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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能说话吗？这个后殖民研究的经典问题，如果拿去问瞿秋白，他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他甚或会以一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作答，以证明普罗大众自我表达的可能。当然，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借由阐释马克思而说明的那样，在一个普罗大众能说话且能被听到的完美世界里，表达绝不是被代表、被呈现（vertretung），而必然是主动地呈现（darstellung），亦即自我表达（selbstdarstellung）……
如何在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指导原则下，以文学作品代表并赋权底层。许地山的《玉官》是探索这个难题的绝佳文本，这篇围绕“圣经女人”玉官展开的中篇小说里有等待赋权的底层妇女，有字母体闽南语《圣经》，更有对语音中心主义局限的叩问。作为学者、小说家和拉丁化支持者的许地山会如何解答双生革命的终极问题：大众的声音——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的声音——真的有可能被再现吗？
*文章节选自《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起源（1916-1958）》（钟雨柔 著 三联书店 2024-1），小标题为微信编辑所加。
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
文 | 钟雨柔
许地山：文字文学双生革命的实践者
许地山和瞿秋白是多年好友。两人相识于1920年，当时同为《新社会》杂志撰写社会评论，《新社会》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实进会”的刊物。虽然瞿秋白走上了政治舞台，许地山留守在文学和学术，但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瞿秋白牺牲。许地山在1935年瞿秋白被捕后，也曾积极与其他友人策划营救行动，只是不幸营救失败，瞿秋白殉难。
许地山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创始成员之一。作为首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文学研究会以现实主义为导向，区别于更偏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和新月社。尽管有评论认为许地山的早期作品在经历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向前，更接近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但是从整体上看，许地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成员，大部分作品仍契合现实主义的标准。
生于台湾，长于福建、广东，游历过缅甸、印度，许地山对华南和南亚有着独特而持续的兴趣，这在他的众多作品里有突出体现。作为作家的许地山同时也是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致力于梵语、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还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从传统中文学院转型为现代中文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任系主任。许地山是一名基督徒，但他的宗教研究涉猎广泛，包括摩尼教、道学、佛教和基督教。除此之外，许地山还对物质文化保持一贯的兴趣，对中国服饰和古钱币亦颇有研究。在许地山的众多成就中，不常为人称道的是他生命最后阶段里对拉丁化运动的支持和推动。他是1938年成立的香港新文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文学文字双生革命罕有的实践者。
许地山（1893-1941）
许地山于1939年3—5月在香港《大风》杂志上连载了他最后一部中篇小说《玉官》。小说围绕一个名叫玉官的“圣经女人”的人生故事展开。“圣经女人”专指新教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训练的、为本地教会工作的妇女教友。这些女性布道者的基本职责是挨家挨户地去给愿意倾听讲道的人念《圣经》。此外，她们也领导女性信众的聚会，教授慕道班的课程，对妇女进行家访，有时甚至也参加集市和村镇的讲道。
小说主人公玉官便是这样一位“圣经女人”，服务的教会位于闽南某县，与许地山自己长大的闽南乡村无异。小说虽是中篇，确相当有雄心，横跨1890年代到1930年代末的四十余年，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战争、义和团、废科举、辛亥革命、“一战”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意欲通过一位福建“圣经女人”的生平故事来把握现代中国的历史，与许地山的早期作品有相当不同。
按夏志清的说法，许地山“生性是个传奇故事作家”，其早期小说更接近“通俗的佛教故事和中古的基督教传奇”。而许地山的毕生好友、文学研究会的联合发起人郑振铎则提示我们，许地山的风格转变大约发生在1935年前后，即他离开燕京大学前往香港的当口：“他这时期所写的作品，风格和题材都变得尖锐得多，现实得多。”
郑振铎所谓的“这时期”正是由拉丁化推动的“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历史时刻。关于这个转变，许地山本人在《论“反新式风花雪月”》一文中说：
青年作家的作品所以会落在“风花雪月”底型范里底原故，我想是由于他们所用底表现工具——文字与章法——还是给有闲阶级所用底那一套……所以要改变作风，须先把话说明白了，把话底内容与涵义使人了解才能够达到目的。会说明白话底人自然擅于认识现实，而具有开条新路让人走底可能力量。许地山排斥有闲阶级的语言，与瞿秋白批判成为布尔乔亚新文言的五四白话，前后呼应。许地山在“把话说明白”和“认识现实”之间建立联系，更为瞿秋白倡导的“新的文学革命的目的”做出了清晰的解释。尽管许地山自己并没有用第三次文学革命的说法，但他到香港后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聚焦的确实是这场革命的两个宗旨——新的中国文字与新的中国文学，时间恰与《玉官》的创作同期。《玉官》以底层妇女为主角，带有明显的文艺大众化的印记，加之许地山对文字革命和拉丁化议题的敏感，文学与文字革命俨然成功合流。
“圣经女人”：学会“洋字”的底层妇女
小说主人公玉官是一位不识字——确切地说是不识汉字——的闽南妇女，在甲午战争中成了寡妇，既要面对孤儿寡母的艰辛与穷困，还要对付觊觎自家房产的叔伯弟弟。她希望恪守妇道，抚孤成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儿子能谋得一官半职，可以给她请封诰、表贞节。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只凭女工赚取微薄收入、按新儒家“老习惯”安排人生的闽南女人，因缘际会地和一位叫杏官的“圣经女人”成了朋友。在杏官家里，玉官发现了字母体闽南语《圣经》，很快学会了“洋字”，读懂了“洋书”；在杏官的影响下，玉官不仅选择皈依基督教，还成了一名每月领工钱的“圣经女人”。小说如是描述玉官与字母体闽南语《圣经》至关重要的初次见面：
杏官家里的陈设虽然不多，却是十分干净。房子是一厅两房的结构，中厅悬着一幅“天路历程图”，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边黑羊皮《新旧约全书》，金边多已变成红褐色，书皮的光泽也没有了，书角的残折纹和书里夹的纸片，都指示着主人没一天不把它翻阅几次……她偷偷地掀开那本经书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点也看不懂。她心里想，杏官平时没听她说过洋话，怎么能念洋书？这不由得她不问。杏官告诉她那是“白话字”，三天包会读，七天准能写，十天什么意思都能表达出来。她很鼓励玉官学习。玉官便“爱，卑，西—”念咒般学了好几天。果然灵得很！七天以后，她居然能把那厚本书念得像流水一般快。
我虽无缘得见合订版的闽南语拼音《新旧约全书》，但美国圣经公会的档案里确实藏有闽南语字母版的《旧约》和《新约》，分别出版于1902年与1916年。按照闽南语的发音，这两本书的书名被分别转写为“Ku-Iok”和“Sin Iok”。和杏官的合订本一样，这两本《圣经》用“金边黑羊皮”装订，“金边多已变成红褐色，书皮的光泽也没有了”。正是这样的字母体闽南语《圣经》，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让玉官们切实获得了识字的机会，即便识的是拉罗字母。
字母体闽南语《圣经》，《旧约》（1902）在下，《新约》（1916）在上。
图片由纽约美国圣经协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
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运动本就包括为信徒扫盲的工作，新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过程中则有意无意地凸显了不发达地区性别化的文盲问题。19世纪的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其中女性不识字的比例尤其高，被剥夺识字权利的情况尤其多。
传教士们撰写的关于女信徒的报告、小册子和小说多从性别化的文盲问题入手。不夸张地说，用汉字或拉罗字母《圣经》为信众扫盲是传播福音的先决条件，而早期传教士小说中更经常出现用字母《圣经》教“圣经女人”认字的案例。
例如，小说《左玲》（Leng Tso, 音译）可算关于中国“圣经女人”的最早作品之一，女主人公一出场就宣讲拉罗字母写的“小字”如何能够帮助听众阅读“任何以小字所写的书”。面对不识字的听众，她发出诘问：“因为没人教我们读书，今天的女孩就注定在无知中长大吗？因为没人教母亲读书，女孩就理当永不被允许学习并阅读《圣经》吗？”
可以认为，字母体方言《圣经》对女信徒和潜在女信徒来说，首先是一种让女孩读书的新技术，一个象征知识、文化和启蒙的女性主义标志，至于宣讲福音或者批判新儒家，那都是后话。字母体方言《圣经》从诞生之初就在与“圣经女人”相关的文学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意思的是，老《圣经》在许地山的《玉官》中生发出了新意涵。
字母体闽南语《圣经》不光意味着女性识字的可能，也不单只是玉官基督教信仰的转喻（事实上，玉官和自己信仰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准确地说，字母体闽南语《圣经》实际上应该被当成一个重要的叙事装置来理解。上文引用的玉官得见字母体闽南语《圣经》的时刻，是她整个“圣经女人”生涯甚至是整个故事的开端。
学会读字母体闽南语《圣经》之后，她开始有能力让儿子接受西方教育，搬离家宅，住到福音堂去。做了“洋事”，小叔子便不敢再纠缠（这个小叔子于是记恨介绍玉官做“洋事”的杏官，偷走杏官的大女儿，辗转逃到上海，他再回乡时已是苏区政府的要员）。成了“圣经女人”后，玉官做事得力，被派到城乡各处传教，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圣经》。
某次去邻村传教，玉官遇到了为教会看房子的男子陈廉，相谈甚欢。陈廉告诉玉官，只带《圣经》不足以抵御乡间鬼魂，出门还需一本《易经》方保平安。两人互生情愫，即便玉官后来得知陈廉就是杏官那打人后跑路的丈夫，也并未全然打消与陈廉去南洋生活的念头。字母体闽南语《圣经》除了在小说前半部出现，帮助交代玉官“圣经女人”的身份并为故事发展提供感情线索外，还在小说中部和结尾出现。
故事中段，玉官在军队进驻村子时，用《圣经》里的故事诚恳布道，成功阻止了军队对妇女的侵扰。玉官随后去南京和她的儿子建德同住，此时的建德留美归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就职，还有了第二任太太。他第一任太太是杏官的小女儿，后因难产去世；而第二任太太居然就是杏官被抱走的大女儿，后来成了建德留美的同学。
玉官与两任媳妇都有龃龉，在南京与洋派的儿子媳妇生活尤其不快。然而正是在强烈的失望和不满中，玉官猛然经历一次宗教顿悟，遂决心回福建乡下以新的虔敬服务教众。小说叙事不曾交代顿悟的缘由，反而于玉官启程去南洋找寻陈廉时戛然而止。玉官带着她的《圣经》、《易经》以及整个故事，一起消失于南洋海上。
闽南语Sin Iok（《新约》）和Kū-Iok（《旧约》）
图片由纽约美国圣经协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
有意思的是，字母体闽南语《圣经》虽贯穿整部中篇小说，不但未曾凸显玉官对基督教教义的忠诚，倒是反衬出她对基督福音一以贯之的矛盾心理。
首先，玉官选择成为“圣经女人”部分甚或多半是为了自己和儿子的生计，直到小说结尾，玉官都未真正被基督徒的理想说服，从始至终不肯放弃与教义相悖的祖先崇拜。其次，她的宗教观相当圆融务实，足以让她在《圣经》之外还可以相信《易经》，并以“圣经女人”的身份与不信教的陈廉浪漫邂逅。最后，在庆祝她服务满四十年的纪念大会上，她虽终未获得贞节牌坊，但收获了一座与牌坊造型相似的 “玉泽桥”，意为感谢玉官惠泽乡邻。
她信仰基督，但又不排斥甚至坚持实践儒家传统、祖先崇拜；她一面模糊东西方宗教和文化边界，一面又强化了两者从17世纪“礼仪之争”就从未解决的核心冲突。所以，对于《玉官》的评论一直以来也顺理成章地聚焦在宗教问题上，毕竟玉官对基督教教义的疑问直到小说不无潦草的结尾都悬而未决。玉官内心的怀疑在以下这段心理描写中暴露无遗：
她还没看出那“理想”的意义，她仍然要求“现实”：生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虽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达到这目的人路。因为她不敢确断她是在正当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儿子和媳妇那样不理会她，将来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个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的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世界里。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
这段内心独白之后，玉官决心从教会辞职，并勇敢地向陈廉求婚。陈廉欣然应允，打算和玉官一起下南洋，却无意间暴露了自己曾是杏官丈夫的身份。知道陈廉真实身份的玉官暂缓了去南洋结婚的打算，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全心投入传教事业，或完全解决了对自己信仰的疑问。如果说玉官对宗教问题的犹疑贯穿始终，那么她对自己信仰问题的解决则发生得异常突然。
小说行进到尾声，叙事者用一句话宣布玉官追求一种更真挚信仰的决心：“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宗教顿悟固然只能以突然的方式发生，但玉官顿悟的原因许地山交代得堪称粗率，而文学批评也一向语焉不详。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地山对玉官和自己信仰之间关系的处理，呈现出了叙事上的极大不平衡，尤其是考虑到整部中篇小说直到尾声都保持着相当从容的叙事节奏，结尾的突然加速让人疑惑。
这与许地山的能力以及他对这部作品投注的力量和野心不甚匹配。同时，如果赋权底层妇女是许地山小说的母题之一，那么探讨玉官作为“圣经女人”的成长和蜕变自是题中之意。所以，无论在叙事或主题上，《玉官》潦草的结尾都相当失衡。有意思的是，虽然对失衡的原因此前讨论不多，但是一旦深究，我们将看到一个和语音中心主义休戚相关的叙事学难题——忠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同时，真诚的叙事者也将暴露其内在的局限。
语音中心主义：既给予她希望，也剥夺她说话的权利
作为一部完成于第三次文学革命先锋时刻的作品，理应支持并实践方言、土语、普通话等一切语言凌驾于书写之上的革命主张，然而《玉官》从对话和声音的角度来说，却出奇地静默。
叙事者以第三人称视角自始至终维持着对叙事声音的高度控制，甚至不惜剥夺人物在小说中说话的权利，整部小说几乎没有对话。小说叙事似乎生怕人物摆脱叙述控制从而妨碍情节推进，叙事声音通过间接引语、直接心理描写以及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进行全面布控。
举例来说，前文引用的玉官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整段心理白描在直接心理描写和自由间接引语间切换自由，但绝不曾进入直接引语——让福建妇女自己说话。《玉官》最大的反讽便在于此，一部描写且意欲赋权底层妇女的作品居然选择剥夺主人公的声音。这在许地山的创作生涯中大概要算特例，似乎违背了许地山的创作意图，而且与他往昔的处理方式相抵牾，毕竟《商人妇》和《春桃》中的底层妇女们在用自己声音说话的问题上并未遇到叙事者的干预。
《玉官》无对话的奇特景况也让许地山关于方言文学的立场变得可疑起来。许地山早在1921年就亮明了自己对于方言进入白话文学的态度：“对于一种作品，不管他是用什么方言，篇内有什么方言参杂在内，只要令人了解或感受作者所要标明底义谛，便可以过得去。鉴赏者不必指摘这句是土话，那句不雅驯，当知真理有时会从土话里表现出来。”
若依许地山的标准，玉官的方言土话和可能不雅驯的表达本应无障碍地进入他的叙事，然而，正是许地山对方言真实再现的敏感和忠诚阻止了女主角用自己的声音发声。真实再现闽南语的任务在《玉官》中显得尤其重要且困难，方言拉丁化如何与白话文学叙事和平共处的问题变得尤其尖锐。这个难题无法绕过，那本字母体闽南语《圣经》的存在便是一种提醒。字母方言与汉字白话叙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玉官客居南京儿子家中时，完全暴露。而这个矛盾在玉官最终顿悟的心路历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过，有时两人一天面对面坐着，彼此不说话。安妮对建德老是说洋话，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玉官对建德说的是家乡话，安妮也是一窍不通，两人的互相猜疑从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来……老太太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纵然把委屈诉给人听，也没有可诉的。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话；找牧师，牧师也不能为她出什么主意，只劝她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就一点。她气得连教堂都不去了。
对玉官而言，南京与她格格不入。这倒并非全然如夏志清所言，是因为玉官对她儿子和儿媳的洋派生活完全陌生。也不可完全归因于玉官和她的第二任儿媳相处的不快，毕竟她和第一任儿媳也有矛盾，彼时闹得再不高兴也未见玉官顿悟、离家、下南洋。
正如叙事者明言的，玉官对南京疏离的关键在于“她的话”—南京教友听不懂的闽南话。事实上，闽南话作为中国方言中难度系数最高的语言之一，任何闽南方言区之外、未经学习的人都无法自然听懂。玉官的读写能力、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只在特定的闽南语境中有效。去闽入宁的玉官被连根拔起，由此失去了基本语文能力和社会功能。
如果玉官的南京教友不能理解“她的话”，那么不懂闽南语的《玉官》的读者们自然也不可能听懂玉官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的心声。如果许地山选择忠实再现玉官的口语表达，无论是用字母还是汉字，都将拒大多数读者于门外。问题的症结在于闽南口语与白话书面语不能兼容。只要叙事依然用白话写出（无论是用汉字还是拉丁化新文字），闽南方言的语音再现就必然命途多舛。
即便对玉官和那本至关重要的字母体闽南语《圣经》而言，闽南方言是比白话更切近的现实，但是为了不妨碍赋权“圣经女人”的整体叙事，被赋权的玉官必须保持缄默，她的话必须被译为白话，她的思考于是被中介、转化为一种被经验的言说（erlebte Rede）。“圣经女人”不仅没有获得自己的声音，反而放弃了直接说话的权利。
口语方言与书面白话文的不兼容性揭示出白话这一现代中国文学之基础的内核：一种植根于汉字的书面语言或书写系统。在语音中心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里，白话似乎不言自明因应潮流，它概念宽泛而富于弹性，从旧白话文到五四新白话，再到以字母拼写的方言，白话一度成为文字与文学双生革命的交汇点。以至于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当口，白话再次升级，意欲成为一种彻底为普罗大众服务的新式文学语言，用拉罗字母转写所有方言。
然而，双生革命召唤出的白话虽归依语音中心主义，却无法根除自己内部作为白话文的剩余物。双生革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白话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书面语。虽然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正面力量心向往之，但白话的剩余物亦即其本质，对语音中心主义之革命理想的全面胜利仍不可避免地顽强抵抗。
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意味着与乌托邦式的愿景并存的是异托邦式的、无可辩驳的暴力，而对所有语言、所有言说都一视同仁的民主理想自有其不可控制的局限。语音中心主义的正反两股力量在《玉官》里得到充分体现。出人意料的是，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成了连接文字与文学双生革命的榫卯，另一方面则悄然置换了语音中心主义本身将语言凌驾于书写之上的执念。
玉官丰富的人生和被迫的静默证明语音中心主义正向的革命力量既给予“圣经女人”希望，也剥夺她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权利。在调和方言表音和白话叙事的过程中，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放性需要一条不同于机械转录语音的新出路。这对忠于语音中心主义、投身双生革命的先锋人物来说责无旁贷。
左翼作家们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暂时搁置中文字母，并允许将语言至上的执念转换成对语音中心主义正面力量的追求，从而解放、彰显不被人听见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声音并不止于字面，更延伸到比喻义层面，指向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以及更广义上的普罗文化。让所有人发声的直白许诺于是衍生出了更以主题为导向的变体。
发声于是可以引申成为表达—在文艺作品中被呈现、被表达（vertretung），或者主动表达、自我呈现（darstellung）。于是，对语音中心主义的忠诚被置换为让沉默的、边缘的、不被看到和听到的人群，比如女人、儿童和工人，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便被看见和被听见有时意味着他们要暂时放弃自己的语言。
白话汉字叙事与语音中心主义的雄心由此取得暂时的平衡。事实上，语音中心主义已然成为文字和文学双生革命的主旋律，虽然对它的效忠，理论上仍以中文字母为最终和最高形式，但实践中的语音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二律背反的复杂性。而如果实现语音中心主义的正面价值比听从其暴力支配更有意义，那么不但没有必要非抱定拉罗字母这一形式不可，而且还必须承认拉罗字母作为中文书写的局限性。
语音中心主义的嬗变在文字的维度上具象展现了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局限”。安敏成对于现代中国小说的种种局限有精准判断，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现实主义的“真正本性”与赋予现实主义改变社会的意义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落差。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中国信徒们本以为现实主义新小说能新民、新政治、新国家，而后却逐渐发现，现实主义的本性“与其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不如说是一种美学上的回避”。
同样，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或者说语音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语音中心主义的激进承诺与其实践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语音中心主义的中国信徒们本以为所有人都应该且可以发声，然而却逐渐发现，只要双生革命仍在白话模式中运行，那么让所有人发声的诉求就算再可贵也很难不做出妥协。任何支持双生革命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兼容性，都必须思考如何在语音的透明呈现和文学叙事的平稳进行之间求得平衡。
面对语音再现的透明度和与白话叙事的匹配度的考量（《玉官》为了配合白话叙事，语音再现的透明度就是零），许地山和其他作家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关于何谓真实、如何再现真实以及真实是否可以被再现等一系列关乎现实主义本质的探索；在语音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旗下，他们不得不艰难试探形塑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的、语言的、政治的边界与限制。
支持双生革命的作家们事实上也被困在双生革命的夹缝中，他们追求解放，却注定要生产不乏局限的作品；他们试图弥合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努力调解语音中心主义与民族文学的冲突，并争取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最大程度的进步。
接下来的两章会讨论另两个嬗变的案例：其一是由“一战”赴法华工催生的、现代中国第一场扫盲运动对白话的重新定义；其二是抗战时期的新大众教育运动，一方面再次定义白话的性质，另一方面重新发现儿童，发现希望。虽然这三种变体——拉丁化与第三次文学革命、五四时代的白话话语、新大众教育运动——事实上是纯粹语音中心主义的三次妥协，但是，语音中心主义作为现代中国语文发展的指导原则，一经确立就从未动摇。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起源（1916-1958）钟雨柔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1ISBN：9787108077387 定价：69.00元
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汉字革命是一个几被遗忘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伴生同行，在废除汉字的号召下，试图在中文土壤里移植拼音字母系统、拼写大众声音，被理解成激进且进步的文学与政治革命之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以语音中心主义内部的辩证关系为切入视角，讨论汉字革命的发生、变异和中止，追索汉字革命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赵元任、瞿秋白、许地山、晏阳初、叶圣陶、陈梦家、唐兰等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以各自的背景和立场，厕身于这场“革命”中，他们不同的“拼音化”实践，让对“声音”的追寻，融入了汉字罗马化、汉字拉丁化、五四白话话语、语体文和新形声字等不同形式的语言文字策略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汉字革命的诉求，也与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紧张进程相呼应、重叠，与民族救亡、抗日战争、扫盲运动和大众教育勾连了起来，呈现出左翼的气质。最终，汉字革命在‘反殖反帝’的全球背景之下暂时落下帷幕，而基于汉字小学传统而充满后结构理论批判力的“汉字书写学”（Chinese Grammatology）也正在此刻应运而生。
魔化与除魔：皮柯的魔法思想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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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ISBN：9787108076601 定价：78.00元
文艺复兴向来被视为现代世界的开端。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是一个高度除魔的世界，不仅人类世界的魔力被祛除，自然世界的魔力也丧失了，彻底沦为一个理性化、均质化甚至机械化的物理世界。
本书从韦伯的命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史论述出发，围绕文艺复兴哲学代表人物皮科·米兰多拉展开研究，检讨“世界的除魔”这一现代性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端。皮科通过揭穿占星术的魔法性，破除预定的宇宙等级论，第一次赋予人自我塑造的自由。与此同时，皮科又极力主张魔法，将人理解为自然的沉思者和操作者，一个具有神奇魔力并不断魔化的魔法师。既魔化，又除魔，皮科的魔法思想表明了现代性生成的复杂机理，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世界诞生的契机。
观物：邵雍哲学研究李震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ISBN：9787108076854 定价：80.00元
邵雍是北宋理学建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易学家，其思想具有高度的独创性。然而，与同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子相比，邵雍的哲学因其异质性和复杂性，而鲜有深入的综括研究。《观物》一书旨在完成这个颇具难度的课题。全书视野开阔、考辨扎实、分析细密，对邵雍的生平、著作与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是邵雍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宋明理学等相关研究也具参考意义。
作者认为，邵雍哲学的精神在于“观物”之理。这一主题内在地开出了两方面的路向：其一，邵雍以高度形式化的数理原则，空前具体地描述了“物”的条理、结构与规律，突显了存在的确定性、物理的秩序性与世界的一贯性；其二，邵雍儒道兼综的思想底色，催生出了独特的“观”的心性哲学与人生态度。只有通过对邵雍“观物”之理的深入抉发，才能明确认识到：邵雍庞大高严的物理建构与自在洒脱的人格气象，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也内在于时代的普遍思潮之中，他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形态，为即将到来的理学时代作了刚柔两方面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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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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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政国家的出现给政治经济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政府集中管理税收，将其作为资本从市场调动长期金融资源，极大增强了国家能力，显著提高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
本书聚焦现代财政国家的制度建设路径，细致比较、分析中英日三个国家在制度发展关键期（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各国当政者面对既有公共财政系统的崩溃，积极找寻解决财政亏损问题的方案，并在税收办法、信用体系等方面展开多种尝试。最终，英国和日本从其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成功开发出公共财政工具，确立了现代财政国家制度，为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而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未能成功。作者以宏阔的视野、新颖的框架、扎实的史料回应了“大分流”的问题，对清政府未能实现财政转型的解释极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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