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闵中智 智史
先秦时代的“中国”，依靠地理位置和礼仪文化区分各个族群边界。西周早期，王室往往强调以姬姓宗族关系的远近为标准确认诸侯的“中国”身份；东周战国之后则相对突出以遵守文化礼仪的程度而非族群差异来辨析其是否属于“中国”，如《史记·楚世家》中提到楚国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者熊渠，其重要作为包括了拒绝采用王去世后的“谥号”制度，他的理由非常简单：“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楚出兵攻打隋国时，隋国自辩“我无罪！”楚的回应也非常霸道，“我蛮夷也”。言外之意便是，“蛮夷”自认为不属于“中国”便不必遵循华夏礼节，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形成要以异族文化为参照系进行比较，才相对构成“华夏认同”，进而确立华夏文化的特色。葛兆光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在宋代启动，宋代士大夫形成了明晰的边界意识和内聚式的“文化认同感”。钱穆先生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国依靠文化界定民族的边缘，这与西方依靠血统有很大不同。
铜樽盘，作者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孔孟对“蛮夷”之态度存在很大差异。孔子主张夷夏互变，孟子则傲慢许多，坚持“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晚清梁启超认为“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当然，或许孔孟对于夷夏关系的主张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是决策者在不同时期会根据现实需要而做出符合当下利益的最佳选择。
秦始皇时曾调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于河套之北设九原郡，又平定百越和西南夷，建设灵渠、五尺道等工程加强各地方各民族交流。西汉武帝时期的“天下观”就已是“中国+蛮夷”的世界，即所谓“正四方”，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出“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其对于夷狄的态度至少不是排斥。也有诸多研究讨论了东汉时期政府对于匈奴和羌人的治理方式，袁绍曾利用乌桓发动战争，鲜卑的轲比能也先后被曹操和诸葛亮所征调。在少数民族最为活跃的北方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做出过不少打破民族界限、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举措，如前凉政权的张骏、前燕的慕容皝与前秦的苻坚，均依靠汉人士大夫的力量建立官僚体系，也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为加强鲜卑与汉人的融合明确规定禁止鲜卑贵族之间通婚；高欢作为胡化的汉人，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即推行两京制；北朝后期，民间食用酪食已非常普遍，如胡萝卜等带有“胡”字的蔬菜传播范围也较为广泛；北周建立后，宇文氏为缓和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将“令狐”姓改为“宇文”，又将河南籍者赐籍京兆尹。
西汉初年，偏安番禺的南越国与汉王朝二帝并尊，并不承认西汉刘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者摄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唐王朝建立后建立和经营西域都护府与安西四镇，是同时具有开拓性和融合性的举措，加强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彰显了唐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所作出的努力。而纵观整个宋代， 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事力量的威胁和打击只能寄希望于称臣议和甚至南渡偏安，孟子“用夏变夷”的单方向思想便逐渐复兴，“汉化论”大行其道，理学士人集中进行“夷夏之辨”想象概念，似乎夷夏之别犹如分明的“国界”越之而质变亦无调适空间，更加突出“中国”而摒弃了汉代的“天下”，影响了不少当代学者，他们还在沿用所谓的“汉化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扑面而来的是股高高在上的味道。
元代因建国时间较短、族与族之间界限严明且保留较多游牧民族特性，对此问题没有做出太多原创性贡献，但中原元朝政权与四大汗国的交流已经表明了统治者对于“天下”的态度。夷夏之间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抉择最终由清朝皇帝的解释才得以化解，他们仍然尊奉先秦古义。虽然在入关前的皇太极时代，他还把自己摆在与代表“中国”的明朝为敌的“夷狄”位置上，但入关后的清代帝王对于汉文化的热爱和学习的刻苦已经说明很多问题，况且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是描述“大一统”清朝最合适的地理和政治文化单位——朱元璋所谓“天下”的范围其实仅指“驱逐鞑虏”后的“中国”，这是其小国寡民与闭关锁国的狭隘思想所致，与汉朝初年海纳百川包容四夷的“天下观”有云泥之别。
清八旗像，作者摄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事实是，清朝的“中国观”囊括了内地十八行省之外的边疆各民族区域，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很像。满族通过军事征伐和羁縻手段相结合，让南北疆域达成一统之局，全国各地均认同北京统治，绝非“新清史”学者所谓的“满洲帝国殖民”。康熙朝与俄国交涉《尼布楚条约》时，条约文本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表述，以表明清朝对“中国”拥有正统主权；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也曾激烈批判“华夷之别”，乾隆帝还称“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意在表明“中国”之主并非汉人禁脔。众所周知，清代的民族融合进展十分突出，清代统治者往往有两副面孔，对待中原人会秉持着儒家礼法与专制统治，而对待北方游牧民族则又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草原的大汗，身兼多重教俗身份，虽说这是为了笼络人心以强化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无疑成为了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建设民族共同体成果斐然的一把钥匙。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王室用箭，作者设于2022年秋北京特展
作为政治主张，《春秋公羊传》率先提出的“大一统”观念可以更好地结合疆域治理和文化传播，被董仲舒发挥到极致。也只有确立了正统，帝王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统领着“天下”范围内广袤的空间和无数臣民百姓进而设计出系统的政教秩序。而这套政教秩序越“一元化”、越能兼容不同族群，就越是便于统治和管理，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想就被包纳进了“大一统”观的阐释框架，成为一切政教关系的前提基础，因此，“华夏”与“夷狄”之关系必然呈现出开放与交融的趋向，其道理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统一度量衡、规定车同轨书同文的道理几近相同。
而必须指出的是，“大一统”的标准在各朝各代会有不同，指标大致包括族群认同、疆域的完整性、帝王得位合法性、王朝寿命、经济情况等等，根据各路人士的主观判断，还出现过所谓“大统”和“小一统”之别及“正统”与“偏统”之分。时至今日，“大一统”也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中国人凝聚民族意识、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的最实用口号，这与西方“建构的民族”性质完全相反，对此不能做大而化之的含糊理解，我们也不得不继续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