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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书生行》在沪研讨: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作

作者:文学报
聂震宁《书生行》在沪研讨: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作

出版家、阅读学专家,这是聂震宁为人所熟知的身份,但在此之外,他的另一重身份——小说家显然鲜为人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暗河》《长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进入文坛,此后进入出版行业,将小说写作暂时搁置,直至去年,他的长篇小说《书生行》推出,他的小说家身份再次凸显。

5月1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学院共同主办的“聂震宁谈文学、阅读与教育——暨小说《书生行》研讨会”举办,深入探讨文学的意义、文学教育的力量以及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聂震宁《书生行》在沪研讨: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作

活动现场图

聂震宁《书生行》在沪研讨: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作

《书生行》是聂震宁重返小说创作的首部力作,也是他在长篇体裁上的一次全新尝试。小说以主人公秦子岩怀揣着理想与抱负,选择回到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家乡建设它为主线,再现了上世纪中叶一群知识分子在偏远山区投身教育的艰难历程和感人情景,展现了于逆境中坚守教育理想的光辉形象。作品的主题是对教育者的礼赞,彰显了“人”的主题和教育的本质,具有启蒙精神和理想情怀。

《书生行》中,聂震宁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热烈、真挚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部中国的“教育诗”。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看来,小说写出了秦子岩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教师在大时代巨变下的个人命运,他们是“孤独的奔跑者”,也是“孤独的思想者”,他们在广西边远山区实行教育实验,这也是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所做之事,正因为此,由这部小说可以追溯并不远去的中国历史,让人们看到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和职责。“正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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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 《书生行》

小说中的教育者们,保持着巨大的力量与希望,践行者陶行知的“爱满天下 乐育英才”的教育理念。这正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教授吴俊所言的,《书生行》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美学传统,那就是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信念,无论是小说的内容、价值观,还是小说中情感的表达方式,甚至是小说的叙事,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书写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小说中的时间跨度为1963-1964年,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认为,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却写了许多教师的一辈子,他们的教育理念、他们的追求。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秦子岩到学校后的听课,每一堂课呈现一位老师的性格、品行,他们的教学水平、个人才华,这正是教育者的直观呈现。聂震宁的叙述方式与当下的许多年轻作家不同,但文学的力量与生命力,小说的价值与内容正由此彰显。“好的小说一定是展现了它那个时代的智慧、情感和良心,《书生行》非常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了那个时代。”

“《书生行》是一曲教育的正气歌、英气歌、才气歌、志气歌、豪气歌。”作家张锦江如此定义这部小说,“以秦子岩为代表的一群书生奉行‘一个人若想播撒阳光,先得内心拥有阳光’这句《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名句在教育大道上前行,作家所写的真情动人心魄,而真情的核心是人的爱,书中将主角秦子岩、舒甄好与一群书生对孩子的爱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中有一个细节,“狗望大水”,这是秦子岩家乡的典故:在龙水河涨大水时,苍茫的黄昏里,一只大狗端坐在河的高岸上,眺望着茫茫大水,若有所思。张锦江将其视作贯穿全文的象征形象,人面对世界,正如“狗望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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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行》以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展开,将整个故事包孕在一个传统结构中,写书生的群像,以《萌芽》杂志副主编傅星作为写作同道的观察,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书写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每个细节的设置、情节的设计都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并且在此之外要有一些神来之笔,聂震宁显然在这一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提及阅读这部小说时的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并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不断行进的,将悬念进行到小说的结尾,它是小说的一种戏剧内驱力,也可以说,这是传统的结构产生的非常有魅力的东西。

在小说的题记中,聂震宁写下“所有人事均为虚构,唯有感情是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恰恰认为《书生行》里有作者的传记成分在其中,小说中如背景、细节以及县城风景与环境的描述写得如此真实细腻,在现代的小说里面整个语言和结构是打碎的,反而不会像传统的描述这样有强烈的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也正是作者自己特别深切的情感程度在里面。

聂震宁《书生行》在沪研讨:在文学与教育之间,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作

小说中,聂震宁列举了一份时代的阅读书单,这具有特殊的含义。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教授项静所言,书单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教育专著,从聂震宁这样的阅读学专家角度列出来,其实就可以构成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一个边地县城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滋养,一个人是怎么样被阅读教育、塑造出来的,除了阅读之外,小说中还包括了他们唱的歌、看的各种各样的演出甚至地方剧,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层面。从这种历史文献的角度上来讲,《书生行》提供了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文学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对于小说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书生行》小说的表面之下是散文的气韵,也就是说,它的实质是一个散文化小说,学校的事情有其单调的部分,而把一个单调部分讲得精彩,体现了书写者的成熟老练。他强调了一个重点,当指称《书生行》是传统结构的年代小说之时,并不意味着它就有青年阅读的障碍,“我们当然要打破进化论的框架,新的是不是一定比旧的好?小说当然是一种总体性的叙述视角,立场上是理想主义的,美学上是非常宁静的,这在当下的写作中反而是一种稀缺,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青年阅读的一种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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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出席活动,他表示,聂震宁选择将《书生行》在高校举办的首场研讨会放在华东师大具有非凡的意义,关于《书生行》文学史意义和当代意义的深度解读,关于文学与教育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探讨,对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华东师范大学学科交叉融合、多方联动共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党委书记韩春红,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袁筱一主持,由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罗峰策划。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程亮、英语系教授陈俊松、出版学院副院长肖洋、出版与文化系主任邓香莲参与研讨。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主办方提供、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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