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亮“星标”↑重要内容不錯過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底層能說話嗎？這個後殖民研究的經典問題，如果拿去問瞿秋白，他的回答毫無疑問是肯定的，他甚或會以一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作答，以證明普羅大衆自我表達的可能。當然，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借由闡釋馬克思而說明的那樣，在一個普羅大衆能說話且能被聽到的完美世界裡，表達絕不是被代表、被呈現（vertretung），而必然是主動地呈現（darstellung），亦即自我表達（selbstdarstellung）……
如何在拉丁化和文藝大衆化的指導原則下，以文學作品代表并賦權底層。許地山的《玉官》是探索這個難題的絕佳文本，這篇圍繞“聖經女人”玉官展開的中篇小說裡有等待賦權的底層婦女，有字母體閩南語《聖經》，更有對語音中心主義局限的叩問。作為學者、小說家和拉丁化支援者的許地山會如何解答雙生革命的終極問題：大衆的聲音——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上的聲音——真的有可能被再現嗎？
*文章節選自《漢字革命：中國國文的現代性起源（1916-1958）》（鐘雨柔 著 三聯書店 2024-1），小标題為微信編輯所加。
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
文 | 鐘雨柔
許地山：文字文學雙生革命的實踐者
許地山和瞿秋白是多年好友。兩人相識于1920年，當時同為《新社會》雜志撰寫社會評論，《新社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下屬的“實進會”的刊物。雖然瞿秋白走上了政治舞台，許地山留守在文學和學術，但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瞿秋白犧牲。許地山在1935年瞿秋白被捕後，也曾積極與其他友人策劃營救行動，隻是不幸營救失敗，瞿秋白殉難。
許地山是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人物，文學研究會的十二個創始成員之一。作為首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社團，文學研究會以現實主義為導向，差別于更偏向浪漫主義的創造社和新月社。盡管有評論認為許地山的早期作品在經曆批判現實主義的轉向前，更接近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但是從整體上看，許地山作為文學研究會的創始成員，大部分作品仍契合現實主義的标準。
生于台灣，長于福建、廣東，遊曆過緬甸、印度，許地山對華南和南亞有着獨特而持續的興趣，這在他的衆多作品裡有突出展現。作為作家的許地山同時也是學者、翻譯家和教育家，緻力于梵語、民俗學、宗教學的研究，還是香港大學中文系從傳統中文學院轉型為現代中文系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任系主任。許地山是一名基督徒，但他的宗教研究涉獵廣泛，包括摩尼教、道學、佛教和基督教。除此之外，許地山還對物質文化保持一貫的興趣，對中國服飾和古錢币亦頗有研究。在許地山的衆多成就中，不常為人稱道的是他生命最後階段裡對拉丁化運動的支援和推動。他是1938年成立的香港新文字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文學文字雙生革命罕有的實踐者。
許地山（1893-1941）
許地山于1939年3—5月在香港《大風》雜志上連載了他最後一部中篇小說《玉官》。小說圍繞一個名叫玉官的“聖經女人”的人生故事展開。“聖經女人”專指新教傳教士在印度、中國和其他地區訓練的、為本地教會工作的婦女教友。這些女性布道者的基本職責是挨家挨戶地去給願意傾聽講道的人念《聖經》。此外，她們也上司女性信衆的聚會，教授慕道班的課程，對婦女進行家訪，有時甚至也參加集市和村鎮的講道。
小說主人公玉官便是這樣一位“聖經女人”，服務的教會位于閩南某縣，與許地山自己長大的閩南鄉村無異。小說雖是中篇，确相當有雄心，橫跨1890年代到1930年代末的四十餘年，涉及的重大曆史事件包括甲午戰争、義和團、廢科舉、辛亥革命、“一戰”和共産主義的興起，意欲通過一位福建“聖經女人”的生平故事來把握現代中國的曆史，與許地山的早期作品有相當不同。
按夏志清的說法，許地山“生性是個傳奇故事作家”，其早期小說更接近“通俗的佛教故事和中古的基督教傳奇”。而許地山的畢生好友、文學研究會的聯合發起人鄭振铎則提示我們，許地山的風格轉變大約發生在1935年前後，即他離開燕京大學前往香港的當口：“他這時期所寫的作品，風格和題材都變得尖銳得多，現實得多。”
鄭振铎所謂的“這時期”正是由拉丁化推動的“第三次文學革命”的曆史時刻。關于這個轉變，許地山本人在《論“反新式風花雪月”》一文中說：
青年作家的作品是以會落在“風花雪月”底型範裡底原故，我想是由于他們所用底表現工具——文字與章法——還是給有閑階級所用底那一套……是以要改變作風，須先把話說明白了，把話底内容與涵義使人了解才能夠達到目的。會說明白話底人自然擅于認識現實，而具有開條新路讓人走底可能力量。許地山排斥有閑階級的語言，與瞿秋白批判成為布爾喬亞新文言的五四白話，前後呼應。許地山在“把話說明白”和“認識現實”之間建立聯系，更為瞿秋白倡導的“新的文學革命的目的”做出了清晰的解釋。盡管許地山自己并沒有用第三次文學革命的說法，但他到香港後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講聚焦的确實是這場革命的兩個宗旨——新的中國文字與新的中國文學，時間恰與《玉官》的創作同期。《玉官》以底層婦女為主角，帶有明顯的文藝大衆化的印記，加之許地山對文字革命和拉丁化議題的敏感，文學與文字革命俨然成功合流。
“聖經女人”：學會“洋字”的底層婦女
小說主人公玉官是一位不識字——确切地說是不識漢字——的閩南婦女，在甲午戰争中成了寡婦，既要面對孤兒寡母的艱辛與窮困，還要對付觊觎自家房産的叔伯弟弟。她希望恪守婦道，撫孤成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将來兒子能謀得一官半職，可以給她請封诰、表貞節。就是這樣一個原本隻憑女工賺取微薄收入、按新儒家“老習慣”安排人生的閩南女人，因緣際會地和一位叫杏官的“聖經女人”成了朋友。在杏官家裡，玉官發現了字母體閩南語《聖經》，很快學會了“洋字”，讀懂了“洋書”；在杏官的影響下，玉官不僅選擇皈依基督教，還成了一名每月領工錢的“聖經女人”。小說如是描述玉官與字母體閩南語《聖經》至關重要的初次見面：
杏官家裡的陳設雖然不多，卻是十分幹淨。房子是一廳兩房的結構，中廳懸着一幅“天路曆程圖”，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邊黑羊皮《新舊約全書》，金邊多已變成紅褐色，書皮的光澤也沒有了，書角的殘折紋和書裡夾的紙片，都訓示着主人沒一天不把它翻閱幾次……她偷偷地掀開那本經書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點也看不懂。她心裡想，杏官平時沒聽她說過洋話，怎麼能念洋書？這不由得她不問。杏官告訴她那是“白話字”，三天包會讀，七天準能寫，十天什麼意思都能表達出來。她很鼓勵玉官學習。玉官便“愛，卑，西—”念咒般學了好幾天。果然靈得很！七天以後，她居然能把那厚本書念得像流水一般快。
我雖無緣得見合訂版的閩南語拼音《新舊約全書》，但美國聖經公會的檔案裡确實藏有閩南語字母版的《舊約》和《新約》，分别出版于1902年與1916年。按照閩南語的發音，這兩本書的書名被分别轉寫為“Ku-Iok”和“Sin Iok”。和杏官的合訂本一樣，這兩本《聖經》用“金邊黑羊皮”裝訂，“金邊多已變成紅褐色，書皮的光澤也沒有了”。正是這樣的字母體閩南語《聖經》，随着基督教的傳播，讓玉官們切實獲得了識字的機會，即便識的是拉羅字母。
字母體閩南語《聖經》，《舊約》（1902）在下，《新約》（1916）在上。
圖檔由紐約美國聖經協會圖書館和檔案館提供
基督教的社會福音運動本就包括為信徒掃盲的工作，新教傳教士傳播福音的過程中則有意無意地凸顯了不發達地區性别化的文盲問題。19世紀的中國，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其中女性不識字的比例尤其高，被剝奪識字權利的情況尤其多。
傳教士們撰寫的關于女信徒的報告、小冊子和小說多從性别化的文盲問題入手。不誇張地說，用漢字或拉羅字母《聖經》為信衆掃盲是傳播福音的先決條件，而早期傳教士小說中更經常出現用字母《聖經》教“聖經女人”認字的案例。
例如，小說《左玲》（Leng Tso, 音譯）可算關于中國“聖經女人”的最早作品之一，女主人公一出場就宣講拉羅字母寫的“小字”如何能夠幫助聽衆閱讀“任何以小字所寫的書”。面對不識字的聽衆，她發出诘問：“因為沒人教我們讀書，今天的女孩就注定在無知中長大嗎？因為沒人教母親讀書，女孩就理當永不被允許學習并閱讀《聖經》嗎？”
可以認為，字母體方言《聖經》對女信徒和潛在女信徒來說，首先是一種讓女孩讀書的新技術，一個象征知識、文化和啟蒙的女性主義标志，至于宣講福音或者批判新儒家，那都是後話。字母體方言《聖經》從誕生之初就在與“聖經女人”相關的文學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意思的是，老《聖經》在許地山的《玉官》中生發出了新意涵。
字母體閩南語《聖經》不光意味着女性識字的可能，也不單隻是玉官基督教信仰的轉喻（事實上，玉官和自己信仰的關系一直比較緊張）。準确地說，字母體閩南語《聖經》實際上應該被當成一個重要的叙事裝置來了解。上文引用的玉官得見字母體閩南語《聖經》的時刻，是她整個“聖經女人”生涯甚至是整個故事的開端。
學會讀字母體閩南語《聖經》之後，她開始有能力讓兒子接受西方教育，搬離家宅，住到福音堂去。做了“洋事”，小叔子便不敢再糾纏（這個小叔子于是記恨介紹玉官做“洋事”的杏官，偷走杏官的大女兒，輾轉逃到上海，他再回鄉時已是蘇區政府的要員）。成了“聖經女人”後，玉官做事得力，被派到城鄉各處傳教，無論去哪裡都随身攜帶《聖經》。
某次去鄰村傳教，玉官遇到了為教會看房子的男子陳廉，相談甚歡。陳廉告訴玉官，隻帶《聖經》不足以抵禦鄉間鬼魂，出門還需一本《易經》方保平安。兩人互生情愫，即便玉官後來得知陳廉就是杏官那打人後跑路的丈夫，也并未全然打消與陳廉去南洋生活的念頭。字母體閩南語《聖經》除了在小說前半部出現，幫助交代玉官“聖經女人”的身份并為故事發展提供感情線索外，還在小說中部和結尾出現。
故事中段，玉官在軍隊進駐村子時，用《聖經》裡的故事誠懇布道，成功阻止了軍隊對婦女的侵擾。玉官随後去南京和她的兒子建德同住，此時的建德留美歸來，在南京國民政府就職，還有了第二任太太。他第一任太太是杏官的小女兒，後因難産去世；而第二任太太居然就是杏官被抱走的大女兒，後來成了建德留美的同學。
玉官與兩任媳婦都有龃龉，在南京與洋派的兒子媳婦生活尤其不快。然而正是在強烈的失望和不滿中，玉官猛然經曆一次宗教頓悟，遂決心回福建鄉下以新的虔敬服務教衆。小說叙事不曾交代頓悟的緣由，反而于玉官啟程去南洋找尋陳廉時戛然而止。玉官帶着她的《聖經》、《易經》以及整個故事，一起消失于南洋海上。
閩南語Sin Iok（《新約》）和Kū-Iok（《舊約》）
圖檔由紐約美國聖經協會圖書館和檔案館提供
有意思的是，字母體閩南語《聖經》雖貫穿整部中篇小說，不但未曾凸顯玉官對基督教教義的忠誠，倒是反襯出她對基督福音一以貫之的沖突心理。
首先，玉官選擇成為“聖經女人”部分甚或多半是為了自己和兒子的生計，直到小說結尾，玉官都未真正被基督徒的理想說服，從始至終不肯放棄與教義相悖的祖先崇拜。其次，她的宗教觀相當圓融務實，足以讓她在《聖經》之外還可以相信《易經》，并以“聖經女人”的身份與不信教的陳廉浪漫邂逅。最後，在慶祝她服務滿四十年的紀念大會上，她雖終未獲得貞節牌坊，但收獲了一座與牌坊造型相似的 “玉澤橋”，意為感謝玉官惠澤鄉鄰。
她信仰基督，但又不排斥甚至堅持實踐儒家傳統、祖先崇拜；她一面模糊東西方宗教和文化邊界，一面又強化了兩者從17世紀“禮儀之争”就從未解決的核心沖突。是以，對于《玉官》的評論一直以來也順理成章地聚焦在宗教問題上，畢竟玉官對基督教教義的疑問直到小說不無潦草的結尾都懸而未決。玉官内心的懷疑在以下這段心理描寫中暴露無遺：
她還沒看出那“理想”的意義，她仍然要求“現實”：生前有親朋奉承，死後能萬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雖走着天路，卻常在找着達到這目的人路。因為她不敢确斷她是在正當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兒子和媳婦那樣不理會她，将來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個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隻是冷清的一個人能夠活在這世界裡。富，貴，福，壽，康，甯，最少總得攀着一樣。
這段内心獨白之後，玉官決心從教會辭職，并勇敢地向陳廉求婚。陳廉欣然應允，打算和玉官一起下南洋，卻無意間暴露了自己曾是杏官丈夫的身份。知道陳廉真實身份的玉官暫緩了去南洋結婚的打算，但這并不意味着她全心投入傳教事業，或完全解決了對自己信仰的疑問。如果說玉官對宗教問題的猶疑貫穿始終，那麼她對自己信仰問題的解決則發生得異常突然。
小說行進到尾聲，叙事者用一句話宣布玉官追求一種更真摯信仰的決心：“她要回鄉去真正做她的傳教生活。”宗教頓悟固然隻能以突然的方式發生，但玉官頓悟的原因許地山交代得堪稱粗率，而文學批評也一向語焉不詳。問題的關鍵在于，許地山對玉官和自己信仰之間關系的處理，呈現出了叙事上的極大不平衡，尤其是考慮到整部中篇小說直到尾聲都保持着相當從容的叙事節奏，結尾的突然加速讓人疑惑。
這與許地山的能力以及他對這部作品投注的力量和野心不甚比對。同時，如果賦權底層婦女是許地山小說的母題之一，那麼探讨玉官作為“聖經女人”的成長和蛻變自是題中之意。是以，無論在叙事或主題上，《玉官》潦草的結尾都相當失衡。有意思的是，雖然對失衡的原是以前讨論不多，但是一旦深究，我們将看到一個和語音中心主義休戚相關的叙事學難題——忠于語音中心主義的同時，真誠的叙事者也将暴露其内在的局限。
語音中心主義：既給予她希望，也剝奪她說話的權利
作為一部完成于第三次文學革命先鋒時刻的作品，理應支援并實踐方言、土語、國語等一切語言淩駕于書寫之上的革命主張，然而《玉官》從對話和聲音的角度來說，卻出奇地靜默。
叙事者以第三人稱視角自始至終維持着對叙事聲音的高度控制，甚至不惜剝奪人物在小說中說話的權利，整部小說幾乎沒有對話。小說叙事似乎生怕人物擺脫叙述控制進而妨礙情節推進，叙事聲音通過間接引語、直接心理描寫以及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進行全面布控。
舉例來說，前文引用的玉官對基督教教義的懷疑，整段心理白描在直接心理描寫和自由間接引語間切換自由，但絕不曾進入直接引語——讓福建婦女自己說話。《玉官》最大的反諷便在于此，一部描寫且意欲賦權底層婦女的作品居然選擇剝奪主人公的聲音。這在許地山的創作生涯中大概要算特例，似乎違背了許地山的創作意圖，而且與他往昔的處理方式相抵牾，畢竟《商人婦》和《春桃》中的底層婦女們在用自己聲音說話的問題上并未遇到叙事者的幹預。
《玉官》無對話的奇特景況也讓許地山關于方言文學的立場變得可疑起來。許地山早在1921年就亮明了自己對于方言進入白話文學的态度：“對于一種作品，不管他是用什麼方言，篇内有什麼方言參雜在内，隻要令人了解或感受作者所要标明底義谛，便可以過得去。鑒賞者不必指摘這句是土話，那句不雅馴，當知真理有時會從土話裡表現出來。”
若依許地山的标準，玉官的方言土話和可能不雅馴的表達本應無障礙地進入他的叙事，然而，正是許地山對方言真實再現的敏感和忠誠阻止了女主角用自己的聲音發聲。真實再現閩南語的任務在《玉官》中顯得尤其重要且困難，方言拉丁化如何與白話文學叙事和平共處的問題變得尤其尖銳。這個難題無法繞過，那本字母體閩南語《聖經》的存在便是一種提醒。字母方言與漢字白話叙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在玉官客居南京兒子家中時，完全暴露。而這個沖突在玉官最終頓悟的心路曆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過，有時兩人一天面對面坐着，彼此不說話。安妮對建德老是說洋話，玉官一句也聽不懂。玉官對建德說的是家鄉話，安妮也是一竅不通，兩人的互相猜疑從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來……老太太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縱然把委屈訴給人聽，也沒有可訴的。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話；找牧師，牧師也不能為她出什麼主意，隻勸她順應時代的潮流，将就一點。她氣得連教堂都不去了。
對玉官而言，南京與她格格不入。這倒并非全然如夏志清所言，是因為玉官對她兒子和兒媳的洋派生活完全陌生。也不可完全歸因于玉官和她的第二任兒媳相處的不快，畢竟她和第一任兒媳也有沖突，彼時鬧得再不高興也未見玉官頓悟、離家、下南洋。
正如叙事者明言的，玉官對南京疏離的關鍵在于“她的話”—南京教友聽不懂的閩南語。事實上，閩南語作為中國方言中難度系數最高的語言之一，任何閩南方言區之外、未經學習的人都無法自然聽懂。玉官的讀寫能力、文化教養和社會地位隻在特定的閩南語境中有效。去閩入甯的玉官被連根拔起，由此失去了基本國文能力和社會功能。
如果玉官的南京教友不能了解“她的話”，那麼不懂閩南語的《玉官》的讀者們自然也不可能聽懂玉官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的心聲。如果許地山選擇忠實再現玉官的口語表達，無論是用字母還是漢字，都将拒大多數讀者于門外。問題的症結在于閩南口語與白話書面語不能相容。隻要叙事依然用白話寫出（無論是用漢字還是拉丁化新文字），閩南方言的語音再現就必然命途多舛。
即便對玉官和那本至關重要的字母體閩南語《聖經》而言，閩南方言是比白話更切近的現實，但是為了不妨礙賦權“聖經女人”的整體叙事，被賦權的玉官必須保持緘默，她的話必須被譯為白話，她的思考于是被中介、轉化為一種被經驗的言說（erlebte Rede）。“聖經女人”不僅沒有獲得自己的聲音，反而放棄了直接說話的權利。
口語方言與書面白話文的不相容性揭示出白話這一現代中國文學之基礎的核心：一種植根于漢字的書面語言或書寫系統。在語音中心主義席卷全球的時代裡，白話似乎不言自明因應潮流，它概念寬泛而富于彈性，從舊白話文到五四新白話，再到以字母拼寫的方言，白話一度成為文字與文學雙生革命的交彙點。以至于第三次文學革命的當口，白話再次更新，意欲成為一種徹底為普羅大衆服務的新式文學語言，用拉羅字母轉寫所有方言。
然而，雙生革命召喚出的白話雖歸依語音中心主義，卻無法根除自己内部作為白話文的剩餘物。雙生革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白話是以漢字為基礎的書面語。雖然對語音中心主義的正面力量心向往之，但白話的剩餘物亦即其本質，對語音中心主義之革命理想的全面勝利仍不可避免地頑強抵抗。
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意味着與烏托邦式的願景并存的是異托邦式的、無可辯駁的暴力，而對所有語言、所有言說都一視同仁的民主理想自有其不可控制的局限。語音中心主義的正反兩股力量在《玉官》裡得到充分展現。出人意料的是，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成了連接配接文字與文學雙生革命的榫卯，另一方面則悄然置換了語音中心主義本身将語言淩駕于書寫之上的執念。
玉官豐富的人生和被迫的靜默證明語音中心主義正向的革命力量既給予“聖經女人”希望，也剝奪她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的權利。在調和方言表音和白話叙事的過程中，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放性需要一條不同于機械轉錄語音的新出路。這對忠于語音中心主義、投身雙生革命的先鋒人物來說責無旁貸。
左翼作家們采用的一種方法是暫時擱置中文字母，并允許将語言至上的執念轉換成對語音中心主義正面力量的追求，進而解放、彰顯不被人聽見的聲音。在這個意義上，聲音并不止于字面，更延伸到比喻義層面，指向革命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以及更廣義上的普羅文化。讓所有人發聲的直白許諾于是衍生出了更以主題為導向的變體。
發聲于是可以引申成為表達—在文藝作品中被呈現、被表達（vertretung），或者主動表達、自我呈現（darstellung）。于是，對語音中心主義的忠誠被置換為讓沉默的、邊緣的、不被看到和聽到的人群，比如女人、兒童和勞工，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想法，即便被看見和被聽見有時意味着他們要暫時放棄自己的語言。
白話漢字叙事與語音中心主義的雄心由此取得暫時的平衡。事實上，語音中心主義已然成為文字和文學雙生革命的主旋律，雖然對它的效忠，理論上仍以中文字母為最終和最高形式，但實踐中的語音中心主義不可避免地展現出二律背反的複雜性。而如果實作語音中心主義的正面價值比聽從其暴力支配更有意義，那麼不但沒有必要非抱定拉羅字母這一形式不可，而且還必須承認拉羅字母作為中文書寫的局限性。
語音中心主義的嬗變在文字的次元上具象展現了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所說的“現實主義的局限”。安敏成對于現代中國小說的種種局限有精準判斷，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為現實主義的“真正本性”與賦予現實主義改變社會的意義之間所存在的巨大落差。換句話說，現實主義的中國信徒們本以為現實主義新小說能新民、新政治、新國家，而後卻逐漸發現，現實主義的本性“與其說是對社會問題的積極參與，不如說是一種美學上的回避”。
同樣，語音中心主義的局限，或者說語音中心的現實主義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為語音中心主義的激進承諾與其實踐之間不可逾越的差距。語音中心主義的中國信徒們本以為所有人都應該且可以發聲，然而卻逐漸發現，隻要雙生革命仍在白話模式中運作，那麼讓所有人發聲的訴求就算再可貴也很難不做出妥協。任何支援雙生革命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和不相容性，都必須思考如何在語音的透明呈現和文學叙事的平穩進行之間求得平衡。
面對語音再現的透明度和與白話叙事的比對度的考量（《玉官》為了配合白話叙事，語音再現的透明度就是零），許地山和其他作家有意無意地開始了關于何謂真實、如何再現真實以及真實是否可以被再現等一系列關乎現實主義本質的探索；在語音中心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大旗下，他們不得不艱難試探形塑現代中國文學的、叙事學的、語言的、政治的邊界與限制。
支援雙生革命的作家們事實上也被困在雙生革命的夾縫中，他們追求解放，卻注定要生産不乏局限的作品；他們試圖彌合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努力調解語音中心主義與民族文學的沖突，并争取語言和文字兩個層面最大程度的進步。
接下來的兩章會讨論另兩個嬗變的案例：其一是由“一戰”赴法華工催生的、現代中國第一場掃盲運動對白話的重新定義；其二是抗戰時期的新大衆教育運動，一方面再次定義白話的性質，另一方面重新發現兒童，發現希望。雖然這三種變體——拉丁化與第三次文學革命、五四時代的白話話語、新大衆教育運動——事實上是純粹語音中心主義的三次妥協，但是，語音中心主義作為現代中國國文發展的指導原則，一經确立就從未動搖。
“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漢字革命：中國國文的現代性起源（1916-1958）鐘雨柔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1ISBN：9787108077387 定價：69.00元
20世紀中國，風起雲湧的漢字革命是一個幾被遺忘的重要曆史事件。這場革命與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伴生同行，在廢除漢字的号召下，試圖在中文土壤裡移植拼音字母系統、拼寫大衆聲音，被了解成激進且進步的文學與政治革命之有機組成部分
本書以語音中心主義内部的辯證關系為切入視角，讨論漢字革命的發生、變異和中止，追索漢字革命在與文學革命的合流過程中産生的各種變異。趙元任、瞿秋白、許地山、晏陽初、葉聖陶、陳夢家、唐蘭等語言學家和文學家，以各自的背景和立場，廁身于這場“革命”中，他們不同的“拼音化”實踐，讓對“聲音”的追尋，融入了漢字羅馬化、漢字拉丁化、五四白話話語、語體文和新形聲字等不同形式的語言文字政策之中。在這一過程中，漢字革命的訴求，也與20世紀中國民族革命的緊張程序相呼應、重疊，與民族救亡、抗日戰争、掃盲運動和大衆教育勾連了起來，呈現出左翼的氣質。最終，漢字革命在‘反殖反帝’的全球背景之下暫時落下帷幕，而基于漢字國小傳統而充滿後結構理論批判力的“漢字書寫學”（Chinese Grammatology）也正在此刻應運而生。
魔化與除魔：皮柯的魔法思想與現代世界的誕生
吳功青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11
ISBN：9787108076601 定價：78.00元
文藝複興向來被視為現代世界的開端。如馬克斯·韋伯所言，這是一個高度除魔的世界，不僅人類世界的魔力被祛除，自然世界的魔力也喪失了，徹底淪為一個理性化、均質化甚至機械化的實體世界。
本書從韋伯的命題以及與之相關的科學史論述出發，圍繞文藝複興哲學代表人物皮科·米蘭多拉展開研究，檢讨“世界的除魔”這一現代性特征在文藝複興時期的發端。皮科通過揭穿占星術的魔法性，破除預定的宇宙等級論，第一次賦予人自我塑造的自由。與此同時，皮科又極力主張魔法，将人了解為自然的沉思者和操作者，一個具有神奇魔力并不斷魔化的魔法師。既魔化，又除魔，皮科的魔法思想表明了現代性生成的複雜機理，也為我們提供了反思現代世界誕生的契機。
觀物：邵雍哲學研究李震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11ISBN：9787108076854 定價：80.00元
邵雍是北宋理學建立時期的重要哲學家、易學家，其思想具有高度的獨創性。然而，與同為北宋五子的周敦頤、張載、二程四子相比，邵雍的哲學因其異質性和複雜性，而鮮有深入的綜括研究。《觀物》一書旨在完成這個頗具難度的課題。全書視野開闊、考辨紮實、分析細密，對邵雍的生平、著作與哲學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是邵雍研究的最新成果，對宋明理學等相關研究也具參考意義。
作者認為，邵雍哲學的精神在于“觀物”之理。這一主題内在地開出了兩方面的路向：其一，邵雍以高度形式化的數理原則，空前具體地描述了“物”的條理、結構與規律，突顯了存在的确定性、實體的秩序性與世界的一貫性；其二，邵雍儒道兼綜的思想底色，催生出了獨特的“觀”的心性哲學與人生态度。隻有通過對邵雍“觀物”之理的深入抉發，才能明确認識到：邵雍龐大高嚴的實體建構與自在灑脫的人格氣象，既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質，也内在于時代的普遍思潮之中，他用一種極為特殊的思想形态，為即将到來的理學時代作了剛柔兩方面的奠基。
通向現代财政國家的路徑：
英國、日本和中國
和文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11
ISBN：9787108063649 定價：68.00元
現代财政國家的出現給政治經濟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政府集中管理稅收，将其作為資本從市場調動長期金融資源，極大增強了國家能力，顯著提高了政府管理經濟的效率。
本書聚焦現代财政國家的制度建設路徑，細緻比較、分析中英日三個國家在制度發展關鍵期（光榮革命前後的英國、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中國）的具體曆史過程。各國當政者面對既有公共财政系統的崩潰，積極找尋解決财政虧損問題的方案，并在稅收辦法、信用體系等方面展開多種嘗試。最終，英國和日本從其成敗得失中汲取經驗，成功開發出公共财政工具，确立了現代财政國家制度，為成為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而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未能成功。作者以宏闊的視野、新穎的架構、紮實的史料回應了“大分流”的問題，對清政府未能實作财政轉型的解釋極富洞察力。
點亮“ 星标 ”↓
第一時間接收“三聯書情”推送消息
—END—
，購買三聯圖書
三聯書訊|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