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无数英雄史诗被吟诵，可曾想过其中最耀眼的一笔，竟出自一位柔弱女子之手。
当时代召唤英雄挺身而出时，她甩去了纺织机，顶梁柱般撑起危难家国。当和平渐归之际，她又恪守贤淑本分，温柔贤惠如昔。她，就是家喻户晓的花木兰!
她的英雄事迹也被拍成了电影，那么这位"英雄"是如何在电影中被再现的?她的形象之所以能够永垂不朽，又孕育于怎样的时代背景?
与欧美电影激烈竞争
中国电影在创作初期面临着与欧美影片激烈竞争的境地。
为了与欧美电影相抗衡，争夺电影票房，也为了应对“欧化”电影的创作风气，彰显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以天一、民新为代表的电影制片企业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民间故事，创作了一系列根据古典小说、民间故事改编的古装片、稗史片、神怪片。
从而引领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古装片创作的热潮，这就为木兰“从影”提供了契机。同时，国族意识的出现赋予木兰形象新的内涵。
以戏曲电影《木兰从军》 为起点，木兰形象频频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在两次古装片热潮中热度不减。
以《木兰从军》的创作时代为起点，木兰开始了“英雄”的觉醒，以爱国者形象跻身民族英雄序列，在战争年代大放异彩。
可以说，第一次古装片创作热潮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底的，创作者对历史、民间故事的娱乐化改编符合人们逃避现实乱世的心理。
在这一时期，家喻户晓的木兰故事成为古装片改编的经典题材。1926年，黎民伟将梅兰芳改编的新戏《木兰从军》摄制成电影，这是近代木兰的第一次“触电”。
1927年，引领古装片热潮的天一公司上映电影《花木兰从军》。继而在1928年，民新公司由黎民伟与侯曜搭档制作电影《木兰从军》。
在持续时间不长的这次古装片热潮中，木兰频频出镜，见证了潮流的开始和落幕。
从英雄到爱国者
虽然《花木兰从军》与《木兰从军》 创作于古装片热潮的后期，一定程度上受到商业恶性竞争的影响，注重讲述木兰故事的传奇性、曲折性、娱乐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天一与民新公司仍各自坚持着“力避欧化”与“电影救国”的主张，这种创作动机使木兰故事在遭遇商业改编的同时，也带有了振兴民族电影的意味。
与二者相比，以梅兰芳的新戏为蓝本、上映于古装片热潮早期的戏曲电影《木兰从军》较少的受到商业牵制，更强烈地表现出了创作者的主观愿望。
与战争年代的社会环境及国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相呼应，创作者在木兰故事中加入了国族话语的表达，形塑出保家卫国的“英雌”木兰，实现了木兰向“爱国者”的转型。
无论是在故事层面还是在形象演绎层面，梅兰芳版《木兰从军》为后世的木兰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行性的参考。
新戏《木兰从军》是在戏曲改良运动的背景下创作的。“使得中国人有贯彻的觉悟，总要借助戏剧力量，所以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
戏曲表演大师们改编传统剧目或新编历史故事，剔除其中的封建因素，注入爱国、救国的精神内涵。
重塑木兰形象
据梅兰芳自述，排演《木兰从军》的动机有两点，一是因为在《木兰从军》之前排演的新戏，虽然有些醒世的意味，但总不能脱离男女爱情、家庭琐事等内容。
而木兰是一位女性历史英雄，如果把她那种尚武的精神，和爱国思想在台上活生生地搬演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总该是有益无损的。
英雄、尚武、爱国思想成为梅兰芳重塑木兰形象的三个关键词。其次，是梅兰芳想在艺术舞台上有所突破，利用木兰女扮男装的情节，在舞台上同时展现旦角与小生两种戏曲功底。
同时，为了呼应当时的社会背景，梅兰芳将戏名改为 “木兰从军”。
改编后的木兰形象仍然具备忠孝、仁义等传统伦理，但先前文本中为父尽孝、忠于君主的个体意识上升到为国尽忠的民族意识，木兰成为抵抗侵略的民族女英雄。
木兰形象的革新虽说始发于梅兰芳改编的新戏，但有赖于中国电影发轫初期拍摄戏曲电影的传统。
抵抗侵略的爱国木兰从京剧舞台跃入电影银幕，木兰“爱国者”形象的转型契合了电影观众的社会心理，延续着自清末以来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宣传爱国思想、培育民众的国民意识。
中国人的国族意识是在清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慢慢觉醒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中国人常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只祝望天下太平，而非国家富强”。
“天下观念”即传统的“夷夏观”，只分民族，不分国家，表现出华夏中心主义，这也是传统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这种“天下”观念，使国人意识到“国家”概念的存在，也使传统民族主义观念面临挑战。
引进希望民族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 过程，也即国族意识形成的过程。
认识到观念变革的重要性，梁启超率先引进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主张，以凝聚人心，实现救亡图存、 抵抗侵略的目的。
根据古奇的观点：“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想象不是主观想象，而是一种社会过程，贯穿着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以期唤醒民众的“国族意识”，实现对于“国家”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和效忠。
同时，由于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相结合，表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知识分子们倡导重拾儒家忠孝观，重写历史英雄，以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凝聚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向心力。
儒家观念在民族危亡之际重新回归，在国族大义中，原本属于儒家道德范畴的历史英雄以保家卫国的姿态跃出历史的地平线。
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
拥有传奇从军经历的木兰也“顺势” 完成了英雄的“觉醒”，以爱国者形象跻身民族英雄序列。
木兰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是一位女英雄。身处民族主义思潮，木兰的英雄形象暗合了社会对于女性“英雌”的呼吁与期待。
“世世儒者，赞颂历史之人物， 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
“英雌”与“英雄”对立，象征女性英雄与男性英雄的平等。木兰以女儿身完成男儿之事业，是对“英雌”称谓的最佳注解。
在剧作中，梅兰芳处处体现木兰作为“英雌”的尚武、爱国与英勇。
电影扩充了一些情节，细化了战争场面。先写贺廷玉几次迎敌，均败阵而归，恰好影射了当时大陆所经历的几次战败。
木兰到时，救将军于敌军马下，强化木兰智勇双全的人格魅力，立住了英雄人设。又识破敌军诡计，一举歼灭突厥兵。
同时，梅兰芳演绎的木兰承担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责任。第一场戏唱出“巾帼须眉从古少，但凭纺织说贤劳”，指出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固有期待。
第十四场戏有小兵说到：“苦事都让我们男子做了，女子倒在家中享福”，到最后一场戏，木兰恢复女儿装扮，与昔日战友见面时说“我等投军之时，壮士曾说做女子的便宜，这话可还记得？”
木兰既承担着救国的社会责任，又以易装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可与男儿争锋，在男女身份转换中，完成了对“英雌”形象的诠释。
结语
民族危亡时刻，英雄辈出。木兰就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中诞生的一位"英雌"。她挺身而出，临阵从军，保家卫国，体现了女性也可以肩负救亡图存的使命。
和平年代，她恢复女儿身，操持家务，展现了传统女性的另一面。她成为民族英雄与传统女性角色的完美结合体。
我们应该像木兰那样，时刻怀着爱国热忱，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同时也要像她恪守传统美德，负起应尽的家庭责任。只有这样，我们的家国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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