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还有神秘面纱！被盗墓贼嫌弃的竹简竟颠覆中国历史？
公元279年的西晋，大名鼎鼎的盗墓贼“不准”（“pǐ biāo”）夜袭进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将墓中金银珠宝洗劫一空，事后官府接到居民报官，即刻前往此地巡视。
共计十大车的竹简上全是先秦文字，司马炎闻之连忙组织西晋史官进行翻译破解，内容一经问世后便引爆颠覆性历史。
其中最重要的册本是由鲁国人记载的13篇史书，名为《竹书纪年》。
一.《竹书纪年》是什么?
《竹书纪年》（也即《汲冢纪年》《古文纪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于西晋太康元年被盗墓者发现,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据专家考证推测，此书完成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比广为人知的《史记》还要早三百余年,主要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内容编纂经由晋国人和魏国人先后完成。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中，由于《竹书纪年》当时还埋藏在魏安聲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中，得以避过秦末大乱的毁灭。
正因此，《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完整留存下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二、《竹书纪年》颠覆原有历史
相对于其他史书在编纂过程中经常潜移默化地渗透儒家道德礼法，《竹书纪年》里记录的历史真相，与其相较实在过于异类，几乎可以说是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1.尧舜即位并非禅让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的王位由相互禅让完成，这段历史也一直被当作上古佳话广为流传。
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显然与此不同，活脱脱一场宫变。
引用如下：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尧老了，对权力的统治力下降，舜随即发动政变，夺取王位后将尧囚禁，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起来，严禁两人相见。
单看这一段话，这场“宫变”的记录似乎有些不可信，但在另外两本古籍中，同样也在只言片语中透露了类似的说法。
《韩非子说疑》中这样描述：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也就是说，在韩非子看来，舜，禹，商，周，这四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新王朝的，抛开其他不谈，舜、禹二人并不是我们常规概念中的圣人形象。
《山海经海南内经》对于丹朱陵墓的描述是这样的：
以“帝”来称呼丹朱，这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么舜继位的手段自然就不会是什么贤者居之的禅让。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更为诡异的是，禹在即位时也说自己是黄帝的四世孙。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不妨大胆猜测，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
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混淆视听，而寻了个较远的身份将其王位合理化，而禹是重新通过政变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后，才得以延续黄帝一脉。
2.后羿夺位代夏
自小对后羿的认识来自于射日的神话传说，总觉得这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但在《竹书纪年》中真的存在一个关于“后羿”的人，记载了他夺位代夏的历史。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起来。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耽于朝政，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举兵攻城，夺取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后羿并未自立为王，反而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
年老势微以后，后羿被部落中人杀掉.
这件事，在《史记》中并没有记载。
3、贤相伊尹自立为王
伊尹，历史上将其称之为“中华第一帝师”，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根据《史记》的记载，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先后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贤明异常。
但太甲继位后，起初并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轻视伊尹，为了教育他，伊尹将其关到了“桐宫”令之面壁思过。
直至七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才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辅佐。
也正因此，伊尹被后世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这段历史，却与《史记》的内容大相径庭：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臣子伊尹将太甲流放到桐宫，自立为王，直到七年后太甲暗自潜逃出来，才得血刃仇人，重新拿回皇位。
4.共和执政实为诸侯王立国
周朝周厉王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实行暴政，引发民众暴动被赶走。
只是周厉王虽然逃了，但国不可一日无主，而当时太子又还小，周朝朝政就由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把持。
直到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也即历史上的周宣王）长大成功继位，由周公和召公共同辅政的“共和执政”时期才算结束。
在《史记》的记载中，司马迁对周公和召公多加赞美，而《竹书纪年》里的描述却又有所不同。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今大陆河南省辉县），它的诸侯王品级为“伯”爵，国君名字叫“和”,所谓“共和执政”是指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大权，自己执政。
5.二王并立的真相
西周末年，也即周幽王统治时期，过于宠信褒姒，废公子宜臼王位，立伯服为太子，废嫡立庶的先例。
原太子宜臼的外公（也即申国国君），在得到消息后为了维护外孙利益，私下联合犬戎攻入镐京，却并未料到犬戎难以控制，直接冲入镐京杀了周幽王，并在城中大肆掠夺。
为挽回事态，申侯立即向各个诸侯国报信，经由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救周。
但赶走犬戎后，在立谁为周朝新王的问题上，各国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
他们认为宜臼既然已经被废，而周幽王也死了，从理论上讲原太子就没有再次继位的资格。
以申国为首的人则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郑国，秦国，晋国之人也持相同看法。
两方势力相互制衡，由此在西周的历史上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即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各自为王。
“二王并立”的局面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于自身利益杀了周携王姬余臣，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阳，是为东周，中国历史开始进走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周携王已经被晋国解决。
而唯一的君主周平王之所以还会东迁，与犬戎夺杀周幽王、一把火将镐京烧成废墟、满城宫殿被毁并没有什么关系。
究其根本，就是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据此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对《左传》和《春秋》中的记载有更深刻的理解。
《左传》撰写于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大部分人认为的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即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期间，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
但不符合常理的是，作为礼仪大国的鲁国对这46年的历史讳莫如深，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结合《竹书纪年》中的内容，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出于宗族礼法是支持周携王即位的，而非一个废太子。
但他们未曾料到周携王会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废太子反而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鲁国在“二王并立”结束后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三、以二重证据法了解历史，正确看待《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代，且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秦火”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在许多人看来，它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尤其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
而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却不断参考从民间搜集出来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
但《竹书纪年》的权威性有其前提：即竹简被发现后，西晋做翻译研究的史官原原本本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同样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毕竟《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小篆之前的文字，西晋学究到底能不能进行准确的翻译，谁也无法打保票。
值得谨慎对待的是：上面提及的“五大颠覆性历史”，中心思想都离不开“夺权”，而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曹魏大权才得以建立西晋。
那么司马炎为了粉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暗示或明示学者篡改古籍内容，故意放大古代夺权故事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竹书纪年》在问世后曾经受到多朝统治者的抵制和封禁，在唐宋时期竟还离奇消失过。
虽然明朝时期在民间重新出现，但经考证是为伪造，也即《今本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提出：既然《竹书纪年》在西晋时期就已经被发现，后世在编撰史书时必然会有所引用。
故而以他开始，经由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历史学家接力合作，在浩如烟海的史籍资料中找出与《竹书纪年》相关的内容并编纂成册，也即《古本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本《竹书纪年》，也依旧不过是只言片语罢了。
探究历史的真相并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文字性的记载由胜利者来书写，而文物与之相比则更为诚实一些。
史书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能够达到“二重证据相互支撑”的历史才是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