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還有神秘面紗！被盜墓賊嫌棄的竹簡竟颠覆中國曆史？
公元279年的西晉，大名鼎鼎的盜墓賊“不準”（“pǐ biāo”）夜襲進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墓葬，将墓中金銀珠寶洗劫一空，事後官府接到居民報官，即刻前往此地巡視。
共計十大車的竹簡上全是先秦文字，司馬炎聞之連忙組織西晉史官進行翻譯破解，内容一經問世後便引爆颠覆性曆史。
其中最重要的冊本是由魯國人記載的13篇史書，名為《竹書紀年》。
一.《竹書紀年》是什麼?
《竹書紀年》（也即《汲冢紀年》《古文紀年》）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于西晉太康元年被盜墓者發現,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據專家考證推測，此書完成于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比廣為人知的《史記》還要早三百餘年,主要記載自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曆史，内容編纂經由晉國人和魏國人先後完成。
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中，由于《竹書紀年》當時還埋藏在魏安聲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中，得以避過秦末大亂的毀滅。
正是以，《竹書紀年》是中國古代唯一完整留存下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
二、《竹書紀年》颠覆原有曆史
相對于其他史書在編纂過程中經常潛移默化地滲透儒家道德禮法，《竹書紀年》裡記錄的曆史真相，與其相較實在過于異類，幾乎可以說是沖破了儒家古代曆史體系。
1.堯舜即位并非禅讓
根據《史記》的記載，堯舜禹三代的王位由互相禅讓完成，這段曆史也一直被當作上古佳話廣為流傳。
而《竹書紀年》中的記載顯然與此不同，活脫脫一場宮變。
引用如下：
這段話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堯老了，對權力的統治力下降，舜随即發動政變，奪取王位後将堯囚禁，并且把堯的兒子“丹朱”也給囚禁起來，嚴禁兩人相見。
單看這一段話，這場“宮變”的記錄似乎有些不可信，但在另外兩本古籍中，同樣也在隻言片語中透露了類似的說法。
《韓非子說疑》中這樣描述：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也就是說，在韓非子看來，舜，禹，商，周，這四個開國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新王朝的，抛開其他不談，舜、禹二人并不是我們正常概念中的聖人形象。
《山海經海南内經》對于丹朱陵墓的描述是這樣的：
以“帝”來稱呼丹朱，這就意味着堯已經把帝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那麼舜繼位的手段自然就不會是什麼賢者居之的禅讓。
根據史記的記載，舜是黃帝的八世孫，而堯卻是黃帝的四世孫，更為詭異的是，禹在即位時也說自己是黃帝的四世孫。
如果舜真的是政變的發動者，不妨大膽猜測，舜根本就不是黃帝的後人。
隻是在政變成功後為混淆視聽，而尋了個較遠的身份将其王位合理化，而禹是重新通過政變從舜手中奪回帝位後，才得以延續黃帝一脈。
2.後羿奪位代夏
自小對後羿的認識來自于射日的神話傳說，總覺得這不過是個虛構的人物。
但在《竹書紀年》中真的存在一個關于“後羿”的人，記載了他奪位代夏的曆史。
禹将王位傳給了兒子啟之後，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夏朝”建立起來。
啟的兒子太康繼位後，整日沉迷于酒色耽于朝政，東夷部落的有窮氏首領“後羿”舉兵攻城，奪取王位，史稱“太康失國”。
但後羿并未自立為王，反而培植了一個傀儡“仲康”。
年老勢微以後，後羿被部落中人殺掉.
這件事，在《史記》中并沒有記載。
3、賢相伊尹自立為王
伊尹，曆史上将其稱之為“中華第一帝師”，是商朝開國國君湯的老師。
根據《史記》的記載，湯建立商朝後，拜伊尹為國相。商湯去世後，伊尹又先後輔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賢明異常。
但太甲繼位後，起初并不遵守祖訓，任性妄為輕視伊尹，為了教育他，伊尹将其關到了“桐宮”令之面壁思過。
直至七年後太甲改過自新，伊尹才親自把他迎接回來，繼續輔佐。
也正是以，伊尹被後世歌頌為千古第一“賢相”。
但《竹書紀年》中記載的這段曆史，卻與《史記》的内容大相徑庭：
簡單翻譯過來就是：臣子伊尹将太甲流放到桐宮，自立為王，直到七年後太甲暗自潛逃出來，才得血刃仇人，重新拿回皇位。
4.共和執政實為諸侯王立國
周朝周厲王時期社會沖突進一步激化，統治者實行暴政，引發群眾暴動被趕走。
隻是周厲王雖然逃了，但國不可一日無主，而當時太子又還小，周朝朝政就由周公和召公兩個人聯合把持。
直到14年後，周厲王的太子（也即曆史上的周宣王）長大成功繼位，由周公和召公共同輔政的“共和執政”時期才算結束。
在《史記》的記載中，司馬遷對周公和召公多加贊美，而《竹書紀年》裡的描述卻又有所不同。
周朝有一個諸侯國叫“共國”,（今大陸河南省輝縣），它的諸侯王品級為“伯”爵，國君名字叫“和”,所謂“共和執政”是指他趁着周朝大亂奪取大權，自己執政。
5.二王并立的真相
西周末年，也即周幽王統治時期，過于寵信褒姒，廢公子宜臼王位，立伯服為太子，廢嫡立庶的先例。
原太子宜臼的外公（也即申國國君），在得到消息後為了維護外孫利益，私下聯合犬戎攻入鎬京，卻并未料到犬戎難以控制，直接沖入鎬京殺了周幽王，并在城中大肆掠奪。
為挽回事态，申侯立即向各個諸侯國報信，經由衛國、秦國、晉國、鄭國四國出兵救周。
但趕走犬戎後，在立誰為周朝新王的問題上，各國産生了不同意見。
以虢國為首的周朝大批貴族，都支援立周幽王的弟弟姬餘臣為新王。
他們認為宜臼既然已經被廢，而周幽王也死了，從理論上講原太子就沒有再次繼位的資格。
以申國為首的人則堅定的支援宜臼繼位，鄭國，秦國，晉國之人也持相同看法。
兩方勢力互相制衡，由此在西周的曆史上出現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即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攜王姬餘臣各自為王。
“二王并立”的局面整整持續了21年，直到晉國出于自身利益殺了周攜王姬餘臣，才結束了這場鬧劇。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遷都洛陽，是為東周，中國曆史開始進走動蕩不安的春秋戰國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周攜王已經被晉國解決。
而唯一的君主周平王之是以還會東遷，與犬戎奪殺周幽王、一把火将鎬京燒成廢墟、滿城宮殿被毀并沒有什麼關系。
究其根本，就是他的王位不被承認。
據此曆史事件，我們可以對《左傳》和《春秋》中的記載有更深刻的了解。
《左傳》撰寫于魯隐公元年，也就是大部分人認為的周平王東遷的時間，也即春秋開始的時間。
但周幽王被殺的時候是魯孝公在位期間，之後又經曆了魯惠公在位的46年。
但不符合常理的是，作為禮儀大國的魯國對這46年的曆史諱莫如深，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結合《竹書紀年》中的内容，我們猜測，魯孝公和魯惠公出于宗族禮法是支援周攜王即位的，而非一個廢太子。
但他們未曾料到周攜王會被晉國殺掉，并公開支援周平王，廢太子反而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繼承人。
于是魯國在“二王并立”結束後删掉了支援周攜王的那段曆史，直接從魯隐公元年開始紀年。
三、以二重證據法了解曆史，正确看待《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成書于戰國時代，且是唯一一個沒有經曆“秦火”儲存下來的他國史書，在許多人看來，它的權威性要遠遠大于《史記》。
尤其是《竹書紀年》是正兒八經的“官方史書”。
而司馬遷寫史記的過程卻不斷參考從民間搜集出來的《春秋》、《左傳》、《國語》等書，不免摻雜有個人的見解。
但《竹書紀年》的權威性有其前提：即竹簡被發現後，西晉做翻譯研究的史官原原本本的還原了《紀年》十三篇的本意。
也就是說，《竹書紀年》同樣可能被人為改動過。
畢竟《竹書紀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統一小篆之前的文字，西晉學究到底能不能進行準确的翻譯，誰也無法打保票。
值得謹慎對待的是：上面提及的“五大颠覆性曆史”，中心思想都離不開“奪權”，而司馬炎也是靠着奪取曹魏大權才得以建立西晉。
那麼司馬炎為了粉飾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暗示或明示學者篡改古籍内容，故意放大古代奪權故事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竹書紀年》在問世後曾經受到多朝統治者的抵制和封禁，在唐宋時期竟還離奇消失過。
雖然明朝時期在民間重新出現，但經考證是為僞造，也即《今本竹書紀年》。
清朝時期，曆史學家朱右提出：既然《竹書紀年》在西晉時期就已經被發現，後世在編撰史書時必然會有所引用。
故而以他開始，經由王國維、範祥雍等多位曆史學家接力合作，在浩如煙海的史籍資料中找出與《竹書紀年》相關的内容并編纂成冊，也即《古本竹書紀年》。
也就是說，即便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這本《竹書紀年》，也依舊不過是隻言片語罷了。
探究曆史的真相并不能僅僅憑借一兩本史書，畢竟文字性的記載由勝利者來書寫，而文物與之相比則更為誠實一些。
史書隻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互相印證，能夠達到“二重證據互相支撐”的曆史才是更加全面，更加客觀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