赞他们的光荣反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鼓励他们今后“在抗日的战场上建立更多的功勋”。起义部队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正民任旅长。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三千五百多名反正官兵开往根据地，沿途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情欢迎。
莫正民走到一个挂着“光荣举义”横匾的大门前时，列队欢迎的群众中走出四个“识字班”〔原注：方言，女青年〕给他披上红绫，挂上大红花，将一把把纸花撒到他身上；记者忙着给他照像。莫正民热血沸腾，激动万分。他感到象冲出阴霾，来到阳光下，天地一片光明。
重新做人
莫正民的这次反正，不同于往常为保存自己和向上爬而作为权宜之计的辗转投靠，而是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下作出的最后抉择。这就是说，他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伪军并非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他因受共产党的长期影响，对共产党为民的主张和行为有一定的了解；经过长期的观察，他觉得日本人和国民党都靠不住，从而认定共产党最有前途，是中国的将来；他对跟共产党干后要经受艰苦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反正后他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厚待，更坚定了他对共产党的信心。因此，他痛悔过去作伪军的历史，表示“要努力学习，改头换脸，迎头赶上，做个新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山东解放军滨海军区政治部编《滨海八年·莒城起义》）。他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全部交给了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
热心接受党对他的教育和帮助，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阶级教育、诉苦运动和整训，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允许自己的部下说共产党的坏话，一旦发现，就气愤地给以撤职、开除等处分。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共滨海军区党委批准他为特别党员，而此后他正式入党的请求却迟迟未被批准。这使他曾非常担心共产党会不要他，因而苦闷不安，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中共山东军区党委批准他为候补党员。这使他消除了顾虑，振奋了精神，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仍远远落后于环境，就一再要求到华东局党校和华东军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思想有了较大进步。因有感于党对他的挽救，他改名为莫余生（为叙述方便，后文称谓仍用“莫正民”）。
北大荒的创业者
莫正民走上革命道路后，历任旅长、山东军区参议、辽宁军区解放一团副团长等职。一九五二年，他随解放团集体转业。此后，他一直在东北工作。
莫正民到底是莫正民。他从小志大，但前期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由于缺乏正确思想和路线的引导，使他走上了邪路。党把他引上正路后，他仍不愿做个平庸无为的人。一九五三年七月，他不愿做舒适的东北农场管理局秘书处处长的工作，而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从而担任了北大荒的萨尔图牧场场长。六〇年被调任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六二年他又要求到北大荒去工作。省领导考虑到那里太艰苦，他孩子多，身体又不好，再三挽留他，并提出要他担任省农垦厅副厅长，但他坚决拒绝，同志们纷纷劝说亦无效。他终于又偕家眷去了北大荒，担任了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
北大荒，茫茫无际，人烟稀少，气候恶劣。
莫正民刚到萨尔图牧场时，场很小，只有几百人，几百公顷土地。不但环境条件恶劣，而且资金紧张，干部和技术力量不足；生活上，吃的是高粱米、“大茬子”（玉米面窝窝头），副食供应极少。可莫正民要的就是这样的条件。他要在这里洗刷掉过去的罪恶，用自己的余生，走出一行新的脚印，要在这里做个对党的事业有所作为的人。他带领全场职工头顶蓝天，脚踏荒原，顶风冒雪，餐风宿露，迎着数不清的困难，加快开发逃度，使该场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畜牧基地之-和国家重要种畜基地，建立了红色草原农垦局，拥有十个农牧场一万多职工，开发利用了二十万公顷土地，其中耕地三万公顷，拥有八千多头奶牛，七千多匹马，五万多只羊,十万多头猪。培育出“东北细毛羊”、“黑龙江挽马”和“黑龙江奶牛”等种畜新品种。奶制品和种畜远销东德、越南和朝鲜等国家。
质朴的作风 可贵的品德
莫正民在长期领导北大荒的开发和建设中，不但“为国营农场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建树”（黑龙江农垦总局领导人在莫正民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而且他那质朴的作风、可贵的品德也在北大荒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莫正民严于律己，作风极为质朴。在北大荒，他身为十二级高干，却长期住在用牛棚改建的办公室里，经常自己打水、扫地，不要别人照顾；下基层“蹲点”，他和群众一样下地劳动，一样排队打饭，从不搞特殊。他平易近人，待人和蔼，丝毫没有“官架子”。人们难得见他“官气”十足地训斥哪一个人。他经常和职工谈心，啦家常，下棋。职工们在他面前从来不感到拘束。他心肠热，关心人。如果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夜班，半夜时分，他必定起床去看望一下，叫他们早点休息。
他的质朴、平易，受到群众的一致爱戴，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莫头”，而很少称他“莫场长”、“莫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老莫头被揪斗，被关押，群众千方百计保护他。老工人怕斗他时揪他的头发，就给他剃了个光头。他爱吃辣，炊事员就在他吃饭时，拿点葱蒜偷偷掖给他。炎热的夏天，他被到处游斗，一些家属就让孩子送水给他喝。有一次游斗到壮志农场，场里为了让老莫头吃上顿好饭，就把午饭由原计划吃粗粮窝窝头和素菜，改为吃大米饭和红焖肉，全场职工跟老莫头享受了一顿美餐，因为他们不敢单独给他做好吃的。
干部群众爱戴、保护他，这使他的心与干群贴得更紧了。“文革”中，他虽身陷困境，但他仍极力保护干部和群众。他一再把许多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从而使许多干部群众免受迫害，表现出可贵的品德。
莫正民做了错事，勇于认错，及时改正，从来不怕丢面子。有一年除夕，场里来了一部新影片。预备初一晚上放映。机关的同志都迫切要求除夕晚上看一看这部影片。但莫正民去找俱乐部主任商量此事时，主任不同意，他就尊重了主任的意见。过后，机关党委的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又说服了俱乐部主任同意放映。莫正民听说此事后，就抑制不住发了火，去不恰当地批评机关党委的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书记据理反驳，而主任想到辛苦了一年，除夕晚却受了领导的批评，回家委屈得哭了。吃过晚饭，书记去劝慰他，并拉他去看会儿电影开开心境。此时已经很晚，去的路上，他们喳咕，莫局长在气头上,很可能不会去看电影，而那样又会使他们很难受的。可是，二人一进放映室的门，却见电影还没放，又一眼看见莫局长坐在那里，见他二人来了，就对放映员说：“开始放吧”。一闭灯，他就悄悄地走了。
除夕夜，莫正民意识到不恰当地批评下级是不对的，因而心中十分不安，久久不能入睡。大年初一早晨，他在局觉委常委会上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早饭后，他又挨个去向机关党委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作了检讨。以后他又两次向力公室主任赔礼道歉，以至使这个主任感到怪不好意思的。
莫正民不维护自己的面子，结果使他在干群中的威信反而更高。
在“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里，莫正民多次顶住干扰，坚持从实际出发。五七年“打右派”，要求按比例打。可是，在莫正民领导下的一万多人的红色草原牧场，却只定了一个右派。五八年“五风”盛行，他不搞浮夸作假，坚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报产量，因此在参加省里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时受到批判。但他不妥协。会后，他领着与会人员去查看牧场的土地情况，从而证实了他报的产量是实的。
赤子之心
莫正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后，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表现出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假党员”，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三反分子”，被关押和劳改多年。虽然受尽迫害，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始终对党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虽然被闲置在家，但仍然关心着党的事业。一次，他在家听说牧场的几只羊被狼吃了,心里十分不安，睡觉时都说梦话：“你放羊怎么这么大意呀！”“文革”以后，他看到许多曾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职务，而自己却仍被搁置不用，不能为党作贡献，心里十分痛苦。他向组织要求工作干，“让我干个司务长，管管生活也可以。要不，我吃着党的饭，不给党干工作，心里多难受啊！”
他只想着为党奉献，而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名利地位抛在一边。七七年八月，他调任绥化农场管理局顾问。此时的莫正民，年届七十，身患脑血栓等病，急需有人照顾。可他从没向组织要求过把家属从北大荒搬来。真到八〇年，他才在组织的动员下将家属搬到绥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色草原牧场（即原农垦局）给莫正民彻底平反，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绥化农场管理局副局长，行政上晋升为十一级。他的职务比十几年前降低了，但他丝毫不计较，从无怨言。一些人和他谈起这件事来，他总是说：“革命工作，什么职位高低，有活干就行。”他竭尽全力，为党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余热。离休时，绥化地委打算报他当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一概拒绝，只要求一般离休。
莫正民虽身为高干，但由于人口多，经济上一直拮据。他的家庭生活俭朴的令人吃惊。八O年以前，他家的主要家具只有两个包装火柴的破木箱，两张旧桌子，几把椅凳。他穿的是最平常的布料做的衣服，经常打补丁。可是他从没向组织要求过照顾。莫正民到东北后，从未回过家。晚年，他常常念明着要偕全家回家乡看望一下父老亲友，却一直因经济不宽裕，未能实现。当他终于作出了探家的决定之后,却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患脑溢血去世了。
莫正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后半生整个地奉献给了党的事业，而自己一无所求，默默地去了。然而，他的业绩和品质却长留在东北农垦战士们的心中。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以上大体记述了莫正民一生走过的路程。透过他的一生，人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的天平上，他的功劳的一边大大低于他过失的一边。
〔注〕“识字班”，方言，女青年。
资料来源：
《五莲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