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 一项最新发表于《自然》的荟萃分析显示，在所有破坏生态系统的“全球变化驱动因素”中，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增加疫情暴发风险的最大因素，排在其后的是气候变化和引入外来物种。
- 欧洲的狩猎采集者为什么消失了？多家欧洲科研单位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先后于《自然》和PloS One杂志发文表明，有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农民的社区内或周边，接受了农民的文化和饮食；也有狩猎采集者遭到农民社区的屠杀。
- 携带耳铁蛋白基因（OTOF，双等位基因）突变的耳聋患儿，单耳试验效果喜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舒易来领衔的研究团队同步推进：在其团队开展的首次OTOF基因疗法人体试验中，接受治疗的6名儿童，有5人在一年期内恢复了听力。
Nature：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传染病暴发的最大驱动力
过去数十年间，我们看到新发传染病事件越发频繁，其中大多数起源于野生动物。一项最新发表于《自然》的荟萃分析显示，在所有破坏生态系统的“全球变化驱动因素”中，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增加疫情暴发风险的最大因素，排在其后的是气候变化和引入外来物种。
作者团队回顾了近1000项相关研究，不仅对植物、动物和人类宿主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流行率展开分析，还重点关注了5个驱动新发传染病的全球（涵盖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环境因素：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化学污染、外来物种和栖息地丧失。
他们发现，除了栖息地丧失，其他4项因素都会推动疾病传播增加，而且它们对人类疾病和非人类疾病的影响相同。
人类趋向于特定类型的栖息地，那就是城市。城市地区出现新发传染病的风险一般较低，部分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较好以及野生动物较少。新论文通信作者、美国圣母大学的生态学和公共卫生专家贾森·罗尔（Jason Rohr）表示：
“在城区那充斥混凝土的环境里，能繁衍生息的物种数量极少，从人类疾病角度看，城市的卫生和健康基础设施比农村环境的更好。”
新冠大流行以后，人们对人畜共患疾病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一些专家认为病毒源自蝙蝠。除了新冠，目前令全球卫生机构警惕的许多传染病——包括猪流感和禽流感——也起源于野生动物。新发的人类传染病中有3/4为人畜共患疾病，这意味着它们也会感染野生动物和家畜。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指出，许多驱动传染病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例如，气候变化和化学污染可能导致栖息地丧失和变化，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减少排放、阻止物种灭绝、控制物种入侵问题等措施都有助于减轻疾病负担。罗尔等人表示：“我们希望这项分析能促进全球疾病控制、缓解和监测工作。”
资料来源：
Biodiversity loss is biggest driver of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says study
欧洲的狩猎采集者为什么消失了？
欧洲史前的狩猎采集者在当地生活了数千年，而且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统治地位。但这些人群后来都消失不见了，他们遭遇了什么？
学术界尚不清楚其中缘由，但有一点很明确：狩猎采集者的衰落与欧洲地区农业的传播差不多同时发生；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大约在8000年前到达欧洲，并与猎人们共享这片大陆一段时间，最终“取代”了“原住民”。
2024年初，由多家欧洲科研单位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先后于《自然》和PloS One杂志发文，提供证据表明，有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农民的社区内或周边，接受了农民的文化和饮食；也有狩猎采集者遭到农民社区的屠杀。
大约4.5万年前，狩猎采集者一波接一波地进入并定居欧洲。当然，最早期入欧的族群大部分都没能延续，不过一部分幸运的后来者最终站稳脚跟、蓬勃发展。研究证明，现代欧洲人有10%到15%的DNA来自狩猎采集者，其中大部分由约1.4万年前从意大利地区向外扩散的最后一批狩猎采集者提供。
等到大约8000年前，农民人口从近东地区来到欧洲，并带来了驯化的动植物；狩猎采集者依然大多保持原有生活方式。虽然后者的基因逐渐混入农民族群，但二者在遗传上仍然迥异。
西班牙一个7000年前的男性狩猎采集者的DNA显示他拥有蓝色眼睛和深色皮肤，就像1.4万年前以后的大多数狩猎采集者那样，而当时的欧洲农民的肤色较浅，瞳色较深。
随着农业社区不断壮大，狩猎采集者失去土地，最后迁往欧洲边缘，生活在不与农民直接竞争的地区。
根据《自然》新文章的观点，一些狩猎采集者最终生活在了农民社区内或周围，例如，现丹麦境内埋葬着一个大约5800年前的狩猎采集者，他的随葬品属于狩猎采集者文化，但其饮食习惯与早期欧洲农民的饮食相匹配，这意味着他接受了农民的文化和饮食。
另一方面，当大约5900年前的农民到来后，丹麦的狩猎采集者在几代之内就退出历史舞台，有些狩猎采集社区似乎死于农民之手，还存在因农民牲畜感染了新病原体的情况。当然，这些农民后来也很快被外来的半游牧民族（与颜那亚人密切相关）更替。
PLOS One杂志新发表的文章显示，在大约5200年前，丹麦的一个农民社区似乎以献祭形式暴力宰杀了一个来自挪威或瑞典地区的男性狩猎采集者。不过论文作者也指出，这种仪式性的宰杀不一定是对狩猎采集者的惩罚，被杀者可能是在农民社区里获得平等社会地位的移民或商人，也可能是俘虏或奴隶。
上述两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丹麦考古学家安德斯·费舍尔（Anders Fischer）表示，欧洲农民的数量随着自身扩张而迅速增长，而他们对狩猎采集者的态度可能是“一言不合就要打”那种的。
资料来源：Why did Europe's hunter-gatherers disappear?
人工耳蜗算个啥…基因编辑疗法快“上架”
欧帕尔·桑迪与她的母亲、父亲和姐姐
英国幼童欧帕尔·桑迪（Opal Sandy）患有罕见遗传性疾病，生来失聪。11个月大时，她在位于英格兰的家中接受一项开创性基因治疗。现在，18个月大的她已经有一只耳朵能在无需辅助的情况下听到声音。
这个先天耳聋的小宝宝携带耳铁蛋白基因（OTOF，双等位基因）突变。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耳聋形式，影响着全球约20万人。
由于OTOF突变，欧帕尔耳蜗中的毛细胞发育异常，难以实现放大声波并将所得信息转化为可传递至大脑的信号的功能。这导致她遭遇“重度至极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目前这类耳聋主要通过人工耳蜗进行干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耳鼻喉科医生拉里·勒斯蒂格（Larry Lustig）参与了针对患儿的基因治疗。治疗团队以一种对人体无害的腺相关病毒DB-OTO为载体，通过注射，将健康的OTOF基因递送至耳蜗内，从而替换缺陷基因。到目前为止，该治疗相当成功：
治疗结束后的12周内，患儿没有出现任何相关副作用；接受注射的那一只耳朵获得了一定听力改善。6个多月后，她的听力越来越强，能听到轻声细语，甚至开始说话——她也成了迄今接受遗传性耳聋基因治疗的最年幼患儿。
勒斯蒂格在刚刚举行的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年会（ASGCT）上以视频等形式介绍了欧帕尔以及另一名重度耳聋患儿的案例，后者年仅4岁，在治疗后6周也获得了类似的听力改善。
大约同一时间，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舒易来也公布了一份进展报告：在其团队开展的首次OTOF基因疗法人体试验中，接受治疗的6名儿童有5人在一年期内恢复了听力。
舒易来与勒斯蒂格一样，都只对所有患儿的一只耳朵做治疗——这是此类早期试验的安全预防措施。不过舒医生等人已开始进行双耳治疗。公布了一年期进展报告后，舒医生还介绍了另外5名参与首次双耳治疗试验的患者的早期数据（尚未正式发表）：所有患者的双耳听力均有恢复，言语感知也得以改善。
资料来源：
More children gain hearing as gene therapy for profound deafness advances
Gene therapy breakthrough allows toddler born deaf to hea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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