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开头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用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互文见义”，用秦时、汉时设定时间跨度，勾勒出关山月，晕染出伤离别的苍凉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过秦汉的明月；眼前的边关，曾是秦汉战事一直未曾间歇的边关。开篇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和穿越时空的历史感。
“时”是会意兼形声字，是“時”的简体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里的“时”字均写作“旹”，上部为止，表示行进，下部为日，表示太阳的运行。古人计算时间，是根据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或者它在地上投影变化的情况来确定。繁体的“時”字则出现较晚，睡虎地秦简里的“時”为小篆，止已变为寺，由“日”“土”“寸”组成。《说文解字》解释为“時，四时也，从日寺声”。段玉裁注：“（时）本春夏秋冬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把太阳的运行描述得更为细致：太阳的影子是一寸一寸从土地挪移过去的，测日记时。由此，“时”既表示每日的时间流光推移，也表示每年的四时轮转更替。
“时”与“天”合，组成“天时”，顺天应时，观时顺变。《尚书·舜典》里有一句话，叫“食哉唯时”，意思是解决老百姓粮食问题的关键是把握时令、顺应天时来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无不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大陆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很深，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的命题，并以当时主要粮食作物为例，详细说明了庄稼“得时”“先时”和“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指出“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西汉《汜胜之书》讲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趋）时”为首。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究“时宜”。可见，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轮换，推测草木荣枯，揣摩天地性情，应和着大自然的时令和物候来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奏和律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从而做到顺天应时。古人把世间的一切变化归因于时间的流转，而时间的流转传递的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时”便从最初单纯的时间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古人“顺时”的信仰和原则。与此同时，儒家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动植物既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同时这些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讲究时节，遵循生物的生长规律，主张“取物顺时”。《礼记·王制》里就有这样的法令：“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就是说，对山林、山麓、川泽等自然资源，要按照相应的季节进行采伐、狩猎和采集。孔子十分热爱生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孟子根据动植物依“时”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主张循节气变化“不违农时”。如此，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白圭，善于“乐时观变”。他认为，商家“知时”，就要根据气候周期的往复变迁、农事的丰歉，作出明晰的判断，及时调整经营手段和方法。白圭的这种经商思路和方法，是察时顺变、顺天应时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中国智慧。
“时”与“机”合，组成“时机”，恰逢其时，与时偕行。中国古人不但观察天地万物运行之道，还关注人情事变的规律。事物的“变”是必然的、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铺陈展开和演变更替的。人的行为在不违背天时的大前提下，要取得最佳成效，就要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时机、捕捉时机。古人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说的都是行动要把握正确时机，行为要“合时宜”。很多事，只是因为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去做，好事才变成了坏事，这便叫作“不合时宜”。“雪中送炭”，是因为添碳送暖在冰雪中正合时宜，恰逢其时；而“秋扇见捐”，也是因为扇子送凉在秋天不合时宜，才会被弃置一旁。究竟是及时雨，还是过时黄花，全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叛乱不息、异族入侵、外患踵起。面对国家的危急局面和险恶形势，陆贽忧深虑远，在贞元九年上疏《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全面阐述了对于边防守御的策略、设想“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就是说，要顺应、把握时机，采取灵活有效的策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食古不化，不能顺时达变，则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时”与“势”合，组成“时势”，因时顺势、审时度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时”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和参数，“时”往往与“势”紧密相连。“时”是不可逆转的，“变”是不肯停歇的，在时间的酝酿下，“势”则是顺时而生、不可阻挡，事物在因势、借势、趁势中发展和壮大。正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大势、趋势。正如《易传》里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事物的静动行止只有适应了时势的变化发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孟子·公孙丑上》开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假如孟子当政于齐国，能否取得像管仲一样的成就？孟子具有“知人论世”的卓识，集中呈现了他对“时势”的重视。孟子认为，齐国人只看到管仲有本事，但是忽略了研究各国的形势，最终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同时，孟子还为公孙丑剖析了文王、殷纣之际的时势，认为即使如武王、周公那样的明君贤相，如果不研究、把握当时的形势，不能把握时势，也很难治理好国家，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正如《鬼谷子》里讲：“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只有把握历史时机、洞察历史大势的才是明白人，能够顺应历史大势的才是智者。宋太宗年间，将领崔翰随军出征太原，太原平定后，宋太宗要对幽蓟（今华北地区）采取行动。然而，诸将认为刚刚经过大战，此时军队人困马乏、粮饷缺乏，不宜再战。唯独崔翰独具慧眼，看出收复失地是大势所趋，并且时机成熟，凭借宋军兵强马壮的“势”，借助平定太原的有利时机，应该乘势出兵取得幽蓟，遂奏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当前的大势，不可以失去这个时机。太宗谓然，决议北伐，宋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幽蓟遂被收复。
“时”既是一个静态名词，如过去的时间永远凝固在那一刻；“时”更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无穷无尽，永不停歇。人要跟随它的脚步，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专注当下，惜时、守时，创造和把握时机，谋势有为，把每一刹那变成永恒。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时间走得再远，初心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