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闵中智 智史
先秦時代的“中國”，依靠地理位置和禮儀文化區分各個族群邊界。西周早期，王室往往強調以姬姓宗族關系的遠近為标準确認諸侯的“中國”身份；東周戰國之後則相對突出以遵守文化禮儀的程度而非族群差異來辨析其是否屬于“中國”，如《史記·楚世家》中提到楚國早期的一位重要上司者熊渠，其重要作為包括了拒絕采用王去世後的“谥号”制度，他的理由非常簡單：“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号谥”。而楚出兵攻打隋國時，隋國自辯“我無罪！”楚的回應也非常霸道，“我蠻夷也”。言外之意便是，“蠻夷”自認為不屬于“中國”便不必遵循華夏禮節，在文化意義上，“中國”的形成要以異族文化為參照系進行比較，才相對構成“華夏認同”，進而确立華夏文化的特色。葛兆光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形成程序在宋代啟動，宋代士大夫形成了明晰的邊界意識和内聚式的“文化認同感”。錢穆先生在《民族與文化》一書中指出，中國依靠文化界定民族的邊緣，這與西方依靠血統有很大不同。
銅樽盤，作者攝于湖北省博物館
孔孟對“蠻夷”之态度存在很大差異。孔子主張夷夏互變，孟子則傲慢許多，堅持“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晚清梁啟超認為“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當然，或許孔孟對于夷夏關系的主張沒有正确與錯誤之分，隻是決策者在不同時期會根據現實需要而做出符合當下利益的最佳選擇。
秦始皇時曾調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征匈奴，于河套之北設九原郡，又平定百越和西南夷，建設靈渠、五尺道等工程加強各地方各民族交流。西漢武帝時期的“天下觀”就已是“中國+蠻夷”的世界，即所謂“正四方”，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寫出“内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其對于夷狄的态度至少不是排斥。也有諸多研究讨論了東漢時期政府對于匈奴和羌人的治理方式，袁紹曾利用烏桓發動戰争，鮮卑的轲比能也先後被曹操和諸葛亮所征調。在少數民族最為活躍的北方十六國時期，統治者做出過不少打破民族界限、促進民族文化交流的舉措，如前涼政權的張駿、前燕的慕容皝與前秦的苻堅，均依靠漢人士大夫的力量建立官僚體系，也重視人才的培養和教育；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時，為加強鮮卑與漢人的融合明确規定禁止鮮卑貴族之間通婚；高歡作為胡化的漢人，建立自己的政權後即推行兩京制；北朝後期，民間食用酪食已非常普遍，如胡蘿蔔等帶有“胡”字的蔬菜傳播範圍也較為廣泛；北周建立後，宇文氏為緩和鮮卑與漢人之間的沖突，将“令狐”姓改為“宇文”，又将河南籍者賜籍京兆尹。
西漢初年，偏安番禺的南越國與漢王朝二帝并尊，并不承認西漢劉氏政權的正統地位，作者攝于廣州南越王博物館
唐王朝建立後建立和經營西域都護府與安西四鎮，是同時具有開拓性和融合性的舉措，加強了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也彰顯了唐王朝為維護國家統一所作出的努力。而縱觀整個宋代， 由于受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軍事力量的威脅和打擊隻能寄希望于稱臣議和甚至南渡偏安，孟子“用夏變夷”的單方向思想便逐漸複興，“漢化論”大行其道，理學士人集中進行“夷夏之辨”想象概念，似乎夷夏之别猶如分明的“國界”越之而質變亦無調适空間，更加突出“中國”而摒棄了漢代的“天下”，影響了不少當代學者，他們還在沿用所謂的“漢化論”來研究中國曆史，撲面而來的是股高高在上的味道。
元代因建國時間較短、族與族之間界限嚴明且保留較多遊牧民族特性，對此問題沒有做出太多原創性貢獻，但中原元朝政權與四大汗國的交流已經表明了統治者對于“天下”的态度。夷夏之間所造成的意識形态抉擇最終由清朝皇帝的解釋才得以化解，他們仍然尊奉先秦古義。雖然在入關前的皇太極時代，他還把自己擺在與代表“中國”的明朝為敵的“夷狄”位置上，但入關後的清代帝王對于漢文化的熱愛和學習的刻苦已經說明很多問題，況且他們也不認為“中國”是描述“大一統”清朝最合适的地理和政治文化機關——朱元璋所謂“天下”的範圍其實僅指“驅逐鞑虜”後的“中國”，這是其小國寡民與閉關鎖國的狹隘思想所緻，與漢朝初年海納百川包容四夷的“天下觀”有雲泥之别。
清八旗像，作者攝于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北京）
事實是，清朝的“中國觀”囊括了内地十八行省之外的邊疆各民族區域，與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觀”（中華民族共同體）很像。滿族通過軍事征伐和羁縻手段相結合，讓南北疆域達成一統之局，全國各地均認同北京統治，絕非“新清史”學者所謂的“滿洲帝國殖民”。康熙朝與俄國交涉《尼布楚條約》時，條約文本中凡與“俄國”對稱，一律用“中國”表述，以表明清朝對“中國”擁有正統主權；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也曾激烈批判“華夷之别”，乾隆帝還稱“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意在表明“中國”之主并非漢人禁脔。衆所周知，清代的民族融合進展十分突出，清代統治者往往有兩副面孔，對待中原人會秉持着儒家禮法與專制統治，而對待北方遊牧民族則又搖身一變成為統治草原的大汗，身兼多重教俗身份，雖說這是為了籠絡人心以強化統治，但在客觀上也無疑成為了促進多元文化交流、建設民族共同體成果斐然的一把鑰匙。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王室用箭，作者設于2022年秋北京特展
作為政治主張，《春秋公羊傳》率先提出的“大一統”觀念可以更好地結合疆域治理和文化傳播，被董仲舒發揮到極緻。也隻有确立了正統，帝王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統領着“天下”範圍内廣袤的空間和無數臣民百姓進而設計出系統的政教秩序。而這套政教秩序越“一進制化”、越能相容不同族群，就越是便于統治和管理，有關“中國”政治文化的構想就被包納進了“大一統”觀的闡釋架構，成為一切政教關系的前提基礎，是以，“華夏”與“夷狄”之關系必然呈現出開放與交融的趨向，其道理與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統一度量衡、規定車同軌書同文的道理幾近相同。
而必須指出的是，“大一統”的标準在各朝各代會有不同，名額大緻包括族群認同、疆域的完整性、帝王得位合法性、王朝壽命、經濟情況等等，根據各路人士的主觀判斷，還出現過所謂“大統”和“小一統”之别及“正統”與“偏統”之分。時至今日，“大一統”也依然可以作為我們中國人凝聚民族意識、同仇敵忾并肩戰鬥的最實用口号，這與西方“建構的民族”性質完全相反，對此不能做大而化之的含糊了解，我們也不得不繼續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