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带与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紧密相连，标志着主人的身份地位，是研究古代舆服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玉梁金宝钿带 北朝—唐早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991年陕西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窦皦墓出土
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玉带为陕西咸阳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一条白玉蹀躞带。玉带的使用自南北朝始至明末止，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至明代达到了顶峰。在已出土的明代各类玉器中，玉带所占数量较多，而且出土玉带墓葬的时代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
由于玉带的特殊性，凡出土玉带的墓葬大多等级较高，墓主身份有皇帝、亲王和王妃、够品级的官员及命妇，玉带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明代的政治生活。
01.等级制度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繁复的礼制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将等级制度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其中服饰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体现等级差异最外在的表现手段，而革带作为服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可起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作用。
白玉带 山东博物馆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明代玉带在使用制度方面延续了前代只有皇贵才得以使用的特点，且用带的制度更加严格，这与明代初年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朱元璋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君临天下的至高权力，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夺天下后便谋求建立一种最能保证明王朝长久统治的制度，在推行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措施的同时，对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意识形态领域也加强控制。
洪武年间对冠服制度不断进行调整，除规定了皇帝、皇后等冠服中佩玉革带外，还对文武百官等各阶层的冠服做了规定，等级森严，不得逾越。在《明史·舆服志》中有关于文武官革带定制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文武官常服定制，“至二十四年，又定公、侯、伯、驸马束带与一品同，杂职官与八品、九品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文武官朝服、文武官公服定制，洪武元年(1368年)命妇冠服定制。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玉带的使用是有鲜明的等级限制的，除皇族外，唯有一品官员方可使用。纵观明代出土玉带及其他材质革带，并对照墓主身份等级，可以看出大部分出土革带与墓主身份等级都是相符的，当然，也有一些与制度不符的情况出现，即超标准使用玉带:汪兴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出土的包金雕云龙纹玉带上的龙纹为五爪龙;
江西戴贤夫人徐氏墓(弘治十七年，1504年)出土包金素面玉带，与徐氏的淑人(正三品夫人)身份不符;
金托白玉带板 明 江西省博物馆
此外，在四川平武王玺家族慕中有王玺夫人蔡氏墓(天顺八年，1464年)的金带、王鉴墓(弘治十三年，1500年)的金带、王文渊墓(正德七年，1512年)的宝带，均与其宣抚司佥事--正六品或正六品夫人的身份不符。
金麒麟纹带銙 明 平武报恩寺博物馆 长 4.8 ～ 10 厘米 王玺家族墓 M20 弘治十三年王鉴墓出土
金镶宝带銙 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王玺家族墓 M7 正德七年（1512 年）王文渊墓出土
这种现象的发生大致有两种可能，即赏赐与僭越。
02.赏赐与僭越现象
(一)赏赐
玉带除了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还是皇帝对臣子高规格的赏赐品。将金腰带或玉带作为赏赐品奖赏给功臣以示荣耀的做法古已有之，在许多史料中都有所记载。《周书》中有周高祖赏赐李贤金带的记载:“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
李贤墓志铭及玻璃杯
在《新唐书·李靖传》中有“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銙，七方六圆，銙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的记载。
明代继承了将玉带用于赏赐的做法:“历朝赐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
明朝皇帝对皇亲国戚、诸子王孙、武将文臣都有赏赐玉带的记录载于《明史》中。
嘉靖皇帝为修太庙，公开募集资金，并以玉带做赏赐。为了太庙工程，嘉靖皇帝收纳了多个亲王的“赞助”，同时也赐给他们玉带作为报偿。《明史》中记载的就有三个王:定王朱惟焯“献金助太庙工，益岁禄二百石，赐玉带袭衣”。蜀王朱让栩“献黄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酬以玉带币帛”。敬王朱宇温“献金助太庙工，赐玉带，益禄二百石”。
金镶青白玉镂空龙穿牡丹纹带 明 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出土 由20件金镶白玉镂空带銙和2件金带扣组成，重1011.4g
武将中有陈懋、毛忠、王骥，皆因战功卓著被赐玉带。
被赏赐玉带的文臣有:罗复仁、蹇义、夏言、徐阶、张居正。
对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偶有赏赐:如对孔夫子的后裔孔弘绪，“驿召弘绪至京袭封，赐玉带金印”，道教张天师的子孙张彦因“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
汪兴祖墓出土的包金云龙纹玉带的精美程度在出土明代玉带中也属少见。汪兴祖少时为朱元璋部将张德胜的养子，他的事迹，在《明史》上被附于张德胜传内。
汪兴祖墓志铭
据墓志和《明史》记载，汪兴祖是庐州(今安徽合肥)巢县人，生于元朝至元四年(1338年)，死于明洪武四年。其养父张德胜随朱元璋渡江南进后，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和陈友谅的一次战斗中死于龙江。他继承父职，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十余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官至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死后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追封东胜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汪兴祖墓出土玉带上的龙纹为五爪龙，应为皇帝专用纹饰，《明史·舆服三》中也有“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的记载，以汪兴祖生前从一品的官阶(死后追封东胜侯)，是不应该使用五爪龙的。参考史料中关于汪兴祖功绩的记载，并结合明初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僭越现象鲜有发生的政治背景，可以推测这条玉带应为皇帝为表彰汪兴祖卓著战功的御赐之物。
(二)僭越
在结束了元末的动荡后，明初的经济已相当凋敝，但社会风气却较为质朴。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制定并完善各项规制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政治职位的有无与高低被视作个人社会价值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享有，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享有不同规格的服饰、房屋、车舆、伞盖、帐幔、器皿，不可逾制。封建专制统治逐渐加强的明初，逾制现象鲜有发生。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明代中叶，这种严守礼制的局面逐步被打破，礼制的诸多方面都出现了僭越现象，并且愈演愈烈，屡禁不止。
产生僭越的根源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在江南等地，物质供给充裕，原本只有社会地位高的特权阶层才可享用的一些东西，一般人也开始有能力享用，使人们追求高水平消费成为可能。尤其在商品市场获利的商人，财富的积累使他们具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这个发展趋势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双层透雕云龙纹玉带板 明 扬州博物馆 1968年邗江县杨庙乡殷湖村出土
带板为青玉质，一套共十七块，有桃形、长方形、排方和铊尾。带板均双层镂空透雕。其中十五块带板主纹为飞舞云龙纹，在龙纹空隙处均间饰鸾鸟和云草纹。另外二小块带板饰鸾鸟纹。龙身瘦长形，其爪为球形，龙头上方均饰有如意云纹，这是明代嘉靖前后龙的特定形式和特有纹饰。带板琢雕纹饰层次分明，玉质温润，是明代玉带板中的精品。在一块带板的背部粘有铜质带扣，颇为少见。
过去重仕贱商、以政治地位决定社会阶层的传统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侯外庐先生指出:“从十六世纪中至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社会风气日趋奢靡。这种僭越贵贱等级及奢靡的社会风气的发展，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主要趋势。
这种社会风气也同样反映在服饰玉带的使用上。《明史·舆服志》载:“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
明人沈德符对此曾做过概括:“天下服饰，偕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如公候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曾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尤可骇怪。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
洞石灵芝纹玉带板 明 南京博物馆（朝天宫） 南京玄武湖唐家山出土
参考出土的明代玉带资料，宦官使用玉带的现象的确很多，这与制度不符，其中有赏赐，也必定有僭越的现象。
03.宦官政治
明代宦官佩玉带者并不少见，不论宦官的玉带是来自皇帝的滥赏还是大胆的僭越，都可以间接反映出宦官在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折射出明代宦官专政的政治状况。由于历史的原因，出土玉带的明代宦官慕葬多集中在北京和南京(表二)。
出土玉带的宦官墓大多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这与史实相符。
明太祖朱元璋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他清楚地认识到:“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为此，朱元璋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并严禁宦官预政典兵，与诸司文移往来，甚至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铸为铁牌，置于宫门。
到了永乐年间，宦官的境遇开始发生了改变，因朱棣在夺位和政权的巩固中得到宦官的帮助，故而对宦官宠幸有加，许多宦官被委以出使、采办、监军等重任。宜德时宣官享有了读书识字的权利，一些人还担负了重要职责。
在《明史》中有载，并痛陈了带来的恶果:“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
明·嘉靖年间太监赵政像
洪武初年，宫中宦官的人数有所限定，“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且“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命过多”。但至嘉靖时期，“所役殆数万人”，至“万历初，宦官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而至“明亡，内竖至十万”。明代的宦官设置也不断增多:“宽官……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其机构之庞大，为历代所无。墓中出土玉带的宦官涉及到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
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 明早期 首都博物馆 北京海淀区太监墓出土
太监赵芬墓出土寿桃纹玉带 首都博物馆
董姓太监墓出土龙纹玉带 首都博物馆
明代宦官专权愈演愈烈，权力的增长及贪欲的无限膨胀，使他们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恃无恐，在服饰方面亦是如此，“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言:“国朝品官无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乃下诏禁之。十七年，谕阁臣刘健曰:“内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玄、黄、紫、早乃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
在明代，象征着尊贵、财富的玉带被权臣们疯狂聚敛，如抄严嵩家时抄出“玉带共二百零二条”“金镶各色带共一百二十四条副”。正德年间的钱宁更甚:“帝还京，裸缚宁，籍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
“严嵩私印”铭兽钮石印 明 江西省博物馆
宦官对玉带的占有欲望也是无休止的，如正德时期权擅天下的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
透雕镂空花卉龙纹玉带饰 明 首都博物馆 明尚衣监太监张慧菴墓出土
随葬玉带十七副之多，多数为无纹饰的素面，而且存在规制不完整的情况，但其中有四副玉带琢有纹饰，分别为减地瑞兽麒麟纹一副、减地花卉龙纹两副、透雕镂空花卉龙纹一副
嘉靖初年的《继世纪闻》细数了此次抄家物品的消单:“抄没逆瑾货财，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鼓五百，蟒衣四百七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宝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
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 明早期 故宫博物院
青玉透雕戏狮图长方带板 明 故宫博物院
姑且不论所记载的数目是否完全准确，从中也可以想象当时刘瑾所占有财物、玉带的数目是惊人的。刘瑾所占有的这些玉带的功用，除了显示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成为他为私利而进行滥授的工具，“(杨)守随愤，独上章极论之曰:“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态肆，人目为'八虎”，而瑾尤甚。……紫绶金貂尽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带滥授心腹之人。附己者进官，忤意者褫职。内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明代宦官专权的程度在这些史料中亦可见一斑。
御马监太监周臣玉带 明 北京海淀明代周臣墓出土
青玉四鹤寿字带板 明 故宫博物院
明代是玉带使用的顶峰时期，它承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信息，同时从以物证史的角度来看，明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玉带，就像一面镜子，印证和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史实，折射出明代政治生活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