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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朝双方围绕是否继续南进展开争论时，美国军政首脑也在苦苦探寻战场上连遭败绩后出路何在的问题。
1、谁在“和稀泥”？
1951年1月9日，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参联会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提出的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的建议，并再次指示麦克阿瑟：
在“首先考虑到你的军队安全和你的保护日本的基本任务”的前提下，“防守每个阵地”，“最大限度地重创在朝鲜的敌方军队”；“当根据你的判断认为显然有必要撤退以避免人员和物资的重大损失时，你可将部队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这一指令“是个陷阱”，因为它“怯懦地逃避”了作出撤出朝鲜这一“令人不快的决定”的责任。
他立即回电，提出两个诘问：
第一，在美军现有兵力不足以完成既守住朝鲜又保护日本的任务时，究竟以哪个为重点？
第二，虽然华盛顿说授权给他，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必要时决定从朝鲜撤出以防止重大损失，但是，对于何种程度的损失才可视为“重大损失”并没有作出界定。
显然，对此可有种种不同的理解，而这是不应该由他来决断的。
这样，麦克阿瑟又把“球”扔回了华盛顿。
他提出，是否从朝鲜撤出，应该由华盛顿下决心。
无非是三种情况：
一是努力在朝鲜长期保有阵地；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在朝鲜停留；三是迅速离开半岛从而使损失降至最小。
他要求，华盛顿应该给个准话儿，“从以上三种情况中选择一种”。
参联会答复：
基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加上中共的不停进攻，要想长时期占据在朝鲜的阵地已经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杜鲁门还以“个人名义”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在朝鲜作战，并列举了要在朝鲜坚持下去的十大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承认在军事上可能出现被迫撤出朝鲜的情况。
这封信由前往东京传达命令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直接送到麦克阿瑟的手里。
在信中，杜鲁门给麦克阿瑟交了这样一个“底”：
如果在朝鲜本土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已不可能，同时你又认为某些上述重要的目的是适当而又切实可行的，那么你就可以在朝鲜沿海诸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抵抗以支持上述这些目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必须撤离朝鲜，我们得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而被迫采取这样的行动，除非侵略者的行为得到纠正，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们将不承认撤离的后果。
艾奇逊评论，这封“措辞圆滑”的信件是“总统发挥想象力给自己的战区指挥官书写的亲切、周到的书信”，而另一些美国人则称这封信是“虚以委蛇的典型”，它“模棱两可，暧昧不清”。
2、撤退的“理由”
其实，杜鲁门在信中还是把他的意图交代清楚了，这就是：
在不扩大战争的前提下，美国还是要在朝鲜战场上坚持打下去，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除非出现军事上实在挺不住的极端情况，否则，美军决不能从朝鲜撤离。
对此，麦克阿瑟按自己的理解作了表态：“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
同时告诉其部下：
“先生们，我们要不要撤离朝鲜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不撤退了。”
然而，麦克阿瑟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始终没有达到杜鲁门所期待的水平。
在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的言论始终是一个基调：除非扩大战争，否则就守不住朝鲜的阵地。这与华盛顿既不能放弃朝鲜，又竭力避免扩大战争的立场迥异。
不知为什么，麦克阿瑟本人却认为他的立场与参联会“完全吻合”。这让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大为不满，指责他是“厚颜无耻地拧着我们的鼻子”自说自话。
虽然麦克阿瑟宣称“不撤退了”，但他的司令部仍然没有停止为撤退作计划方面的准备。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们拟制了撤退方案，内容包括撤离的地点、完成撤离需要的时间、撤离的人员数量及其撤离后的安置地等，并确定了最后一道防御圈的掩护任务将由哪一支美军部队担任。
可见，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者，还是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准备从朝鲜撤出，当时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选项。
3、李奇微的“意外”
但是，关于美军是否应该撤出朝鲜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朝鲜以外的政治——战略高层，而在朝鲜战场指挥官李奇微眼里，当时并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出现那种让美军不得不从朝鲜撤出的最坏局面。
尽管中国军队发起攻势后，李奇微本人部署了一系列撤退行动，包括撤出汉城，放弃汉江南岸阵地等，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撤出朝鲜的问题，而是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能让美军站住脚，并能在稍作喘息整理后再度发起反攻的阵地线。
开始时，他从西南向东北，沿水原、杨平、洪川划了一条斜线，作为预想的阵地线，但很快发现对手在洪川方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于是再退一步，以沃克划定的“D线”为基础，沿平泽-安城-长湖院里-原州，向东延伸到海岸，划了一条新的阵地线，令美军第1军在平泽至安城之线占领阵地，第9军在竹山里至长湖院北侧之线占领阵地。李奇微决定，就在这条线上击退中国军队的进攻。
出乎李奇微的意料，中国军队并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与“联合国军”脱离了接触。
有着灵敏战场嗅觉的李奇微立即觉察到这一动向的含义。
他判定：
中国军队的攻势可能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用他的话说，中国军队攻势好比一只“鼓起的气球”，如果“看准只能鼓起一周左右时间的地方，用大头针刺破一点，就会立即瘪了”。
在美军将领中，李奇微称得上是真正发现中国军队弱点并紧紧抓住不放、趁势大做文章的第一人。
志愿军后来作战屡遭挫折，无不与在对手面前暴露了自身弱点，而一时无法有效弥补有直接关系。
4、美国在联合国的“抉择”
也就在这个时候，围绕朝鲜停火问题，在联合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意味深长的活剧。
这出活剧是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一个新方案开场的。
这个三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成立于1950年12月14日，由联合国本届大会主席安迪（伊朗人）和印度代表劳氏、加拿大代表皮尔逊三人组成。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就“是否可能准备在朝鲜停战的适当的和满意的条件”进行商议，然后向联大提出建议。
1951年1月11日，三人委员会向联大政治委员会提出一项在朝鲜实现停火的方案，要点为：
（1）立即在朝鲜安排停火；（2）一旦停火实现，即应考虑为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一切非朝鲜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做出适当安排，以使朝鲜人民能表达他们对未来政府的自由意愿；（4）订立适当的临时措置，以管理朝鲜和维持朝鲜境内的和平与安全；（5）停火协议达成后，将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一方案反映了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想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意愿，也或多或少参考了中国政府此前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某些条件，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召开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事后看，如果这个方案提出的内容真的能够实现，对中国方面来说是有利的。
美国在“三人委员会”方案提交前几小时才得知其内容，一时间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对于方案提出先实现停火，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的安排，美国是赞成的，因为在当前战场形势下，这样做有利于美军稳住防线、收拾败局。但是，方案中关于停火之外的其他安排，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更是在美国内定的任何时候都不予讨论的范围内。
这样，美国决策者便面临着艾奇逊所说的一个“要命的抉择”。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两难处境：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作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與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
5、停战的“圈套”
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冒险设下一个外交圈套。
他断定，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既然如此，美国就不妨先投个赞成票，这样，既照顾了盟友的意见，又不致使美国接受其不愿接受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还可将拒绝和平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国人。
应该说，艾奇逊对中国方面的心理研判是准确的，他设下的这个外交圈套果真取得了成效。
对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中国方面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该委员会成立时，周恩来就宣布：
联合国成立的这个委员会，中国代表既未参加讨论也未表示同意，所以，它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准备与它进行任何接触。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十分自然地联想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曾派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小组”调解国共冲突，最终导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个马歇尔公式“我们很熟悉，绝不会上当”。
对于“三人委员会”的停火方案，中国领导人的判断是：
美国并没有实现朝鲜和平的诚意，它只是在玩弄停火骗局，企图利用先停火再谈判的方案，来阻止中朝军队的进攻，挽救颓势，确保在南朝鲜保持一些地区，并武装日本；至于方案提出停火后再通过谈判解决其他问题，美国一定会采取无限期拖延的态度，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
中国领导人将以上判断电告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复电，支持中国政府提议，并建议也应让朝鲜方面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些提议。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
对朝鲜问题，可以进行谈判，但我们的主张是先谈后停，不能如美帝所想的“先停后谈”。
14日，周恩来起草致朝鲜政府的备忘录，就中国的立场向朝方作出说明：
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想求一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制的战争”。
但前者是我们所不允许的，而后者又为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所畏惧。故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直至一月十一日才提出先停战后谈判的议案。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可能通过这一议案，因为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实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下去。
如果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这一议案，我们拟在拒绝先停战后谈判这一点之后，主动地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
周恩来指示柴军武将这个备忘录送金日成时加以说明：
备忘录内容“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予支持，毛主席深愿得知金首相的意见”。
这个备忘录也于同一时间送到彭德怀处。彭德怀在对备忘录阐释的政策立场表示同意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指出：
“如果停战限期至三月底止，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可减少敌机活动，便于进行各项准备。”
不难看出，彭德怀对实现停火的看法与备忘录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
作为前方大军主帅，彭德怀更为重视实际的战场态势。
他认为，此时实现停火并不单单对美国一方有利，它同样也有利于急需休整的志愿军部队；如果此时能够实现停火，可以为志愿军争取到两三个月的休整准备时间，这对下一步作战是大有益处的。
然而，彭德怀从军事角度提出的这个意见未能得到中央的注意，因为此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治上的考虑。
2月1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复电联合国，宣布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从而实际上拒绝了已在联合国获得通过的三人委员会方案。
中国方面的这一反应可以说正中美国下怀。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殷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这就使“美国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得到了好处”。
艾奇逊一手设置的外交圈套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美国采取一系列行动：
在联合国内，操纵联大提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欧洲，加快组建北约组织一体化军事力量；在日本，加紧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和约，并加速对日本的重新武装；在国内，加紧推行各项扩军备战措施，全面增强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
6、带来的不利后果
这期间，李奇微在朝鲜重整阵势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第8集团军不仅在现有阵地站稳了脚跟，而且开始转入反攻准备。
中国方面则因外交上的应对失当，而造成诸多不利。虽然中方一开始就看穿了美国鼓吹先停火后谈判的真实意图，但未能紧紧抓住三人委员会方案对美国不利的一面“伐谋”“伐交”，而采取了较为简单的处理手法。
其实，在这之前，中国领导人曾作出“打过三八线好谈”的判断，然而，当志愿军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打过了三八线并占领了汉城之后，却没有立即按此判断行事，其结果，不仅未能有效地利用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和民族主义国家希望和平的愿望，给美国进一步制造外交上的困局，反倒减缓了对方的外交危机，并使自己陷入某种孤立境地。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从军事上看，拒绝停火而造成的不利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先停火后谈判将使美军得到喘息之机，因而是个阴谋。
但当时情况下，战场上迫切需要喘息的不只是美军，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乎强弩之末的志愿军更需要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地面战场上因双方军队脱离接触而出现暂时沉寂，但美国空中力量打击一刻也没有停止，志愿军后方运输和部队调动每天都面临重大威胁，这时若能实现停火，中朝方面至少可以获得一个较为安全的休整补充时期，这对志愿军准备下一步作战无疑更为有利。
此次外交上处置不当，从指导思想上说，与志愿军入朝后连续战三捷而滋生的乐观情绪有很大关系。虽然毛泽东、彭德怀一再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在认识上并没有完全到位。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是在停火问题上措置失当的主观原因。
不管怎么说，中国方面因此而失去一次争取外交上和军事上重要利益的机会，不能不说是相当可惜的。
美国战史作家约瑟夫·格登对此有如下评述：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极大的人为的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机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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