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台湾地区上映了一部充满经典魅力的爱情电影——《海角七号》，这部电影一经问世，便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广泛热议。其引起讨论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影片触及了一个敏感的六十多年前事件——日本战败后从台湾撤侨。
实际上，回溯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兹坦公告并实行无条件投降时，海外滞留的日本人多达660万人。
这其中不仅包括约300万日本军人，还有大约360万在前几年移居中国、东南亚等地的日本侨民。在中国大陆滞留的日本人约为260万，其中约一半分布在大陆东北地区。此外，台湾也滞留了大约50万日本侨民。
尽管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波兹坦公告，如何遣返这数百万滞留海外的日本侨民成为战争留下的难题，当然，这还包括那些投降的日本战俘。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虽然有超过一百万的日本侨民与战俘被成功遣返自中国东北地区，但仍有不少日本人留在了中国。
据保守估计，仅在东北地区就有超过12万的日本妇女未被遣返回国，这还不包括未纳入统计的儿童。那么，这些日本人最终去了何方呢？
想要理解这段历史，必须回溯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移民计划以及战后的日本侨遣返。
在战争之前，儿玉源太郎担任台湾总督时曾提出要借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实行对中国大陆的“托商贸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殖民策略。
随着日俄战争接近尾声，为防范沙俄的反扑，儿玉源太郎再次提出了“满洲铁路公司”计划。该计划首次提出了将大量日本人移民满洲地区的构想。
于1906年7月13日，“满铁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儿玉源太郎被任命为该公司委员长。然而，儿玉源太郎上任不到十天就因暴毙而亡，或许这正是其为后来日本侵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
儿玉源太郎的接任者后藤新平先后提出了开发煤矿、经营铁路、移民满洲等措施。在此期间，位于抚顺的西露天煤矿落入日本人手中，而他提出的“移民东北”计划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后来“二十年百万大移民”的雏形。
目前对于日本的“满洲移民”计划进行回顾，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早期移民，即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日本政府以水稻种植考察的名义，在大连、旅顺等地设立了早期的移民示范据点。然而，由于当时的旱灾和虫灾等原因，最初的农业移民计划以失败告终。后来，由于东北当局，代表者为张作霖，极力抵制，导致早期的移民计划宣告破产。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有许多日本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大陆东北地区，主要从事煤矿、铁路等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后来日本的大规模移民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移民被称为“武装移民”阶段。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日本移民纲领》和《屯田兵制移民草案》，旨在通过屯田制的方法在十年内移民一万户。日本内阁认为，与其在满洲进行长期军事压制，不如通过武装移民实现永久定居，甚至提出了“50年内移民满洲500万人”的疯狂口号。最初的武装移民来自日本的长野、青森等11个县，这些地区的日本人不仅有着丰富的农作物种植经验，还具备较高的身体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年龄大多在三十岁以下。
第三个阶段的移民开始于“卢沟桥事变”，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移民可被归纳为“国策移民”，也就是《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该计划提出在未来二十年内，将500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并实现“日满不可分”的人口结构，显然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痴心妄想。该移民计划在1936年8月被列入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成为“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因此被称为“国策移民”。
在这一时期，前往满洲的日本移民年龄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其中，日本政府还建立了“义勇军”，由20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成，并计划将他们培养成为拓荒的骨干力量。
数据表明，在这个时期，有大约十万名日本青少年移民至满洲地区，其中很多成为关东军的预备兵源。同时，还有大量女性家属从日本移民到满洲地区，虽然具体数字不详，但估计达数十万之多。
日本军国主义移民的最后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前。在这段时期，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移民中女性占比较大，但整体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这一阶段前往东北地区的许多移民都是老弱病残者。由于这些人在日本国内已经失去了生存竞争力，只得来到大陆东北地区寻求资源。这一阶段的移民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与压力的工具。
通过上述四个移民阶段，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数已超过数百万。那么，这些日本侨民和战俘是如何被遣送回日本国内的呢？
中国的三年遣送计划根据《波兹坦公告》的原则，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家共同协商解决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侨民和战俘问题。
1945年10月25日，中国与美国在上海正式确定了日本侨民和战俘遣返的初步计划，计划在五年内分批将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按照“先军人后侨民、先关内后关外”的原则遣送回国。
中国政府将负责将日本人集中运输到广州、上海、烟台、青岛等港口，而美国政府将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运输。然而，由于当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数众多，以及战后国内经济困难，因此制定了长达五年的分阶段遣返计划。
这个计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人员调度、运输、物资和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人员调度、运输、物资和后勤方面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同时，仍有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接受投降，甚至在中国实施地下破坏行动，给遣返计划带来了阻碍。
此外，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国共内战，对于遣返计划并不积极，进一步延缓了整个遣送计划的实施。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在1945年10月20日，第一批被遣返的日本侨民从天津港启程，经过竟塘沽乘船返回日本，正式开始了中国遣返日本侨民的过程。
在优先遣返日本军人的决策中，体现了根据《波兹坦公告》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要求，因为战后的日本更需要这些青壮劳动力回国建设，而老弱病残则被留在了后方。
至于“先关内后关外”的计划，主要考虑到东北地区日本侨民数量众多，且历史渊源较为复杂等原因。
到了1946年6月，除了东北地区外，已有半数以上的日本侨民被成功遣返，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中美双方决定通过减少遣返人员行李的方式。
然而，对于东北地区而言，遣返任务依然繁重，直到1949年才顺利完成。
在这一时期，解决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安置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为应对这一挑战，东北地区设立了日本侨民和战俘管理所，并在沈阳、长春等地设立了待运输集中营。葫芦岛成为了东北地区遣返日本侨民的主要港口，超过一百零五万的日本人通过葫芦岛遣返回国，形成了“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的壮丽场景。
尽管有如此庞大的遣返计划，据日本政府后来公布的数据，仍有十二万以上的日本女性未能回国。这让人不禁思考这十二万日本女性在中国东北的遭遇。
后续调查数据显示，这些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女性中，有超过半数以上可能已经不幸去世。实际上，早在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许多在华的日本女性就遭到了关东军的残酷迫害。由于当时局势混乱，许多关东军的家属被命令进行集体自杀，不从者甚至被强迫“自杀”。
在佳木斯桦川县的记录中，记载了超过1600名关东军的家属被关押在二十多间房子中，最终被机关枪扫射致死。
这种自相残杀的场面背后，与日本民族长期以来的“耻感文化”密切相关。在许多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来，战死异乡比承认失败回国更为光荣。虽然这种观念难以理解，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存在。
除了被关东军屠杀的惨剧，更多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在集体逃亡过程中或冻死、或饿死，还有很多因患病而丧生，其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在日本宣布投降初期，很多日本侨民认为自己将会被中国政府拘押，甚至会遭到中国百姓的报复。在过去的侵华战争中，这些侨民实际上是日本侵略的帮凶，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的罪恶。因此，他们感到负罪而选择潜逃。
然而，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后环境极为复杂，再加上冬季的严寒等气候原因，导致许多逃亡的日本人在沿途不幸丧生。这是战争另一种残酷带来的伤害。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导致的日本侨民死亡，许多日本女性之所以未能回国，是因为她们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家庭，其中不少人嫁给了中国男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的一些地方存在着中国男性娶了两三名日本女性的情况，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一些滞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女性选择融入中国社会，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解放军四野医院，其中半数医务工作者是日本女性侨民。
还有一些日本侨民凭借专业技术成为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一部分，并在中国长期定居。
这么多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宽容和仁慈的包容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亚或西伯利亚地区滞留的日本侨民不仅要从事体力劳动如拆除工作，还像在菲律宾滞留的日俘和日侨一样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虽然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进入新的篇章，但历史的记忆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世界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否则只会给彼此带来无尽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