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地区立即沦陷，沦为日本人的控制区域。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并支援八路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斗，党中央决定在天津建立一座秘密电台。
从1938年8月下旬起，每当夜幕降临，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带着浓厚的疲惫进入梦乡，此时62号英租界的一间屋子里就会传出一串微弱的“嘀嗒”声。
这些微弱的“嘀嗒”声背后，隐藏着一个接一个的绝密情报。
正是这些由红色信号传递的情报，让仍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而62号居民楼之所以经历这样的变革，还得追溯到一对青年夫妇的故事……
电讯才子，临危使命 1938年8月，刚刚入党仅3个月的王士光接到了他入党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前往天津组建秘密电台。
安排他执行这一绝密任务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认识的朋友——姚依林。
姚依林此时已经是党的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之所以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王士光，正是因为王士光在电讯技术方面的卓越才能。
王士光，从小就对无线电设备充满痴迷。
他的出身背景十分显赫，父亲王治昌曾早年留学日本，甚至以中国公使身份参与了巴黎和会，地位非常高。
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年少时的王士光常常利用零花钱购买各种无线电器材，并尝试亲手组装无线电台。
高中毕业后，他以卓越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然而，不久之后，他发现相较于冗长乏味的数学公式，他更享受学习无线电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因此，他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专攻无线电课程。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姚依林、郑天翔等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等城市相继沦陷。尽管王士光作为清华在校生有南迁的机会，但他选择留下，与数万同胞一同抵抗侵略者。
当时，苏联的一家电台专门播放抗日广播。为了收听这一广播，王士光在家中动用手头设备，亲手组装了一台简易电台。
利用这相对简陋的无线电设备，他将抗日广播翻译成中文，并在当地进行宣传。
1938年5月，王士光在姚依林等人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姚依林接到建立天津秘密电台的指令。
姚依林迅速想到，自己的好友王士光曾在家中独立制造过无线电设备，于是他立即推荐给上级领导，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
在建立秘密电台的过程中，需要避开日伪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因此，组织方必须详细了解王士光的所有个人信息，以便更好地伪装他的身份。
考虑到一个独居男子在外租房可能引起他人猜疑，因此组织决定为他配备一个"媳妇"。这位扮演王士光“媳妇”的人正是年仅17岁的王新。
那么，这位不满18岁的少女究竟是何身份呢？
62号居民楼的新住户 王士光的“假妻子”名叫王新，生于1921年，比王士光年轻6岁。
她的父亲王端华曾是张作霖麾下的猛将，后来还担任过锦州省省长，在东北地区，王新的家世可以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王新自幼聪慧，学习速度惊人。由于父亲是军人，15岁时，她已懂得什么是家国大义、民族利益。
在15岁那年，王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她年纪轻，按“党龄”来看，她竟是王士光的前辈！
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新多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调往抗日根据地参与斗争。
1938年，王新的请求终于得到回应。地下党员告诉她，组织已批准她前往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
王新听到这消息后激动不已。她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临，她即将踏上心仪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正当她开始对革命根据地产生美好幻想时，一项紧急任务却突然降临——组织要她前往天津，与王士光假扮夫妻，协助他建立秘密电台。
作为共产党员，王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然而，得知自己的“丈夫”比自己大六岁时，王新作为一名年轻姑娘，心中难免有些忐忑。
于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7岁的王新与23岁的王士光在天津的颐和园旅舍首次见面。
在简单相互了解后，党组织的联络人向这对“小夫妻”交代了任务的重要性。他们被告知要有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并叮嘱在日常工作中要保持谨慎、细心。
特别要提防日本宪兵和日伪特务的监视，同时要格外注意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存在。1938年8月下旬的一天，王新与王士光一起带着行李来到了位于天津英租界62号的新家。
由于处于租界，相较于天津其他地区，这里受到日本军方渗透的程度较轻。而且，这座临街的3层小楼位于多条道路的交汇处，交通方便、视野开阔，既有利于侦察情况，也方便行动。
除此之外，小楼附近就是英军大营，有充足的饮用水和电力供应，并可以利用英国军营的电台频率，为党的秘密电台提供掩护。
考虑到王新年龄太小，组织担心她和王士光会被特务盯上，因此特地安排了一位姓潘的烈士家属与他们同住在62号居民楼。潘老太太的对外身份是王士光的母亲，而她身边的十几岁小男孩则被塑造成“王士光的弟弟”，使这个“四口之家”在外人看来显得正常。
安排妥当后，王士光和王新在这间小屋里建立了一个红色电台。从此，中国河北省委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正式投入运作。
按照当时的规矩，党的地下情报人员都使用化名。因此，在白天，化名为吴厚和的王士光是天洋商城内一个负责修理收音机的维修师傅。这个工作既与王士光的专业技能相符，不容易引起怀疑，又方便他收集所需的电信材料，可谓一举两得。
他的妻子王新过上了全职太太的生活，平时要么在楼下与房东太太聊聊天，要么与另一位租户的地主太太打牌闲聊。在这过程中，她借机观察周围环境，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就通过特殊信号将危险信息传递给王士光。
王新养成了每天下午在凉台上跳绳的习惯。房东太太和另一位租户以为这是她保持身材的独特方法，却不知这实际上是她与王士光之间约定的特殊信号。如果王士光下班回家发现妻子在凉台跳绳，就表示“家里一切安全”；反之则表示“家中有危险”。
几个月匆匆过去，王士光与王新在相处中逐渐产生了感情。然而，两位性格腼腆的人始终未敢突破感情的屏障。
有一次，王士光突患风寒，躺在床上无法工作。这段时间里，王新像照顾自己的丈夫一样呵护王士光，擦拭身体、喂药，整夜守在他身边。在生活方面，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工作上，聪明的王新在王士光的指导下迅速掌握了收发报的技巧，帮助病中的王士光完成了日常工作。
这段共同经历让王士光的感情更深了。因此，在1938年年底，王士光正式向王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而王新欣然接受了这份感情。于是，12月26日，党组织批准下，王士光与王新这对“假夫妻”喜结连理，完成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然而，随着日本军方势力向英租界的渗透加剧，王士光与王新的地下工作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上级党组织做出决定，将王士光夫妇从天津调离，前往平西革命根据地，等待党组织的新指示。
很快，夫妻俩迎来了新的任务，王士光被调至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担任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而妻子王新则被派往房山、涞水、涿州市一带从事妇女工作。
这对刚刚度过结婚一周年的夫妻，为了党的事业而分隔两地。尽管身处异地，但王士光与王新的感情从未因距离而减淡，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然而，王新的失联让王士光感到担忧，他四处打听关于妻子的消息，最终却接到了“王新已经牺牲”的噩耗。
据知情人透露，这位牺牲的“王新”在年龄和外貌上都与王士光的妻子极为相似。尽管王士光极不愿意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接受。
自此以后，王士光将悲痛转化为力量，全身心投入工作。1946年9月1日，在手头仅有的通信材料和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他与战友们合作建立了“邯郸广播电台”，成为当时唯一由共产党人创办的广播电台。
从那时起，红色的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将象征真理的共产党声音传达到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这一切都得益于王士光的努力，因此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电讯大王”，一个在太行山上的“电讯大王”。
成功建立邯郸广播电台后，王士光声名鹊起，许多人得知他仍然单身，纷纷表示愿意为他“做媒”，然而王士光坚决婉拒了这些好意。
得知妻子王新牺牲的消息后，王士光整整七年未再婚，一直独自一人。直到1947年底的一天，一位访客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947年12月，那个据称已经“牺牲”了七年的王新，再次出现在王士光的面前。原来最初王士光打听到的“牺牲”的王新根本不是他的妻子，只是一个与她非常相似的女孩而已。当年王新所在的大队遭到敌人袭击，导致与外界失去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王新不畏艰险，穿越多道封锁线，越过数个解放区，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
夫妻二人虽然分离了七年，但短暂的重逢后，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使命。
总结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王士光继续在通讯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通信事业取得迅猛进展。作为通讯技术专家，王士光还参与了大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对国防重点工程的测控设备研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王新在建国后被组织分配到了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夫妻二人为新中国的建设献出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