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金色淘汰
薛晓康
不知何故，近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我闲着无事，独自坐在屋里的时候，总会痴愣地一遍遍回忆起儿时的一些往事片段。每每回忆到自以为的精彩处，便会情不自禁地傻笑几声，甚或自言自语地念叨几句什么。猛然清醒过来，四下看看，确定身边无人，然后再接着回忆，接着傻笑，接着自言自语。老年痴呆的征兆？也许吧。
这几天回忆最多的，是我儿时参加文艺活动，却屡遭淘汰的一些经历。首先是在上西藏军区保育院大班的时候，刚开始有点记忆的我被阿姨们选中，参加一个“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节目，我饰演的角色是老鼠，一亮相的台词是：“我是一只大老鼠，成天东跑跑，西窜窜……”我边念台词边表演，台下观众捧腹大笑，萌发了我此生最初的表演欲。可惜我因感冒发烧，被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出院回到保育院时，我的老鼠角色已被同班的小朋友韦一兵取代了。但我没有感到有啥不满，谁让我要生病住院呢？这属于意外淘汰。
不久后，我去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上学了。当时这所学校的部分教职员工是集体转业保留下来的，他们继承了军队的一个爱好文艺工作的老传统，经常组织师生排练演出活动。不过，那个“除四害”节目没有被老师看好，不让再演了。后来，老师从我们甲班挑选了几个学生，教我们排练了一个“拔萝卜”节目。这个节目也叫“大头娃娃舞”，就是每人头戴一个在硬纸壳上彩绘的大头娃娃面具，身穿围裙式的演出服装，一个个大头娃娃显得很喜庆很可爱的小模样。
小演员由五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组成，不用说，那个男生当然是我。可惜我只参加了一次在学生大食堂里的台上表演，随即便被淘汰了。老师说我完全乱跳，把整个舞蹈节奏都给带乱了，破坏性极大。我不懂什么节奏不节奏，淘汰就淘汰吧，没法。以后我只能坐在台下观看那个节目，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使劲鼓掌，心里却很不了然。50多年后，是在2017年的一天，我们甲班同学聚会，其中有刘革莎、王莉莉、况怡、霍宁，这四个女同学曾是“拔萝卜”节目的小演员，她们在聚会现场展示了当年的小可爱模样造型，这又一次唤起我美好的童年记忆，似乎还闻到了那顶大头娃娃面具上散发出的浆糊气味，无比亲切。
大概是在四年级时，音乐老师张季英让我参加一个节目，叫“三杯美酒敬亲人”。有意思的是，小演员里又是只有我一个男生。我迷迷糊糊地参加了几次排练，没想到这次更加糟糕，竟然连参加一次演出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淘汰了。
正当我想着从今往后再不参加任何节目排练的时候，一位叫林茂英的音乐老师找到我，把我领到一间小教室。她是位归国华侨，一脸慈祥样，边弹钢琴边教我唱《少年英雄刘文学》（此前，学校师生已演过歌唱刘文学的话剧）。这是我们学校老师集体创作的一首少年合唱歌曲，林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作为领唱来唱开头的那一段：
（独）天上的星星在向我眨眼
清凉的晚风多么香甜
田里的庄稼多饱满
公社的海椒多茂盛
我有一个美好理想
长大要去开拖拉机
奔跑在祖国的田野上
翻起一片片肥沃的土地
敬爱的毛主席
我永远听您的话
（合）敬爱的毛主席
我永远跟着您
把我的一切
献给共产主义
突然间
一条黑影闪进海椒田
刘文学 急忙赶上前
……
我学的很认真，很快学会了，并且按林老师的要求，每天早上憋着尿，到学校的鱼塘那里练练声。一天，林老师叫来几个老师听我唱，他们听完后都在摇头。有的说我的嗓子还没开，声音也没那么好听。有的说高年级的某个女生嗓子甜美，还是让她来唱。林老师解释说，刘文学是个男生，由男生来领唱比较好。但其他老师不同意，说我的嗓子快到变声期，唱不了多久就会嘶哑，演出时不大保险。林老师只好说，你们看他长的这么乖，不上台领唱可惜了。要不这样，把他当个预备的吧。
几位老师没意见，就这么定了。可是，直到《少年英雄刘文学》已经被八一校少年合唱团演唱了很久，四川广播电台也播放了好多次，我这个预备领唱也没能登过一次台，只是永远被预备在那儿，属于被变相淘汰了。
一天，我去林老师家，想暗示她能否想起我这个“刘文学”。林老师住在离医务室不远的一排平房那里，我见她正把一个木箱搬出来，箱里装了一窝十多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她笑着招呼我：“你快看这些小兔子乖不乖？让它们出来晒晒太阳，哎哟哟，小兔兔小兔兔……”我明白了，在林老师的眼里，小兔兔肯定比我乖很多，她早已忘了要我当预备领唱这件事。我对着小兔兔们傻笑了几声，知趣地走开了。长大后我渐渐明白，当时林老师闭口不提这事，很有可能是出于好心，怕伤了我的自尊心。
看来唱歌跳舞我是没戏了，承认自己没那个天赋。唉，不参加表演节目也好，至少可以免遭同学们嘲笑的风险。
可是，我们甲班的语文老师文柏生却偏偏拉着我，一定要教我一个金钱板节目。不好推辞，只好跟着他学打金钱板，边打边念：“有个秀才，本姓吴，外号人称，死啃书。庚子百姓全读过，康熙字典背得熟。有一天，老表请他吃晌午，他急忙换上新衣服，围腰马褂灯笼裤，瓜皮帽儿紧箍箍，脥儿夹有，一大堆书，兴致勃勃忙上路……”大概意思是说这个书生在路上遇到了一条小河，他不知道如何过河，就急忙翻书找到一个“跳”字，于是跳进河里，差点被淹死。
文老师教得极认真，我也学得极认真，却终未得到学校领导认可，给出该节目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意见。这次我可是心理平衡，因为被淘汰的不仅是我，还有受人尊重的文老师，而且他要负全责，我顶多算是浪费了一阵表情而已。
然而，需要表情和不需要表情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我缠住。一天，白治平老师找到我，他是教自然课、地理课和图画课的老师，说是要教我画画。这让我较为放心，因为画画用不着什么表情。他拿了一个搪瓷口杯摆在那儿，教我画素描，使我大概了解到一些关于构图、黑白灰色调和透视关系的基本常识。虽然我最终没能成为画家，但这些常识让我获益匪浅。我在1979年参战后，由军事干部改为政工干事，搞了五年的新闻报道工作，在拍摄新闻图片时，都用上了白老师教的图画常识。
我本以为白老师只是教我画画，没想到他硬要教我说单口相声，因为他听过我说金钱板，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基础，想培养我一下。其实我根本没啥基础不基础，金钱板是用地道的四川话表演，但说相声是用普通话，不仅我的普通话不标准，连白老师教的普通话也只能算做“川普”话。我硬着头皮跟他学。那个相声的大概意思是说有个人自称胆子大，其实胆子小，别人戏称他是“鸡毛掸子”，出了许多洋相，丢尽了脸。
排练好后，白老师挺满意，我说的“川普”话跟他教的基本相似，终于迎来了上台表演的机会。这天，根据学校领导安排，我们学生演出队去西藏军区成都第一招待所，给刚从西藏出来的十多个军官做汇报演出。出发前，学校政委严仕铭特别交待，这些观看演出的军官是路过成都，然后要去北京开会，希望大家要认真演，如果演的好，说不定以后被选送去北京参加汇演。还有，这些军官里可能有我们几个学生的父亲，但我们只能跟父亲见面说说话，不能在招待所里留宿，演出完后全部要立即返校，以免影响去京军官的休息。
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派来一辆大交通车，把我们演出队送到第一招待所。那里没有舞台，有个高台阶上坐着十多个军官，我们就在台阶下面的一个空坝子上表演。鼓号队是八一校的“脸面”，他们首先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接着是舞蹈和歌唱节目陆续登场。我听见报幕员报了单口相声，赶紧慌忙上场。我心里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发现我父亲就坐在那些军官当中。其实我那根本算不上说相声，只能算是背台词。阵阵笑声让我无比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这笑声是由于我的“川普”话还是我手足无措的模样。最后的压台节目是大合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同学们都十分认真卖力。
军官们走下台阶过来跟我们握手，却无一人跟我握手。可能是我的个子太小，别人懒得弯下腰来？不过，每个军官都笑着在我的头顶抚摸了几下，把我弄得脸红筋涨，感觉头发都被他们给搞乱了。我父亲的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他说，等他这次从北京回来，要接我到招待所住上几天，教我唱唱河南豫剧，教我学学拉二胡，还教我吹吹口琴和笛子什么的。我没有表现出有多么高兴，心想，学这些干什么？怎么不说从北京给我带点什么好吃的零食？
这时听到老师宣布：“同学们，今天我们不坐车回学校，而是走路锻炼。你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学习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大家能做到吗？”
“能做到！”同学们整齐响亮回答。
我一听就傻了，张大了嘴不敢出声。因为演出队的人全是高年级同学，一个个身体又好，只有我一个人是低年级的，如何能做到？但没办法，不能搞特殊，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队伍一起走。
从招待所到郊外的八一校，至少有十多里，我此前还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越走越累，脚都痛了，心中升起对我父亲和那十多个军官的一股怨气：“你们想看文艺节目，来八一校不就得了吗？这样折腾我们这些娃娃，不心痛呀？真是的。”
走到差不多有一半路程，我实在太累，渐渐掉队了，仍坚持着，呲牙咧嘴地一瘸一拐往前挪步。当然，这有些表演成分，主要是想坐到街沿上休息一下。老师干吗不叫大家休息一下呢？红军在长征路上也是要休息的嘛。
白老师折返跑来扶着我看了看，急忙从街边一户人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把我放到车后架上坐着，推着我快速前行。突然，队伍里传出一阵不友好的声音：“那么娇气，还让老师推自行车带他，脸皮厚！”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蜀阳的高年级同学，英俊少年形象，是鼓号队吹小号的，他叫道：“他就只演了一个破烂相声，还好意思坐自行车。下来，自己走！”
白老师马上制止：“不准这么说话，老师教过你们，大的让小的，男的让女的，忘了？”说完便叫我坐稳当，骑上自行车飞快朝前去了。我有些得意地回望了一眼被甩在身后的队伍，暗暗偷笑：“谁让你们不会说相声，活该倒霉吧。”
我的破烂相声仅正式演出了这一次，不怪白老师，是我自己坚决不再演了，属于自我淘汰性质。
没想到，通过这次演出，我引起了鼓号队的领队老师王虎林的注意，他把我吸收到鼓号队打小鼓。我练了一段时间，觉得没啥意思。这主要是由于打小鼓的有好几个学生，满足不了我想单独表演的虚荣心，于是要求离开鼓号队。王老师不同意我走，他领着我到他宿舍，拿了一支竹笛和一包笛膜给我，让我好好练习。我说我不想学吹竹笛，想学吹长笛。因为长笛是西洋乐器，银光闪闪的怪好看。鼓号队只有一支长笛，是西藏军区文工团送给八一校的（还送了其它一些乐器）。王老师耐心给我讲，竹笛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乐器，学会以后，对学习吹长笛很有帮助。再说，吹长笛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肺活量，还需要有一定长度的手指，但我目前还达不到这两个条件。我只好答应试试吹竹笛，一有空就到学校的猪圈旁边，像模像样地拿着竹笛练习指法和吹奏。有句成语叫“对牛弹琴”，牛听不懂，我却发明了“对猪吹笛”，猪们倒是听得哼哼唧唧满欢喜。
鼓号队的露脸机会较多，不仅要参加校外的一些活动，更多的是在学校的集体活动上亮相。我吹竹笛的水平太一般，只会吹几首王老师规定的曲子，但混在鼓号队里滥竽充数还勉强过关。可是有一天，王老师把鼓号队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考核，无论你是使用何种乐器，每人都必须当场单独演奏一曲。
轮到我演奏时，本来就刚把紧张心情调整了又调整的我，只吹响几声竹笛就出了洋相，是笛膜破了。王老师说不要紧，换好笛膜再重新吹。我结结巴巴地说，笛膜忘带来了。顿时引来一片集体的讥笑声，尤其那个吹小号的同学王蜀阳，更是夸张地前仰后合的笑。看他幸灾乐祸的样子，想起他说我演的相声是“破烂相声”，此刻我又真把竹笛吹成了“破烂竹笛”，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于是我扔下竹笛，气恼而羞愧地冲出排练室，发誓再不参加鼓号队了。让鼓号队的那些竹笛、长笛、小鼓、大鼓、小锣、大锣、小号、长号、圆号、单簧管、手风琴什么的，统统给我见鬼去吧。
我对自己的文艺才能产生了怀疑，以为从此以后老师再不会叫我参加文艺节目的排练了。这样也好，如果让我再遭到一次淘汰，那我指不定会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害一场大病的。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又一次被老师叫去参加一个节目排练。这次我没有拒绝，因为那个节目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那时，有个叫《洗衣歌》的歌舞节目很红火，西藏军区文工团派了几个人来八一校，《洗衣歌》的曲作者罗念一叔叔也来了，教我们被挑选出来的学生跳《洗衣歌》。我一看，心中暗喜，因为又跟以前跳“拔萝卜”大头娃娃舞一样，只有我一个男生，饰演解放军班长，其他的都是高年级的女生，饰演藏族翻身女农奴。这让我既高兴又紧张，担心自己别像前几次那样排练半天又遭淘汰的结局，所以这次我排练得极认真。
排练过程中，文工团的阿姨再三强调，大家一定要理解什么是农奴，而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心情有多么的欢畅。为此，老师带领我们去西南民族学院展览馆参观，了解旧西藏的农奴是怎样的悲惨。老师对我们说：“跳这个舞蹈不能光想着做动作，脸上的表情也非常重要，要把翻身农奴帮解放军洗衣服时的喜悦心情，充分地表现出来。”我懵懵懂懂地想，我是演解放军班长的，大概不需要理解翻身农奴的心情，也理解不了，我只要把舞蹈动作做好就行了。
节目排练好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来审查节目，女生的表演受到表扬，只有我受到质疑。有老师指出，节目当中的这个班长个子太矮，比那些演翻身女农奴的学生都矮，跟那个演小卓嘎的女生的个子一般高，完全不符合班长的高大形象，这要去参加正式演出，有点像是个笑话，不理想也不严肃。于是当场决定，班长这个角色必须换个高个子学生。替换我的那个学生是从北方某学校转学来的，叫陈东明，他相貌端正英俊，个头也高，普通话也说的标准，很快就学会了当“班长”，受到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虽然我因个子矮而被淘汰了，但这次我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狼狈和沮丧，因为我已经被多次淘汰弄得有些麻木和习惯了。
过了20多年后，我成为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而《洗衣歌》的曲作者罗念一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创作组担任组长，我竟然成了他的上级业务领导，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一天，我跟罗念一老师聊起当年我被选中饰演班长却遭淘汰的往事，他连连解释：“那可不是我的意见，不关我的事，我只管作曲，不管选演员。哎呀，你要笑死我了……”说着，他哈哈哈地抱着我，跟我一起笑出了眼泪。
在我从小有了数次被淘汰的经验之后，却忽略了别人对被淘汰的感受。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军区创作室的职责之一是指导全区部队的文艺工作（军区文化部于1971年缩编降为文化处，文化处于1985年大裁军时撤销），我还负责审查文工团新排练的节目。一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官联勋和我一起去文工团，准备选几个节目去内地参加汇演。由于上级部门规定有演出的时间限制，所以必须在整台节目中审查淘汰几个。演员们一个个很努力，都演的挺不错，应该淘汰哪几个节目才好呢？有点为难。一贯讲究思想工作方法的官副主任当然不愿得罪谁，他坚决要我来定。我只好想了想，宣布淘汰一个女生独唱的节目。那个女演员是从内地刚招来不久的，我觉得她唱的软绵绵的流行歌曲不太入耳。不料她一听，当场哭起来，把我吓坏了。想想也是，上级规定，这次去内地参加汇演后，演员们可以回家探亲一个月。我的这一宣布，等于把她探亲的机会给灭掉了。我赶紧说：“不淘汰不淘汰，你再重新排练一首歌参加汇演。快别哭了。”
可是，再怎么也要象征性地淘汰一个节目吧？那时候，我的军艺文学系的一位叫莫言的学长，他已经发表了一部小说《红高粱》，由张艺谋导演拍成电影后，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许多人都在唱电影里的主题歌《妹妹大胆往前走》。于是，我们军区文工团的舞蹈队长东海便组织排练了一个这首歌的歌舞节目。我一看，只见东海赤裸着上身，领着一群同样赤裸着上身的男演员，腰间系着红绸带，在舞台上抡胳膊抡腿，大吼高喊地边唱边跳，把我看得目瞪口呆，感觉这哪是什么歌舞，完全群魔乱舞，估计莫言和张艺谋看了也会被看傻掉。我立马有了注意，就淘汰这个节目吧。
审查节目结束后，官副主任召集文工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开了个总结会。会上，我以为东海是位老演员，不会计较被淘汰，不料他并不甘心，还举例向我说明：“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边防连队慰问演出，这个节目就很受官兵的欢迎。临别时，有个小战士边流泪边追着我们的车喊，‘文工团万岁！’你看……”
我叹了口气，打断他的话：“东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应该认为是文工团万岁，而是战士们万岁。你不想想，边防战士在那样高海拔的艰苦地方，一待就是至少整整两年，说句不中听的话，在那些边防点别说根本见不着什么‘妹妹’，连地上跑的老鼠都是公的。本来战士们对这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你却去煽动他们去跟着‘妹妹’大胆地往前走，结果这就打破了他们的平静心理。你以为那个小战士流泪是因为‘妹妹’？大错特错。其实那个小战士是在为他自己流泪。的确，边防战士们每天都在往前走，但那是在巡逻路上爬冰卧雪地往前走，饮雪嚼冰地往前走，永不后悔地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有多少‘妹妹’能真正理解他们？你呀，以后可千万别再提什么‘文工团万岁’之类的话了。战士们这样喊没有错，那正是说明了他们的纯朴和可爱，也正是体现了他们的伟大之处。但你作为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决不能这么沾沾自喜地讲。”
东海一脸诚恳：“哦、哦，是这样啊，我知道了。”
我说：“没事儿，你这个节目虽然被取消了，但不影响你去内地参加汇演，也不影响你回上海探亲。再说了，你让那些年轻男演员都赤裸着上身跳舞，不担心他们在边防上被冻坏了？我认为咱们的节目还是要体现西藏的特色，比如《洗衣歌》《美丽的西藏》《唱支山歌给党听》《逛新城》等等，都应该是我们的保留节目，经久不衰地继续演下去。象《妹妹大胆往前走》这首歌，早被内地的人给唱烂了，没啥稀罕的。还有，我听你唱歌，怎么感觉你的嗓子眼里老有一口痰？”
东海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你不知道，唱有的歌，就需要嗓子眼里有一口痰。”
“呀——”的一声集体惊叫，在场的男男女女瞬间伏在桌子上爆笑不止，有的女演员捂着肚子笑，泪花四下迸溅。
看着东海尴尬的模样，我觉着有点对不住他，毕竟他辛辛苦苦地排练了很久，是位很敬业的好演员。我想着怎么才能安抚鼓励他一下，正好，成都军区政治部交给我一个任务，摄制一部反映驻藏部队有贡献的学生官的专题片。我带领摄制组采访了罗念一、杨星火、干希玲、李素枝等十多位各个岗位上的学生官人物，其中采访的就有东海，我颇费了一番脑筋写介绍他的解说词，以此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和对他的认可。
这部专题片的主题歌跟《妹妹大胆往前走》无关，片名叫《人往高处走》，主题歌词采用了我的友人马丽华大姐的诗句：
听说在这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不知是谁招呼了一声
人往高处走啊
……
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受到首长们的表扬，但我提出一个请求，今后万不可再让我审查文工团的节目了。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我从小屡遭淘汰的经历，他们经受不起被淘汰的打击。要想像我这样保持对被淘汰的平淡心态，那也是需要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功夫。
如今，我保存那些被淘汰的记忆，那是我人生的一笔个人专属财富，而这笔财富的颜色是金色的，是命运的金色颜色。它使我认识到，生活中有太多让人预料不到也让人捉摸不定的事情发生，而发生在童年时光的一些事情，是值得珍藏的。比如我经历的那一次次的淘汰，实在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亮点和快乐。
时至今日，我还时常从心里涌出对“金色淘汰”的感念之情。我想，时不时的回忆一下“金色淘汰”，说不定还是预防老年痴呆的一剂良方呢。
2024年4月14日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作者：薛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