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醒来时，天已大亮，朱恩正站在床边，手里托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是一大杯加了奶油和糖的咖啡，以及自制的全麦面包切片。
“哦，天哪，我本打算这么做的。”
“你打算做什么？”
“把咖啡给你端到床边来。我倒是早早就醒了。我就只是想再等一会儿。想等天再亮一点儿就起床。”
艾琳并没告诉朱恩她实际上一宿未眠，或几乎大半个晚上没能睡着，萦绕在脑子里的，是床垫的安稳坚固，床单的光滑舒适，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床垫和床单之上躺着的这个不请自来、不相干的她自己。
“没有手表，你的生活怎么运转下去？”朱恩说，将托盘放下来，“幸亏你没有起来尝试给我做咖啡。家里那台咖啡机很难伺候，你操作不了的。”
艾琳确实忘了这一点。他们是自己动手研磨咖啡的。他们从城里某个外贸店采购两三种咖啡豆，自行组合调制出他们喜好的咖啡口味。
“但我就不得不早早起床，”朱恩说，“有无穷无尽的家务活儿在等着我。”
“我可以帮忙。”
“你现在就可以帮忙，好好享受这杯咖啡，然后什么也不要做，就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那群狂呼乱叫的小东西们。”
她是指孩子们，她以前总是这样称呼他们。现在依然如此。语调依然一如既往地鲜亮明快，一如既往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她已经穿戴整齐，橘色长裤，绣着花边的墨西哥风格的衬衫，都由未经漂白的原色布料做成。她看上去跟过去毫无二致，浅褐色的头发向后梳拢，用一根橡皮筋缚紧，额头上松散地耷下长而纤细的刘海。神情也仍与过去一样，摇曳着殷切的渴望、跋扈的劲头和忙碌的印记。它们混融在她的脸上，既动人又让人气恼。为人妻，履行职责，就是她的使命和任务。她的脸颊和脖颈处肌肤红润，肌理粗糙。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儿子的离世让她肌肤的红色变得更深沉、更显著了。
艾琳意识到她此前期待朱恩会发生改变的这一想法是何等幼稚。她原以为由于沉湎于悲痛之中，朱恩的身体会变得松弛，声音也许会变得彷徨无定，或者会归于寂静。但昨晚在机场，她们拥抱在一起时，她感觉得出妹妹的身体仍旧紧致强健，像有独立意志一般不受外界影响。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执拗地想要安慰朱恩，但刚刚开口说话，朱恩的声音却从她的安慰里突围出去，几乎是带着胜利者的语气问：
“风这么大，你在飞机上是不是感到很糟糕？”
朱恩把更年幼的孩子们送去了学校。朱恩和尤尔特生育了七个孩子，道格拉斯也算在内。前五个都是男孩。然后他们领养了两个女孩，她们有印第安或半印第安血统。最小的那个还在上幼儿园。道格拉斯已经十七岁了。
艾琳听得到朱恩在讲电话。
“我不想他们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我也不想让他们的感情被虚假地激发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对。那是他们再正常不过的生活环境。我觉得他们最好不在现场。但我又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悲痛。如果他们想要表达悲痛的话。对，确实如此。是的。谢谢你。非常感谢。”
她接着打电话订购一台咖啡机。
“那会儿我就知道我应该买一台一次可制五十杯咖啡的机子而不是三十杯的。到头来却从没有这么做过。哦，不用了。不用，都已经安排妥了。不，我宁愿这样。非常非常感谢。”
随后她又打了几通电话，询问对方来参加葬礼——如今则被称为追思会——是否有车开。紧接着她又给更多人打电话，询问是否介意给其他没有车开的人提供顺风车。最后她又回过头来打给了第一拨人，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可以搭乘别人的顺风车。此时艾琳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在洗漱间里进进出出了好几回。她听见楼下的娱乐室传来摇滚乐，声音调得比平常低很多，也许这是一种谦恭的表现。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们肯定都窝在那里。她寻思尤尔特去哪里了。她感到朱恩所做的这些安排并不全都是必要的，或者说，至少有些安排不应该由朱恩本人来做。人们当然能够自己找到参加葬礼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她发觉自己甚至非常讨厌朱恩在讲电话时的声调。早上好，你好！你好，我是朱恩！这么明快活泼的调子，这么一本正经的态度，在这样轻飘活跃的言辞中间，难道透露出的不是某种挑衅，某种昭然若揭的想要控制全局的执着与坚持？可以这么说吗，朱恩其实内心渴望能被人敬佩仰慕？好吧，为什么不呢？如果这有所助益的话。但愿有什么能有所助益。
但无论怎样，艾琳都讨厌她说话的这种声调，听到它，她感到非常挫败。
她在厨房里清洗咖啡杯和盘子。这是她看到的仅有的两件待洗的餐具。此时是上午九点十五分，眼前这个厨房，就像广告里那些厨房一样，明崭如新，闪闪发亮。所有的餐具都摆放在洗碗机里，那是它们的归宿。艾琳早已忘了洗碗机这种东西。她本人住在一套旧房子里，在另一个小城，租来的房子。她独自一人住在那儿，与丈夫离了婚，唯一的女儿正在欧洲旅行。她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一台洗碗机。
她从不吃面包皮，但此刻她只有吃下去，她很难辨别厨房里摆放着的这么多分类垃圾桶，到底哪一个可以容纳面包皮。如果她要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理顺，恐怕至少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昨晚她得知垃圾分类是一个全新的复杂系统，是出于循环再利用的考虑。“我打算抽出时间来考虑这些事。”艾琳刚这么说完，朱恩马上问她：“但你现在没有这么做吗？”
跟朱恩相比，她的生活过得确实不负责任。她不得不看清楚这一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出于懒惰，她把垃圾随意地扔到一处，她的橱柜只有表面那一部分是整洁的，里面则乱成一团，不堪入目。她和朱恩曾经就棕色纸袋的问题发生过一次正面碰撞。艾琳平常收集纸袋，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一个抽屉里存放。朱恩则将其一一折叠整齐，推平捋顺，然后将它们紧密贴合着逐个摞高，这样放进抽屉时就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存储空间的利用率，而且纸袋也便于抽取使用。姐妹俩都放声狂笑起来。
“我感觉这样更简单，这样总是更容易取用的。”朱恩说到“更容易”时语气加重了，“事实上，最终还是节约了你的时间。”
“你有强迫症。”艾琳回答，陷入绝境时她总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朱恩的话来反击朱恩，表现得不屑一顾，态度专横，“秩序是一种肛欲期的反常行为。你这样真令我惊讶。”
但她确实在尝试。在朱恩的厨房，她尝试着时刻牢记秩序，那里总是充斥着逻辑清楚、不可思议的分类。她总是犯错。当尤尔特发现她犯下的某一个错误，发现某一样东西错了位，他会轻轻叩击她的手臂，表情里满是歉意，似乎与她是同谋共犯，而且并不作声，只偷偷地将放错了的物品移动至原本应该放置的地方，动作大幅夸张。从这一出哑剧，从尤尔特因她的错误而表现出的善意和担忧，艾琳明白了这一切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她看到了朱恩因这些错误而产生的愤怒将会多么深切而真实。在朱恩和尤尔特的这套屋子里，艾琳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物质世界负荷，它们对人类提出的严格要求，自己一直忽视的差异。房子里自有一套关于购买和使用的法则，关于消费主义的道德法则。艾琳从来不曾有钱过，所以她花钱时总是挥霍无度，不假思索，随心所欲。朱恩和尤尔特坐拥如此巨大的财富，在购买和使用物品时，总是自觉怀抱着高度的责任感，他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即他们必须要最好的、最有效率的，经久耐用的、诚信良善的东西，而且也是对社会负责。在他们眼里，凡是不看《消费者报告》这类文字的人，很可能就跟不愿意投票选举的人属于同一路货色。
举目物品的世界里，他们最难抉择的就是那些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但每间房子又都必须用到的东西，也就是图画、装饰品这类。他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选择了爱斯基摩人的版画和雕刻，印度的墙面挂件、烟灰缸和碗杯，还有一些灰色的、表面看着满是孔隙的陶罐，这些陶罐的制作者曾经是个罪犯，如今则被一神论教会赞助支持做了一名制陶工。所有这些物件都跟道德价值沾点边，同时装饰功能也能接受。一对夸扣特尔人的面具，沉重阴森，以威吓和凶猛为风格，就挂在壁炉的墙体上，收获了来客们大量的赞叹。艾琳禁不住想问，这么一个东西出现在起居室里，到底有什么意义？艾琳发现自己这段时间里对某些事物开始招人烦地过分挑剔，比如着装和装饰品。她希望能远离欺诳，不因琐碎细微的用途而侵占严肃的事物，不要通过将事物制作成时尚流行品的方式嘲弄那些事物。她的这些希望注定会招致诅咒。她是在触犯和冲撞别人。而尤尔特和朱恩并非有意去嘲弄事物，他们是真心仰慕印第安艺术，他们这样说道：“看看它多么凶猛啊！太了不起了，不是吗？”艾琳自己的起居室里挂着几幅模糊不清的花卉水彩画，是采买二手家具时偶然收集到的。就其本身而言，谁能说这种破败感，这种对风格的远离，跟夸扣特尔人的面具、长满麻点的生育女神像相比，其做作虚饰的糟糕程度难道不是不相上下？
尤尔特从车库里走出来，穿着整套的工作服。他的头发长了，一直到耳垂附近。“你要看看我的日本花园吗？”他问艾琳，“我去给这些灌木一点小小的关照。等它们长起来，你的眼睛就舍不得离开了。”
他的声音很愉快，但在他的四周，艾琳嗅到了某种呼吸带出来的难闻气味，不无伤感，暗示着他昨夜不曾安睡，即使早起的漱口也没能让它消散。
“当然要看。”
她跟随他穿过车库，到了外面。这是一个微云温煦的二月天。“也许很快就会放晴了。”尤尔特说。他为她将潮湿的枝条扳到一边好让她通过，提醒她这个大草坪上哪个斜坡比较滑容易摔倒。一如既往，他仍是那个善良而焦虑的男主人。财富使得他格外谦恭有礼，甚至有些出格，也让他沉默寡言，更愿意息事宁人，颇有某种神秘感。朱恩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大学时代（朱恩和艾琳都是靠奖学金上的当地的大学），那时的他看上去落落寡合，没有朋友。朱恩对他体贴备至，满腔的热诚给人以满足和慰藉，而这种热诚在之后对待非洲学生、嗑药者、监狱的囚犯和印第安小朋友等人群时，也都一以贯之。她带他去参加派对，在那些派对上，他扮演的角色最初是酒水服务生，派对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助手，某种出自邻居或警察角度的安抚人，还要搀扶那些在洗浴间里因喝醉而狂吐的人，倾听那些被男朋友卑劣对待的女孩子倾吐体己话。朱恩说她在导引他见识真实的生活。她认为他的这一权利被剥夺了，他的生命因而是残缺不全的，他的名声和财富玷污了他本人，这让人感到遗憾。在她眼里，这就如同是脸上长了一颗深紫红色的雀斑，脚生长畸形。没人认为她有意嫁给他。她本人也没这么想过。艾琳相信，朱恩开始斟酌嫁给他的可能性，是在相当久之后了。她也确实将他带回了自己家里，但这只是她带领他进入真实生活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艾琳、朱恩和她们的母亲那时居住在贝克街一栋房屋的楼上，楼前是一个理发店。那些房间的光线昏暗幽冥，但并非一无是处。理发店特有的新鲜的、涂满肥皂泡沫的、男人气概十足的气味总会飘过来，弥补了房间光线的缺憾。入夜后，街角那间咖啡店玫瑰色的闪光也总会溢满房间的起居室。她们的母亲双眼都患有白内障。她总是躺在睡椅上，即使是躺下去，也依然注意保持仪态，一一列举她的需求。她要人端来好多杯水，取来好些颗药，奉上好多杯茶；她要人把毯子挪换下位置并将毯子边藏好掖好；她要人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并编好发辫；她要人给电台打电话谴责他们使用太多俚语、语言粗俗下流而且毫无逻辑可言；她要人将她的不满和抗议转达给理发店和杂货铺；她要人经常与她的旧友故交保持联络并随时将她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向他们报告，并质问他们为何好一阵都不来看望她。朱恩将尤尔特带进了这个家，让他坐在母亲旁边倾听她的絮叨。艾琳曾钻研英语文学，想要解决母亲给自己带来的诸多困扰，而心理学出身的朱恩也终于抽出时间来直面这个问题了。朱恩取得的战果更多。艾琳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疯母亲的形象，她因此感到了满意和宽慰，但她并没能够将她的发现付诸任何具体的实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朱恩却可以在她朋友面前理直气壮地推出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歉意，将她视为某种研究对象，先给出足够多的情况说明，随后与大家一起进行大量讨论。她这么做让人们感觉受到了特殊的恩典。尤尔特不得不倾听朱恩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讲述一段阴郁凄惨、杂乱无章、信口开河的故事。她告诉他她的家族与加拿大前总理亚瑟·迈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朱恩对他说，他可以借此直观地了解到某种出路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如何给某种气质类型的人以错觉，引发其妄想的。（她当时正在学习这种语言表述方式，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在她日后的人生中这种语言特色将继续发挥作用。）艾琳无法不被朱恩这种出人意料获得的优势和她突如其来的客观性所震住。
“这对我来说当然更容易一些，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朱恩告诉她和所有当时在场的人，“我心里没有罪恶感，”她说，“所有的罪恶感都重重累积在艾琳身上。”在那些主修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人们并无恶意却很严苛的目光审视下，研究生艾琳的生活确实前景惨淡，黯然无光。她负荷着沉重的罪恶感几至心理扭曲，自己却未曾察觉。她选择的那些文学课程毫无意义，错漏百出，她选择的情侣脾气乖戾让人嫌恶（就是霍伊，后来跟她结了婚，再后来又离婚的那个），她就在这些文学课和她的情侣之间踉跄前行；就像误闯入白昼的蝙蝠，她总是跌跌撞撞。令人惊异的是，仅仅一年时间里，朱恩就脱胎换骨，甩掉了青少年期特有的丰肥，表达时不再笨拙地寻找语句，一同被甩在身后的还有她的天真幼稚，她对别人的依赖，对事情的困惑迷茫，以及感激之心。谁能预料到，此后的她居然会拥有那么一副响亮清澈的嗓音，那么一张面色红润、脸形瘦削的面孔，那么一个紧致迅捷的身躯？与之相随的，还有她对把控生活的成竹在胸。她摸索着写诗，追随着艾琳读她读过的书，受艾琳的影响持有某种模糊不定的时尚观，这些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而已。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绝无可能。
但事实上她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切。她嫁给了霍伊。那个脾气暴躁古怪的记者，离婚时将他们的女儿撇给她抚养。朱恩嫁给了尤尔特，就此扬帆起航建设他们的生活。如果说艾琳的生活无论如何总算是逐渐成形，略具面目，但同时也不断遭受风暴的击打摧折，被各种消遣享乐折腾得方向偏斜，朱恩的生活则是一砖一瓦地逐步建造起来，在周密的计划的指导下，日子过得有板有眼，有条有理，满满当当。她的生活里绝无偏离正途和百无聊赖这样的例外发生。她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机会。
此时会不会是她的另一个机会呢？
“道格拉斯上周帮我把这一棵种上的。”尤尔特说，将一株低矮的长着刚毛的灌木指给她看。他提到儿子的名字时，跟朱恩一样，貌似随意，实则强调。但他语气自然，有种不被觉察的优雅和犹疑，这使他的这种强调不像朱恩那么刻意，不会让人心生不快。他继续谈论他的日式花园。他说，日本曾一度颁布律法，对花园里踏脚石的高度做了相当严格的规定。皇帝寓所的踏脚石可以有六英寸高，然后按照等级一路缩减下来，平民百姓家就只能有一英寸半高。他正在放水。
“日式花园非常重视水的声响，重视程度不亚于整个花园的布景。你看，在这儿水要从高处坠落下来。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缩微版的瀑布，被这块岩石一分为二。所有事物的摆放位置都是精确测量好的。这样你才能拥有最优的景观。如果你全神贯注地凝视它，不去在意周围别的东西，稍等上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它真的就是一个瀑布，一处真实存在的景观。”
他谈论着将水引进花园所需要的预先设计安排，讨论着地下铺设的整套水管系统。他对于引水工程知识总是细致入微，精确无比，而且总是坚定地投注着热情。他甚至比那些依靠铺设这些管道系统谋生的人对此的了解还要深，懂的还要多。也许原因正在于他并不需要某种工作作为一辈子的活计，并不需要养家糊口。
一个机会，为什么不是呢？一个展示、夸耀和验证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的机会。尤尔特和朱恩的生活由各种价值观指引，而他们自己对此毫不讳言。为什么不呢？艾琳这样想着，此时尤尔特仍然在她耳畔谈论管道铺设，穷尽了这个话题后，他又转向了对花园灌木的论述。也许她更愿意看到一场注定要发生的死亡事件，能够从头到尾地完整发生在所有人的面前。是不是这样？但若没有信仰，这一点不可能发生。好吧，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假如这事发生在她女儿身上，发生在玛格特身上，又当如何？当她听到道格拉斯死去的噩耗时，瞬间涌上心头的情绪里，交织着宽慰和忧惧。就好像是道格拉斯在以自身吸引闪电，这似乎给了所有其他孩子一线安全的空间，同时也警示着他们确实存在着致命的闪电。玛格特很可能在任一时刻登上一艘渗漏的船，或一架即将被劫持的飞机，或一辆刹车系统有故障的巴士，很可能会踏入一幢被恐怖分子安装了炸弹的建筑，四处游荡的玛格特比蛰居在家的道格拉斯面临着更多的生命危险。然而事实竟是这样。
道格拉斯因那场车祸当场死亡。跟他在一辆车里的其他三个男孩却只受了点轻伤。
道格拉斯是个身材矮小而粗壮的男孩。在飞机上时，艾琳曾努力在脑海里描摹他的模样。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长长地披散下来，在脖颈后面用一根发带捆成一束，跟他母亲如出一辙。但他却没有家族中长发一族人所特有的那种能力：感知神灵存在的灵魂出神。意识改变状态，超验的观念，这些跟他都毫无关系。他的全副身心都被现世暂存性的、物质性的、与科学相关的兴趣所占据，比如月球旅行、体育运动（作为观众），甚至是股票市场。在对细节孜孜不倦也许是激情洋溢的积累、珍藏和详细论述这一点上，他更像他的父亲。他热衷于解释。他的朋友很少。他绕着自家房子散步，喝着健怡可乐，冷淡、缄默，态度傲慢。尤尔特和朱恩总是把周末、节假日安排得很满，各种家庭活动纷至沓来。他们有一艘帆船。他们常去登山，去洞穴探险。他们玩跳伞，玩滑雪，最近才刚刚入手一辆十速自行车。艾琳揣测道格拉斯肯定参与了所有这些活动，他不太可能抽身躲开；但是他体格这么笨重，平时又更倾向于静坐不动，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到底能投入多少热情，参与程度能有多深，艾琳是持怀疑态度的。凭借父母的经济支持，他就读于实验学校。学校所倡导的自由发展理念和彰显创造力的自主努力学习，也许与他的本性并不合拍。艾琳也只是怀疑罢了。道格拉斯本人是不会跟任何人透露这些的。他绝不会不切实际到将自己视为正统观念的反叛者和怀疑者，过去他也从不会如此。
他的父亲此刻蹲下了身子，手放在灌木丛上，指给她看那些不同形态的针叶，讲给她听它们复杂的生长需求，分析土壤、水和营养状况。他确实投注了很多精力。他不是一个性感的男人。这是为什么呢？他透着悲伤的硕大臀部？他从背后看敏感脆弱又一本正经的神态？朱恩曾经告诉艾琳她和尤尔特一道去看过色情电影，同行的还有教会夫妻成长小组里的其他伴侣。他们都希望发掘些新的刺激。艾琳曾把妹妹的这件事作为例子和玩笑告诉别人，现在她意识到她那时的玩笑其实是不得要领。并不是因为它不怀善意，尽管此时回想起来她确实感到内疚，而是因为她当时完全没有理解到它真正的奥义。他们的认真庄重绝不是个笑话。这是一套谨严的消解系统，为所有的存在寻找到目的。这个系统不固着于任何事物。日式花园，色情电影，偶然的死亡事件。所有这些都被它所接纳，咀嚼，继而改变形态，汇集，最终毁灭。
追思会结束后，屋子里熙熙攘攘满是朱恩和尤尔特的朋友、邻居和孩子们的同龄朋友。那些年轻人都拥在娱乐室里，对面就是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石头壁炉。他们中的许多人声称是道格拉斯的朋友。也许他们确实是。他们随身带着吉他、磁带和蜡烛。有一个女孩将自己裹在被子里来的。“这是他们举行纪念宴会的地方吗？”她站在门口这样问，身上散发着柔和的光。其他人穿着流苏披肩、薄薄的拖尾裙。他们看上去并不像他们可能自认为的那样跟成年人有很大不同。楼下的他们点燃了蜡烛；他们只有烛光和壁炉里的火。他们焚起了香。他们弹奏起乐器，唱起了歌。燃香的气味四处飘散，有种大麻的锋利感。
“这就是他们跟道格拉斯说再见的方式。”一个长发女人说道。她的容颜被岁月侵蚀得厉害，也裹着披肩，斜倚在栏杆上。“真可爱，真的，非常动人。”
但是道格拉斯会在意这个吗，会在意这种形式的纪念宴会吗？他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他只会在这宴会上待上一小会儿，无论如何他还是有这种教养的；然后他也许就会带着报纸猫进自己的房间，去看报纸上市场版块的新闻了。
“这气味闻着好像他们点着了一两根大麻烟卷一样。”这个女人的声音刚落，一个男人紧跟着说了一句。这个女人立刻闭上了嘴巴，脸上的表情顷刻间消失无踪，整个人也似乎全然封闭隐遁，艾琳意识到这个男人显然是她的丈夫。跟他妻子不同，他的着装很保守，看上去就像旧时葬礼上常见的那种男人。如今这样的夫妻很常见：丈夫很有责任心，为人尊敬，易受伤害，头发只稍稍有那么一点儿长，小心翼翼地留着鬓角，打领带，袖口干净，神情中总带着点儿歉意或荒诞感，让人看着觉得可怜，他们往往不愁金钱，大权在握；妻子则无所用心，素面朝天，毫无主妇的风韵，衣服长长地拖曳下来，这对异国情调的追逐却仿佛距离异国情调愈发遥远。偶尔也会有与此截然相反的夫妇——妻子戴着压发帽，全身服装配色柔和，纽扣整齐扣紧，精心配搭耳饰；丈夫则穿着绣着花边的紫罗兰色马甲，在胸部密集的毛发中间摇曳着护身符和十字架的挂饰。
这位丈夫跟艾琳一起转移到了起居室，起居室里就挤满了这样的夫妻。满眼是披肩和长带披拂的长袖衣服，印度来的印花棉布，牛仔裤，昂贵的剪裁工艺。朱恩和尤尔特的两类朋友：一类是他们的邻居，那些有钱人，一类是在教会成长小组里结识的朋友。如果在两三年前，将他们彼此辨别开来，还并不是特别困难，现在要想区分开他们简直是不可能的了。这些人中很可能兼具这两种身份。
尤尔特在他们中间穿梭往来，给大家送上饮料。朱恩则在餐厅里，站在摆满咖啡和三明治的餐桌旁。香肠肉卷，芦笋卷。她抽出空来制作了这些食物。她的装扮非常得体——一条手工编织的橘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同套系的披肩，厚实而粗糙，墨西哥或西班牙式样的。银青色的眼睑是一个意外，一处纰漏，万全中的一点瑕疵，泄露了她的繁忙混乱和没把握。
“你还好吧？”她问姐姐，“我没法带你到处转转，介绍你给大家认识，我只能让你自行其便了。”
“我很好。”艾琳回答，“我正在喝酒。”
她本想问问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但终于没说出口。她四处看了看，想找找有什么她可以帮忙做的，最终也放弃了。厨房也好，餐厅也罢，到处塞满了女人，她们很清楚所有的物品存放在什么地方，但她们也没找到可以帮忙之处。朱恩早就抢先一步处理好了所有的事务。一切都被预先设想好，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
起居室的墙壁和高高的斜面房顶是用那种温暖的木材堆砌制造的；奶油色的地毯和窗帘用料厚实，手感柔软。艾琳喝着伏特加。窗帘没有拉严，从缝隙中看出去，艾琳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他们在各自灿烂夺目、扑朔迷离的服装里面（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她那绣着银线花边的深蓝色长袍背叛了她头脑里这些犀利的评判）来回走动，喝着酒，聊着天，背景是暮色加重的天空，夜已然垂临。在这潮湿欲雨的黑暗里，她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明亮耀眼，得到如此周全的庇护。她将城市看成了光线织成的毛毯，将河流看成了黑暗中的条纹。
“你知道你现在置身何处吗？”那位丈夫问她，“你现在在霍利本山的一侧。那边就是灰角区。”他让她走近窗户一些指给她看，就在狮门大桥相反的方向，有块区域被游动的光汇集成一个皇冠形状。
“多么壮观的景象。”他说。
艾琳表示赞同。
他是朱恩的邻居。他告诉艾琳，他们在这座山稍高稍远处建了一幢房屋。像很多有钱人一样，他似乎满怀着真诚而困惑、几乎称得上是沉重的希望，希望自己得到的就是自己一直渴望拥有的。
“我们以前在温哥华北部有套房子，”他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确定从那里搬走到底对不对。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像爱那边的风景那样爱上这边的景色。我们曾经从窗户望出去，看到这座山的斜坡，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看到狮门大桥和整座城市，天气晴朗的话还可以看到温哥华岛。向西看的话，夕阳一览无余，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同等程度地热爱这里了，我再也不打算回到那边去了。”
“你是不是一直都很迷恋风景？”艾琳问。
“一直迷恋风景？”他重复了一遍，头部稍稍垂下，眉毛很有耐心地扬起，等待着被艾琳接下来的高论所取悦。
“好吧，假设你心情很不好，是吧，你也许会处在一个非常差的心境中，然后你起了床，面对着眼前这一大块绵延伸展的壮阔风景。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摆脱不了这风景。你难道不曾感到你降伏不了它？”
“降伏不了它？”
“愧疚感，”艾琳说，虽然不无懊悔，但仍自顾自说了下去，“比如你处在这么糟糕的心境里，又比如你不再那么——有钱，而眼前却是这么精彩绝伦的景色？”她喝了一大口伏特加，真心希望自己根本就没有开启这段谈话。
“但一旦我的眼睛落在这么美丽的景色上，”这个男人得意扬扬地回答，“我的坏心情就会一扫而光。好风景比几杯酒对我的意义更大，比楼下那帮孩子搞的玩意儿更重要。此外，我也不相信我会一直处在糟糕的心境里。生命苦短，得及时行乐。”
说到这里，他突然醒悟到他们此刻毕竟不是在一场欢宴里。
“生命苦短。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没有逻辑可言的，也没有缘由。是不是？你妹妹很了不起。尤尔特也是。”
艾琳从门厅走到客房，手里端着一杯新的口感猛烈的酒。她经过了小孩子们正在玩耍的房间门口。宾客的孩子正跟朱恩领养的两个小女儿一起嬉闹。他们在玩一个叫作“鱼”的游戏。她停下脚步，观察着他们。这两个印第安血统的孩子让她有种恐惧感，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她们面前接受审判。当然这种感觉只是朱恩在场时才会产生；她可以感觉到朱恩在倾听、凝视——颤抖，她敏锐地洞察到朱恩在教育她们时遇到的挫败。谁能相信朱恩和艾琳，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单调地重复着洋泾浜英语，而这英语居然来源于贝克大街百货店里的一对中国夫妇？艾琳凝视着两个印第安血统的孩子光滑的棕褐色的脸。她们算什么？——朱恩的徽章，朱恩的纪念品？她没法直视她们，只有朱恩能。
她关上了客房的门，卧倒在黑暗中。她把枕头用力塞在头下，脚踝交叉在一起，把手里的玻璃杯放在腹部。每每在朱恩家停留都会产生的那种感觉再次回来了。道格拉斯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死亡没有带给她任何改变。她整个人在慢慢瘫痪，她没法拢住自己。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日子，她的生活，她的选择（如果她能有任何选择的话），她本人，都没有留下什么良好的或至少是一贯的印象。她不得不承认她把日子过得潦草随意，杂乱无章，她虚度了那么多光阴，她极少有事情做得好。更不要说当她从这里离开后那些日子的状态了，那只配被朋友们当作笑谈和滑稽故事。更悲惨的是，她对此却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在飞机上时，她还想着要帮忙做佐茶的小点心，就好像在朱恩的厨房里，她这一打算竟是有可能实现的一样。
父亲在战争中身亡的消息，不知何故，是在深夜十点或十一点左右，通过电话告知家里的。她们的母亲之前做好了小点心，煮好了茶，将艾琳叫起来一道享用。她没有叫醒朱恩，朱恩那时候太小了。她们还吃了果酱。艾琳贪婪地享用了这些，但心里有些不安。母亲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个很危险的人，她总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伤痛，往外宣泄着难以形容的怨言，那晚她却似乎放弃了一贯的态度，变得客观，冷静，无欲无求，最明显的是，她变得羞涩了。她并没有告诉女儿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将会在次日早上，面无血色、愁眉苦脸地将女儿们叫起床，冷淡地吻吻她们，用刻意调整好的声音告诉她们这件事。爸爸死了。）多年后，艾琳试着跟朱恩谈起那个吃茶和小点心的不眠之夜，她们的母亲显现出了某种虚弱和宁静的一面；几乎，几乎——她们俩那时候最希望母亲做到的——就是一个寻常的女人。朱恩回答说她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几年前了，我用的完形治疗法。我确实通过完形治疗法达到了目的。我分析出病因，最终治愈了她。”
我从来没有解决好任何问题，艾琳想。更要命的是，我从不相信有什么问题需要被解决。
人们死了。他们被折磨，他们死去。在所有那些疯癫的行径后，她们的母亲死于最寻常不过的肺炎。疾病和事故。它们理应被尊重，而不是被解释。语言是可耻的。它们应该在羞耻中崩毁粉碎。
下午追思会上读到的《先知》里的文字，让艾琳恼火不已。这个骗子，竟如此厚颜无耻。虽然它并非故意行骗，事实上它是被现代人怀着与前人同样的虔诚信念分发给大家的，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它继续行骗的理由。在醉意十足的反思中，艾琳看清了所有的语言都是一丘之貉。如今在全然的确信中……语言本身不会行骗，骗局在你通过它说了什么。沉默才是唯一的可能。
曾经，她和朱恩值得考虑的事情比现在多很多。曾经，她们俩比现在要更包容、更少攻击性。不是这样吗？尤尔特也好，邻居们也好，教会同仁也好。曾经，我们彼此都很确信对方能够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意思，但现在却不行了，尽管我们的出发点都很好。朱恩加入过很多成长小组，学过瑜伽，调查过超在禅定派；她还跟其他人一起，在一个昂贵的小岛上裸泳。而艾琳也读了大量的书，获悉了怎样会被形形色色的肤浅触怒。人们会认为她们本应该比她们的母亲过得好。但生活中依然会出各种差错。艾琳想，我们唯一能指望的，无非是隔三岔五让自己陷入现实，沉睡几秒钟，醒来时却不无恐惧，手指那样紧地缠绕在玻璃杯上。
差点将它甩落。那样的话，地毯、桌布就要遭殃了。她喝光了玻璃杯里残存的酒，将它放到床头桌子上，几乎是眨眼工夫就睡着了。
她醒来时仍是醉醺醺的，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房子里十分安静。她爬起来，心想着必须换上睡衣。她先来到盥洗室，身上拖拽着深蓝色的长袍，走到厨房看看电子钟。厨房的灯还亮着。才十一点一刻而已。
她喝了一满杯冷水，经验告诉她，这可以减轻宿醉带来的头痛，如果运气足够好，也许可以完全驱散这头痛。她从侧门走到车库，想到那边站一站，隔着雨帘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车库门翻上去了。她跌跌撞撞地沿着墙摸索，从盘绕的花园软管和被钉子固定在墙上的各种工具之间穿了过去。她听到有人过来了，但并不担心。她喝得太多了。她毫不介意是谁，以及那人看到她在那里会怎么想。
是尤尔特。他拿着洒水壶。
“朱恩？”他说，“朱恩？哦，艾琳。当然不可能是朱恩。她可是吃了两颗安眠药睡下了。”
“你在做什么？”艾琳问，她的声音醉醺醺的，充满挑衅，但并非真要挑起争吵。
“浇水。”
“在下雨呢！尤尔特你是个白痴。”
“已经停了。”
“早先是下雨了。在起居室里待着的时候我看见了。”
“我必须给这些新种下的灌木浇水。刚开始的时候它们需要大量的水浇灌。你不能光指望这点雨就够了。即使是在最初的一天。”
他把手里的洒水壶放一边去了，从车的那侧绕过来，到了艾琳身边。
“艾琳，你最好进屋去。你喝醉了。朱恩之前找到了你。她说你醉得跟死了一样。”
他也醉了。她知道，不是根据他的声音或是走路的步态，他矗立在她跟前，携带着某种重量、密度和固执。
“艾琳，你哭了。你是个好人。”
不是为道格拉斯。她自始至终还没有为道格拉斯掉过眼泪。
“艾琳你知道，你的出现对朱恩是个极大的安慰。”
“我没有做什么。我真希望我能帮上一点忙。”
“你在这里就足够了。朱恩是那么看重你。”
“是吗？”艾琳说，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话。尤尔特是那么彬彬有礼，即使是在他们俩都喝醉的情况下。
“有时候她不能够表达她自己。她看上去，你知道的，有时候她会有那么一点儿，颐指气使。她很清楚这一点。但这很难改变。”
“艾琳。”尤尔特向前走了两步，紧贴着艾琳。
艾琳是个热情友好的人，尤其是喝醉的时候。尤尔特的拥抱并没有吓到她。她似乎早已预见会这样，尽管她很难说清楚这种预感从何而来。也许对于艾琳这样的女人，孤身一人，任性不羁，尽管对人对事都干脆利索，但有时候却又脆弱得令人震惊，这样的拥抱总是在预料之中的。何况她默许了，她几乎是欢迎的，如果不采取粗暴的刻薄态度，她怎么可能抽身出来？即使这个拥抱并不在她的计划中，她也可以迅速调整自己的预期，以腾出空间来容纳新的可能，她所需要的只是这么一个转念：为什么不呢？就像她平常在这种情形下所想的那样。
这样的女人，会这么想事情的女人，通常会被认为是怠惰慵懒的，精神上纯然空白，头脑混沌只能被动接受外界的影响，很可悲。其他女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持此看法的也包括一些男人，正是这些男人将所有代表感激和欣赏的符号植入她们心里，鼓励她们继续这样下去。艾琳对此很清楚。她发现这与事实相差很远。她以为自己很容易被挑逗和唤起。但此刻却并非如此；她并没有期待从她的妹夫尤尔特身上获得巨大的快乐——他正在操控她的身体往更大的那辆车的后排座位挪移，动作比艾琳想象中要坚决、敏捷得多——但她也并非只是在被动忍受。她几乎从没有被动忍受过，这种情形下，她总是喜欢端详他们的脸。她喜欢看他们严肃的表情——令人愉悦的虔诚，毫无遮掩的庄重，全副心思都倾注在眼下这一刻里，眼下这一刻为他们自己所独自拥有。
过程中尤尔特嘴里始终在唤着艾琳的名字。他平常也唤过她的名字。这个名字对于尤尔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艾琳对他到底有何意义？女人们总是想要知道这些答案。即使被压倒在汽车座椅上，动作受到牵制，感觉并不舒服，还要竭力蜷曲一条腿紧扣住座椅后部以防抽筋，她们仍然在寻找一些迹象和线索，并匆促中将其储存在脑海里，留待事后寻味追想。她们必须要说服自己，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背后，潜存着更多的意义；而这正是一部分麻烦和困扰所在。
艾琳对于尤尔特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后她将会告诉自己，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终是一团疑云。她是作为朱恩的对立面存在的，不是吗？对于一个既深爱又恐惧自己妻子的男人，一个在痛苦中寻找的男人而言，这种事情的发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一次短暂的恢复性的沉浸。艾琳是漫无目的的，不负责任的，她所来之处也是诸多意外和偶然事件的栖居地。他趴倒在她身上，是膜拜，是投降，虽然只是短暂的，无害的。在夺走他儿子性命的无限虚空面前，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垂下头来，而这，在他家里是不能被提起的。所以，由于大量卓有成效的阅读背景，惯做各种机敏分析的行为习惯（分析的对象和角度都与朱恩不同，但喜做分析这一习惯她们俩其实并没有那么不一样），艾琳会在事后给予整件事一个很稳妥的解释，并能妥善地解决掉这件事。她不知道，也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彻头彻尾都是虚构的、臆想出来的故事。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做爱之前和过程之中，他们似乎都在运用各自的力量发掘这具身体，他们将会在某种意义上指认它的名称，那种彰显特殊性和唯一性的名称，那被一直在追求探索的名称。最终他们仿佛是改变了主意，他们希望它能明白肉体是可以更换的。女人们的身体莫不如此。
艾琳在收拾行李。她将那沾上污渍、揉皱了的长袍叠好，放到了行李箱的最深处，动作匆遽慌忙，唯恐朱恩会突然推门进来：她已经从门口经过两三次了。屋子里只剩下她和朱恩两个人了。孩子们全都回到了学校。尤尔特驱车去了镇上，给花园的灌溉系统购买某种水管配件。朱恩将开车送艾琳去机场。
朱恩到底进来了。“你这么快就要走，真是太糟糕了，”她开口道，“我感觉我们还没来得及为你做任何事呢！我们没来得及带你到处转转。真希望你能再多待一阵子。”
“我并没指望这些。”艾琳回答。她不像第一天来到这里时那么震惊了，她已经不再感到奇怪。她知道如果再多住几天，朱恩肯定会抽出时间带她在小城里转转，尽管她早就看过了。她会被带上缆车，带去公园，带去看图腾柱。
“你一定要再来，做一次名副其实的拜访。”朱恩说。
“我本来想好了要帮帮你，但最终什么也没帮上。”艾琳说。这句话刚说出口，就猛地弹掷回来，反过来嘲笑起她来。今天无论她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我打包的东西总是比实际需求多好多。”
朱恩坐在了床上。“你知道吗，他并没有在车祸中当场丧生。”
“是吗？”
“撞车事故发生时，他还活着。真是想不到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别的孩子都不过是轻微刮伤。他可能被撞晕了。我感觉他很可能是头被撞晕了。跟其他孩子一样，他从车里爬出来了。那辆车停在路堤上，角度非常奇特。它有点像是爬上了路堤，在路堤的侧方，它肯定是已经爬到了路堤的侧方，就像这样——”朱恩竖起一只手臂，手指张开，轻微颤抖，另一只手放在上方——“但卡在了一个角落里，就像是——翘起来了。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怎么会这样。我试着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我真的想象不出来。我是说我不能理解那辆车当时所处的角度，不能理解它当时所到达的高度。它倒下来压在了他身上。那辆车就那样——压倒了他，把他压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站在那儿的。或许他并没有站在那儿。你知道，他可能从车里爬了出来，想要努力站起来。但我真的不能理解。你能想象出来吗？”
“不能。”艾琳回答。
“我也不能。”
“谁告诉你这些的？”
“其中一个男孩，那些生还的男孩里有一个把这些告诉了他妈妈，然后她又告诉了我。”
“也许知道这些反而更残酷。”
“哦，不！”朱恩若有所思，“不，我不认为这样。你总是想要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的。”
在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艾琳可以看到妹妹的脸，侧面的线条已经有下垂迹象，它还在等待什么，也许感到难堪了，因为发出了这样的邀约。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自己的脸上浮现的表情，竟是极适合眼前这幅情景的，委婉得体，充满关切。她内心里却是冷漠而疲惫的，一心只想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她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手抽出来。没有信念指引的行动却有可能重塑信念。她这样相信着，此时此刻心里再次积满力量，她必须相信并希望那些都是真的。
刘黎琼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