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南的凤河沿岸，散布着一些以“营”命名的村落，村民大都是明朝初期山西移民的后裔。当年，同县移民被编为一营，共编成58营。迁徙到凤河沿岸后，仍以营为单位聚居，号称“七十二连营”。其实，七十二是个夸张的数字。后来，那些移民聚居点渐渐演变成村落，“营”字也留在了村名里。明朝官府曾在凤河沿岸设立蕃育署，管理移民屯垦和饲养禽畜之事。
凤河沿岸的土壤为两合土，比沙土重，比泥土轻，适合种植谷子。有了谷子就有了小米，而谷子的秸秆为骡马提供了饲料。于是，移民们在凤河沿岸落地生根，世代繁衍生息。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七十二连营大致涉及大兴区的采育、青云店和长子营三个镇。
明朝初期移民戍边
明朝初期，由于连年战乱，北京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重创，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记载：“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作为征伐元朝残余势力的北方军事基地，北京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尽快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壮大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于是，明朝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北京地区移民，每次移民动辄万户，规模最大的移民潮集中在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
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即永乐皇帝。朱棣认为大明的江山并不稳固，因为被驱逐到漠北草原的蒙元残余势力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侵，于是，他不顾朝廷大臣们的反对，处心积虑地酝酿迁都，最终将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作为当年燕王的封地，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这也许是他迁都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出兵漠北、打击蒙元残余势力。所以，朱棣的迁都之举被称作“天子守国门”。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向东北可以控制广袤的关外地区，向南可以统领中原，与此同时，可对漠北元朝残余势力形成有效威慑。于是，朱棣下令营建北京城的同时，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移民。
据史料记载，明初移民主要来自人口稠密的山西太原府、平阳府、汾州府、大同府、潞安府、辽州、沁州和泽州。移民最多的是平阳府，而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下成为移民集结地，在那里，朝廷官员将移民“编里发迁”，以县为单位编为“营”，实行军事化管理。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用一根绳子连接起来。由于移民的胳膊被长时间捆着，神经逐渐麻木。后来，背手成了他们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留民营
移民中，除了山西寻常百姓，还有三类人。一是江南富户。永乐年间大约有三千江南富户迁入北京，他们主要集中在宛平和大兴。二是无家可归的流民。大兴区长子营镇有个留民营村，就是当年的流民聚居地。后来，村名依“流民”谐音，改称“留民”。三是囚犯。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刑部、都察院移文诸司：除十恶、强盗监候审决，其杂犯死罪及流、徒以下，悉纵还家营路费，赴北京输役赎罪。”这些囚犯到北京后，垦荒种田，将功赎罪。
当然，人数最多、场面最悲壮、影响最深远的是山西移民，以致“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凄美传说流传至今。
古槐寄托故土情怀
在京南凤河一带，人们对槐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视为吉祥树。当地还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山西洪洞县城北二里处，有一个叫贾村的村子。贾村西边有一座广济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僧人众多，香客络绎不绝，乃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广济寺旁边有一株粗壮高大的古槐，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汾河上的老鹳鸟成群结队地在树上筑巢栖居。一条车马大道从古槐树下通过，疲惫的旅人常在那里歇脚。由于古槐遐迩闻名，明朝大移民期间，官府就将那里作为外迁百姓的集结地。山西各地移民在洪洞县县城周围的村庄住下后，依次到广济寺办理移民登记手续，领取凭照和川资。然后，从那里出发，按照官府指定的方向和路线，在官兵的严厉监护下，赶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背井离乡，到遥远而荒凉的地方安家落户，谁会心甘情愿呢？但迁徙是强制的，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因为故土难离，大槐树下一片悲声。有的人拼命拽住低垂的槐树枝，仿佛一松手，就是阴阳相隔。官兵先是以鞭子驱赶，后来索性把槐树枝砍断。于是，有的人捡起砍断的槐树枝，有的人揣上槐树下的一抔黄土，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踏上了漫漫长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告诉身边的孩子，记住这棵大槐树，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
民谚曰，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定居在凤河沿岸的移民们，出于对故土的怀念，在房前屋后、道路两旁以及佛家寺院广植槐树，以寄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思乡之情。有的人还焚香祷告，叩拜槐树，就像祈求神佛保佑。在他们心目中，大槐树是故乡的象征，是能够带来吉祥和好运的神树。每当遇到大事、难事或解不开的心结，他们就会向老槐树倾心诉说，祈求祖先赐福。过去，凤河沿岸有许多四五百年树龄的古槐，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几乎损毁殆尽。
位于下长子营村街边的古槐
幸存下来的古槐只有一棵，生长在下长子营村的街道旁边。凤河北岸，原来只有一个长子营村，后来一分为二，成为上长子营村和下长子营村，而长子营镇镇政府就在两村之间。位于下长子营村街边的这棵地标性古槐，树干上系着红腰带，树枝上挂着红绸，树下有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古槐的身世。据说，当地政府还曾为这棵500年树龄的古槐举行揭牌仪式，并将其纳入了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作为移民后裔寻根问祖的标志以及长子营人的精神符号，这棵古槐见证了长子营的历史变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长子营人悠远的乡愁。
虚拟军阵吓退敌兵
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徙到京南凤河沿岸的人们，以两种方式怀念自己的家乡，除了大量种植槐树，就是以故乡的县名命名新家。山西有一个长子县，凤河沿岸就有一个长子营村；山西有一个沁水县，凤河沿岸就有一个沁水营村。还有解州营、霍州营、赵县营、孝义营等，也都与山西的县名一一对应。当初，一个县的移民编为一营，凤河沿岸的村落名称里就都有一个“营”字。这样的58个“营”分布在凤河沿岸，当地人称作“七十二连营”。之所以夸大数字，也许是为了造势，听起来像千军万马排兵布阵。
凤河文化园
有一个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吓退日本兵的故事，至今仍在凤河沿岸流传。那是1937年8月，一伙日本兵从廊坊据点出动，气势汹汹地向凤河沿岸村庄进犯。在距离凤河营村不远的地方，他们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村民。于是，日军让村民带路，寻找村子里隐藏的粮食。这位村民惊恐万状，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翻译官觉得蹊跷，就软硬兼施地让他说实话。村民战战兢兢地告诉翻译官，再往前走，就进入大兴县的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了。那里的各台各庙各营都有抗日军队埋伏，到处是地雷。一旦进入伏击圈，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手榴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有去无回。翻译官将信将疑，问他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是怎么回事？村民说，这是抗日军队排兵布阵的一种新方法，很多当地人都知道。
这种兵阵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就像《封神演义》里的诛仙阵，到处是死门，进去就出不来。翻译官不相信这里会有诛仙阵，但对七十二连营耿耿于怀，假如真有七十二个营，那就是两万多人，他们这点兵力连零头都不到。他向日军指挥官报告后，指挥官踌躇再三，最终决定退兵。
其实，这位衣衫褴褛的村民是我军的侦察员。他叫阎维翰，大兴县凤河营村人，“七七事变”前，是凤河营村阎氏私立小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弃教从戎，组织“人民抗日自卫团”，并被推举为团长。后来，八路军冀中军区任命他为游击第三路总指挥。1939年，阎维翰在凤河南岸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8岁。阎维翰所说的“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不过是名称中带有“台”“庙”“营”字的村庄。他和他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以这些村庄为依托，在凤河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使日伪军闻风丧胆。
对这位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凤河沿岸的人们念念不忘。而他以“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虚拟军阵智退敌兵的故事，在凤河沿岸传为佳话。
（来源：《北京晚报》2024年5月7日，第20版；作者：岳强；图片来源：原文配图，文中图片为岳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