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中国新政府的军衔评定工作正进入最后的审定阶段，罗荣桓负责该工作，终于松了口气。
在过去的战争中，我军的许多将领都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要将每位将领的功绩与军衔准确匹配，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幸好，军衔评定名单已经基本敲定，罗荣桓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沉重担子。
就在这时，刚刚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担任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彭德怀突然找到了他。
“荣桓，听说军衔名单已经出来了，你给我看看。”
对于这个请求，罗荣桓感到有些疑惑。
莫非彭老总担心自己的军衔评定不够高？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罗荣桓就坚定地摇了摇头。
毕竟，彭老总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大家都清楚，彭老总授予元帅军衔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于是，罗荣桓开玩笑地说：“彭老总，您难道还担心自己的军衔评定不够高吗？”
听到这句话，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他叹了口气说：“我自己倒没什么可担心的，给我什么军衔都可以。”
然后，他话锋一转：“我听说，解方没有被授予军衔，所以特地过来询问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罗荣桓有些犹豫。
虽然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但在这次军衔评定名单中，他的名字确实没有出现。
得知这一结果，彭德怀显得有些生气。在他坚持立场的争论中，罗荣桓只好无奈地向中央请示，最终决定授予解方少将军衔。
然而，彭德怀对此仍有些不满，颇有些发牢骚地说：“如果给解方授予少将，那我也就给自己授个中将，最多是上将。”
解方作为志愿军的“三号人物”，仅次于司令员与政委，为何在军衔评定初期未考虑授予他军衔呢？
1908年，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镇迎来了解方的诞生。
在十几岁的时候，解方获得了家里为他争取到的一个奉天三中的入学名额。
解方少年时期的最大梦想是学习医学，成为一名有所成就的医生，回到家乡帮助需要救治的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解方利用业余时间频繁光顾学校图书馆，专心研读医学相关的书籍。
然而，1927年，他原本规划好的生活轨迹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当时，整个东三省处于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控的局面，而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接班人，急需招揽人才。
张学良计划将弟弟张学铭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并寻找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伴读。听说奉天三中的解方成绩优异，同时热衷医学，引起了张学良的兴趣。
张学良找到解方后，迅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引用班固投笔从戎的故事，劝说解方学医只能救治有限的人，而学习军事则能拯救更多国家的危难之中。
受到这番劝说，解方被深深打动，产生了学习军事的念头。
不久后，在张学良的安排下，解方和张学铭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入学后，解方被编入第三师团第六联队。
通过一年的刻苦学习，他从原本成绩较差的学生蜕变为全年级综合成绩的优等生。成绩公布后，他获得了裕仁天皇亲赐的军刀。
1930年夏天，解方顺利毕业。由于他的卓越才华，日本方面极力游说，希望他能够留在日本军队任职。
然而，对于解方而言，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因此果断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请。
回到祖国后，解方被派往天津警察署，协助新任天津市长兼警察署长的张学铭处理各项事务。
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地区轻易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面对家乡被日本侵占，解方急于挽回局势，多次请求张学良领导东北军收复失地。然而，他的书信请求都被无视，令解方感到彻底的失望。
对于蒋介石在南京的冷漠，不仅不抵抗外敌入侵，反而不断调走张学良手中的东北军与红军对峙，解方看透了其中的阴谋，选择弃暗投明，与红军建立联系。
1936年4月，解方正式加入共产党。在他坚持不懈的劝说下，张学良最终决定与红军合作，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然而，由于兰州城内驻扎着大量国民党中央军，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冲突，解方主动请缨，独自前往兰州。
1936年12月12日，解方以慰问将士为名，在自己的寓所设宴席，并在宴请中央军将领的过程中，下令埋伏在门外的士兵突袭，成功控制在场的所有人。
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兰州城内的中央军未能得到上级首长的命令而没有出城支援，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解方的行动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1年初，解方脱离东北军，来到延安，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358旅的参谋长。
解方虽然没有独自指挥战斗的经验，但他机智敏捷，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因此，从抗日战争一开始，他一直被安排在参谋长的职务上，为军队的主官提供军事策略。
在解放战争中，解方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四野第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等职务。他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广西战役，最终站在海南岛与国民党的兵力相对。
当时，海南岛上驻扎着国民党第4军、第32军、第62军、第63军、第64军，总共约10万人。我军的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也拥有近10万兵力。在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减少我方伤亡就能增加胜算。
在战前，解方费尽心思收集情报。他购买了关于海南风土人情的大量书籍，仔细阅读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此外，他还安排人员获取当地的潮汐表，以确定最佳的登岛时间。
1950年3月5日晚上19点，解方指挥第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乘坐13艘船只，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驶向海南岛。
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第一批部队按照预先计划到达登岛点。解方在指挥所通过通讯机发布命令：“开始登岛！”
800多名勇士冒着敌人的火力，冲向岸边的敌军阵地，成功击溃两个连的守军，并与支援的琼崖纵队成功汇合。
第一批部队成功登岛后，1950年3月26日晚，解方再次指挥第118师一个加强团的2900人，成功击退国民党的10个营，实现了再次成功登岛。
这两批先头部队登岛后，迅速隐匿在深山中，四处与敌军周旋，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在他们的协同作战下，4月16日，第40军和第43军主力发动了进攻，成功歼灭国民党部队3万余人。
这场胜仗使解方在军中声名鹊起，毛主席看到前线传回的捷报后更是赞扬道：“此人真是我军中的诸葛亮。”
解放了海南岛后，解方等许多将领以为未来的十几年里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役。
然而，他们未料到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美国出兵朝鲜的强大实力，毛主席果断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保卫国家、抗击美国援助朝鲜。
志愿军成立后，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而解方则担任参谋长。
尽管韩先楚和洪学智也被委任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但由于他们分别负责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和第13兵团副司令员职务，因作战指挥的需要，两人基本不在志愿军司令部内工作。因此，实际上解方是志愿军的“三号人物”。
1950年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战场。
在刚刚进入朝鲜的作战会议上，彭德怀迫不及待地请解方发表见解。
“请你讲一下制定的作战方案。”
解方应彭老总的点名，毫不犹豫地站起身，径直走向战略地图。
指着地图，解方坦然说：“目前敌人采取试探性进攻，我们应该边打边撤，制造出我军战斗力减弱的假象。”
“在撤退过程中，可以适度抛弃一些武器和装备，制造出溃不成军的假象。等敌人进入包围圈后，一举歼灭他们。”
解方提出了详尽的计划，彭德怀等人专心聆听，直到他回到座位后，全体志愿军一级将领无不鼓掌。
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一句强硬的话：“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让士兵们回家过节。”
解方敏锐地察觉到麦克阿瑟的自信和他在这场战斗中迫切渴望取胜。基于对敌人的这种心理，解方制定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这一方案取得了显著效果，在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全歼敌人3.6万人，帮助朝鲜夺回了平壤、元山等大片失地。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战役中，解方凭借他沉着冷静的性格，多次协助彭德怀制定战略计划，最终打败了美军的嚣张气焰。
1951年6月，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大陆取得联系，表达了和谈的意愿。解方以志愿军代表身份出席了谈判。
然而，一开始美军代表就提出了无礼的条件：“尽管战争陷入僵持，但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占据绝对优势，停战的前提条件是朝鲜必须割让土地作为补偿。”
面对对方的傲慢态度，解方怒斥道：“仅凭陆军就把你们的海陆空三军都逼回了‘三八线’，如果我们动用海军和空军，你们早就被赶下海了。”
最终，由于无法妥协，谈判以失败告终。然而，解方凭借坚定不屈的精神，在外交场合赢得了国家的尊严。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解方指挥志愿军发起了一系列战役，包括“夏秋防御战役”、“春夏巩固阵地作战”、“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春反登陆作战”，彻底压制了嚣张的美军。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终于签署，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
回国后，解方以卓越的表现赢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许。
周恩来得知他在谈判中的坚定表现后，称赞道：“解方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军事与外交兼备，如此有血性的军人在外交方面也不逊色。”
然而，尽管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卓越，但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却几乎被遗忘。原因在于在评定开始时，一些同志认为解方曾在军阀部队任职，身份复杂，因此不应授予军衔。
这一观点，不可否认。解方年轻时曾在奉系军阀的东北军中服役。
得知这一说法后，彭德怀怒不可遏，拍桌而起：“我也是老军人，要是这样，还评什么军衔？”
罗荣桓见状，避免两位领导尴尬，经过中央请示，决定破格授予解方少将军衔。
尽管解方仅获少将军衔，与志愿军其他领导相比显得有些不公平，但在彭德怀心中仍有些不满。
洪学智被授予上将，韩先楚也是上将，而解方身为志愿军参谋长，只得到了少将军衔，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尽管内心有怨言，彭德怀最终选择了妥协，只是抱怨着：“既然解方是少将，那我也就授中将，最多是上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