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12支队的成立
1940年1月，抗日联军第三路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原本强大的第3军和第6军因为不断的战斗和严重的减员，已经难以保持原有的编制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将两军的部分力量合并，组建了新的单位——12支队。这一决策旨在集中有限的资源，以更为灵活和高效的方式继续抗战。
戴洪滨，原第6军的军长，被任命为12支队的支队长。他的战斗经验丰富，曾在多次激战中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与戴洪滨并肩作战的，还有许亨植，他同时担任第三路军参谋长及第3军的军长，此次也兼任了12支队的政委。这种军事与政治双重职责的结合，旨在确保部队在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高度的战斗力与组织纪律。
12支队的成立，标志着抗日联军对日益严峻战局的快速响应。在凛冽的寒风中，支队接到了奔赴三肇平原的命令，执行新的抗日任务。三肇平原地处偏远，地势复杂，对于进行游击战争尤为有利。支队的任务是在这片多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抗日力量，打击日军的供给线，为主力部队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在冬季的寒风中，戴洪滨和许亨植带领着部队踏上了前往三肇平原的路程。行军途中，部队经过了密林和山脉，不时有侦察兵回报周围的动态，确保行军的安全。部队的行动充满了挑战：除了要警惕敌人的追击和伏击，还必须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然而，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支队成员的士气依旧高涨，他们深知自己的任务对于抗战的重要性。
到达三肇平原后，12支队立即着手构建防御工事，并侦察周围地形，以便更好地布置战斗和伏击。戴洪滨和许亨植经常会召开作战会议，细致规划每一次行动，确保每个小组都明确自己的任务和行动路线。
反日救国会的壮大
在巴木东地区，张瑞麟和他的小队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将反日救国会的成员扩展到了200余人。这一壮举不仅体现了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也显示出该组织在民间的广泛支持和深厚基础。随着支队力量的不断壮大，张瑞麟的队伍在巴木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反抗核心。
许亨植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并巩固张瑞麟的队伍，确保这支新兴力量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更多的抗日活动。在会见了张瑞麟及其队伍后，许亨植对他们近期的成果表示肯定。他仔细地听取了张瑞麟关于队伍招募新成员、组织抗日活动和与周边抗日力量协调合作的报告。
在会议中，张瑞麟向许亨植展示了一份详细的成员名单，包括每个成员的背景、专长以及在组织中的具体角色。他还提供了一个关于地区内主要活动的地图，标记了各个关键节点，包括物资储藏地、秘密会议地点以及可能的危险区域。
许亨植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使用笔记本仔细地记下了每一个细节。在记录的过程中，许亨植特别注意了成员的住址和活动范围，这些信息对于后续的行动调度和安全保障极为关键。他计划将这些详细资料整理后报告给上级，以便为整个抗日联军提供更为精确的人员和资源配置方案。
会议结束后，许亨植还参观了张瑞麟的队伍在当地的几个重要设施，包括一处隐蔽的物资存放点和一个临时的训练营地。这些设施虽然简陋，但却是抗日斗争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保障。他亲自查看了物资储备情况，包括武器、弹药和食物等，确保这些物资能够满足即将到来的冬季和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在巴木东地区深入的几天时间里，许亨植与张瑞麟的小队成员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他们讨论了当前抗战的形势，分析了敌情，并针对可能的日军行动制定了应对措施。
文本安全的担忧
尽管许亨植认真详细地记录着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成员信息和策略，张瑞麟对这种记录方式深感忧虑。他在日复一日的抗战生活中，已深知情报的重要性及其安全的脆弱性。在许亨植记录时，张瑞麟多次审视周围环境，以确保没有外人接近。
张瑞麟观察到许亨植将每一个成员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住址、活动轨迹甚至家庭背景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中。此外，许亨植还绘制了多张地图，标注了抗日活动的关键地点和联络网络。这些记录若被敌人获取，无疑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在记录过程中，张瑞麟多次提醒许亨植注意记录方式的安全性，他建议使用某些简码或是暗号来替代直接的名字和地点，以降低直接信息泄露的风险。但是，由于许亨植需要将这些信息详尽地报告给上级，他坚持用清晰的文字记录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某日，当地的天气突变，一场大雨突然降临，使得许亨植和张瑞麟不得不临时寻找庇护之所。他们快速收拾资料，躲进了一间简陋的木屋中。雨水潺潺地从屋顶的缝隙中滴落，许亨植将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块干燥的木板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许亨植继续他的记录工作，而张瑞麟则守在门口，时刻警惕任何异常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亨植的笔记本越来越饱满，记录了大量的战略信息和人员动态。在许亨植临行前，张瑞麟再次表达了对于笔记本安全的担忧。他建议在许亨植离开前将笔记本中的一些特别敏感信息进行销毁处理，尤其是那些涉及具体人员和地点的记录，但许亨植并没有放在心上。
殊死抵抗与英雄牺牲
1942年8月2日，天色渐晚，许亨植与他的警卫员陈云祥正在返回巴木东的路上，不曾想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行走在这片土地上。随着太阳的西斜，一股异常的静谧笼罩了周围的山林，然而这股平静很快被打破。
国长有，一名出身土匪的“讨伐队”队长，他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凌晨时分，他在进行常规的巡逻时，在邵凌河畔看到了一股不寻常的青烟升起。灵敏的直觉告诉他，那里可能隐藏着抗日力量。国长有没有犹豫，立即下令设立了三个战略关卡，这些关卡位于主要的道路和小径上，有效地切断了该地区的主要出入口。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国长有迅速调动了他手下的30余名壮汉，从三个不同方向对烟雾所在地进行了包抄。他们悄无声息地移动，利用夜色和密林的掩护，快速接近目标区域。许亨植和陈云祥几乎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直到最后一刻。
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沉寂，子弹如雨点般横扫着树木和草丛。许亨植和陈云祥迅速寻找掩护，背靠一块巨石，开始还击。然而，“讨伐队”的火力太过强大，他们的位置很快就被敌人锁定。在交火的初期，陈云祥不幸中弹，牺牲在了战场上，留下许亨植一人继续抵抗。
许亨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迅速向王兆庆下达了命令。王兆庆是他的另一位警卫员，许亨植命令他立刻返回，将情况告知张瑞麟，并组织队伍尽快转移，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王兆庆犹豫了一刻，然后在枪林弹雨中突围而出，尽全力沿山路急速奔回营地。
剩下的时间，许亨植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他利用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地形的优势，坚持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的枪法精准，每一发子弹都极尽可能地造成伤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弹药也在逐渐减少。最后，在子弹耗尽之后，国长有的队伍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许亨植在激烈的近战后倒下了。
国长有亲自上前确认了许亨植的死亡。他搜查了许亨植的遗物，发现了装有重要文件和笔记本的文件包。
惨痛的后果
1943年春，随着樱花的盛开，巴木东地区的春光并没有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多少安慰。日军在这一时期加紧了对抗日力量的打压。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秘密调查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而这一切的关键线索来自于一年前国长有缴获的许亨植的文件包和笔记本。
这些文件和笔记本中记录了大量的组织成员信息、活动地点、物资储藏点和战术策略。尽管许亨植在生前一直小心保护这些记录，但他的不幸牺牲和随后文件的落入敌手，使得这些珍贵的资料变成了致命的弱点。
日军利用这些详尽的信息，设计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清洗行动。他们首先对记录中的各个关键点进行了秘密监视，确认了抗日救国会成员的活动模式和时间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周，直到日军收集了足够的情报，确信可以一举摧毁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核心力量。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日军发动了他们的清洗行动。他们分成多个小组，同时突袭了巴木东地区的多个村庄和秘密会议地点。这些地点都是许亨植笔记本中的详细记录内容。抗日救国会的成员们被完全措手不及，许多人在睡梦中就被捕，没有任何抵抗的机会。
清洗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夜，到天明时，日军已经逮捕了近600名抗日救国会的成员。这场行动不仅捉拿了大量的抗日人员，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日军的这一举动，有效地瘫痪了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给当地的抗日力量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被捕的成员中，有不少是该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失去极大地削弱了组织的指挥和战斗能力。许多村庄也因此失去了领导者，抗日活动变得零散和无力。日军随后在该区域设置了更严格的管控和监视体系，防止抗日力量的再次抬头。
许亨植的笔记本中记录的策略和行动计划，本意是为了加强抗日力量，为抗战作出贡献。然而，这些记录的最终效果却完全相反，它们不仅没能助力抗日，反而成为了日军手中的利器，导致了巴木东地区抗日力量的重大损失。
参考资料：来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7辑[M].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