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在战略上更加重视中欧关系
并在努力管理好双方分歧的前提下
积极寻求拓展务实双边合作的新机会
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24年5月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图/新华
习近平强调，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希望欧盟机构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制定积极对华政策。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欧关系政治基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今年是欧洲大选年，欧洲议会将于6月进行改选。对于中欧关系而言，今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也显得颇为重要。这主要体现为几方面：从各自内部来看，一些新的因素会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从双边层面来看，这一年中欧关系正处于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从国际层面来看，也存在一些独特因素可能会深刻影响双边关系发展进程。
如何维持和巩固整体“回暖”态势
2024年，中欧各自内外因素的存在或出现，会影响、改变或冲击中欧关系发展，从而使今年的中欧关系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从单边层面来看，一些新的因素会影响中欧关系发展。
今年6月，欧洲议会将进行改选。鉴于欧洲议会是欧洲民意代表机构，在欧盟决策体系中具有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决策的地位，在欧盟制定对华政策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考虑到目前欧洲整体民意的右倾化，改选后的欧洲议会可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对华疑虑情绪会增加，这会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当然，也有一些成员国进行了大选或领导人更迭，譬如斯洛伐克左翼总理的上位和克罗地亚执政党民共体（HDZ）取得国家议会大选胜利等，也影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其次，从双边层面来看，2024年是中欧关系“由虚向实”发展的重要年份。
自2022年底以来，一度遇冷的中欧关系逐渐“解冻”，经过2023年的共同努力，双边关系逐渐进入回暖期，如今这一趋势依然在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需要更多实质性发展成果巩固“趋暖”势头，以避免未来这种“回暖”态势出现逆转。
2023年6月9日，由中国总装的客机A321neo，向匈牙利威兹航空交付前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行了首次试飞。图/视觉中国
目前，中欧官方交流机制已展现出全面恢复的积极态势，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重要官方沟通机制也已陆续启动，但相应的是，双方民间交流与经贸发展还需得到更多提升，中欧实质性提升经贸与人文交流的质与量，促进双边关系“由虚向实”，对维持中欧关系整体“回暖”趋势意义重大。
另外，中欧经贸关系进入“高位竞争”阶段，经贸摩擦也一定程度上呈现高发态势。在欧盟出现一些对华经贸“去风险”声音的大背景下，自去年开始，欧盟对中国市场发起过多轮“反补贴调查”。如果不加管理，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可能会受挫。因此，双方如何处理好包含中欧贸易逆差问题在内的经贸摩擦，对于改善中欧经济关系和提振整体关系发展都相当关键。
最后，从第三方因素来看，今年美国大选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走向也会深刻影响中欧关系。
2024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如果具有强烈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或保护主义色彩的候选人当选，会冲击跨大西洋固有同盟关系的稳固性，刺激欧盟更积极追求战略自主。在此前提下，欧洲可能会寻求和中国的合作，以寻求在战略层面独立于美国的更多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出现，欧美关系会整体保持稳定，中欧关系受到额外强烈冲击的可能性也会变小。
受美国大选等因素影响，乌克兰危机有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迎来新的转机。鉴于这一危机的存在已经深刻影响欧盟对华态度及中欧关系，因此乌克兰危机可能的变化对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会产生影响。
2024年5月5日，匈牙利德布雷岑，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欧洲第二家工厂的施工现场。图/视觉中国
如何增添合作与发展的新动力
在各自官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关系正持续“趋暖”，但双方存在的经贸摩擦、涉华事务上的冲突和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分歧又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许多潜在隐忧。要在这样一个既充满光明又可能被乌云覆盖的复杂双边关系中寻找到切实改善和提升双方合作的空间，并非易事。对双方而言，为使中欧关系增添新的发展动力，应在战略上重视中欧关系，并在努力管理好双方分歧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拓展务实双边合作的新机会。
第一，战略上持续重视中欧关系，视对方为独一无二的合作伙伴。
要使中欧关系获得新的动力，首先是双方在重视与美国保持和发展关系的同时，真正重视对方并重视与对方发展关系。双方都要认识到，良好与稳定的中欧双边关系对于彼此的独特重要性。
目前，对双方而言，中欧关系并非中美关系或欧美关系的附庸，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双边关系，它对助力各自的市场繁荣、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和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即使是在经济与科技竞争领域，双方也是寻求和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有关竞争规则完善和透明化的最重要合作伙伴。只要中欧在上述竞争领域达成共识，就存在为全球树立竞争典范的可能性，使各国竞争在规则范围内良性展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盟必须从将中国定位为“合作、竞争与对手”这三重角色的“迷雾”中跳脱出来，明确发展中欧关系的关键意义，即尽管中国某时在某领域被欧盟评判为上述某一角色，欧盟应认识到搞好与稳定和中国关系对欧洲而言都将具有独一无二的积极意义，尤其对欧洲的繁荣和战略自主而言是如此。中国也应将欧洲视作助力自身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持久伙伴。只有双方均秉持中欧关系必须稳定、可控且具有合作必要性的认知，中欧双方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合作增长点。
2024年4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习近平同朔尔茨一起散步。图/新华
第二，拓展双方合作的增长点。
在双方都具有合作意愿的前提下，中欧可以在诸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从经济上看，出于共同利益需要，中欧双方可共同反对保护主义，从舆论和实际行动上共同推动全球化理念获得新的尊重和信任，双方智库和研究机构应共同推广有关经济全球化和开放主义对繁荣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理念，这会提升双方加强双边经贸交流和促进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信心。
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欧双方应尽量将各自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视作自身的机遇，而不是恶性竞争的源头或理由。如今各大国的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大发展，在这一世纪性的全球产业更新迭代的进程中，中欧可以从中获得各自的发展与优势，共同推动全球产业的升级。就像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共同推动西方国家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的跃升，如今的产业变革应带动和促进中欧共同发展，而不应让双方陷入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为此，中欧双方可在各自产业升级进程中寻求与对方产业的“啮合”，共同做大经济蛋糕，实现各自发展和繁荣。实际上，这在中欧关系中已有先例，譬如欧洲的空客公司在天津建立了组装厂，中国的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资电池生产厂。空客公司减少了劳动力成本，中国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宁德时代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欧洲汽车制造商得到了物美价廉的电池，从而提升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是中欧利用各自禀赋、通过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的典型案例。相互依赖而不是恶性竞争与“去风险”，才是共同的“生财之道”。
从政治领域来看，中欧双方现存的诸多冲突应通过加强信任和对话来逐步解决。这些冲突多数源于欧洲对中国的指责与意识形态歧见，往往涉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主权的侵犯。无论如何，欧洲要想推动相关事务的良性发展，应将双方的争论与分歧带到“中欧人权对话机制”中去解决，而不应在机制外采取单边行动。这样做无济于事，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中国也需要在这个机制内认真和直接回应欧方的诉求与关切，毕竟中欧都高度尊重和重视人权问题。在不涉及破坏各自社会制度的稳定性的前提下，双方以建设性方式和机制化途径尽量弥合与化解双方政治性冲突，并非没有可能。
在其他领域，中欧双方合作也能大有可为。在人文交流方面，如何推动双边跨境流动的便利性，促进各自公民方便快速融入对方社会，进行安全、愉快的旅行、学习和工作，双方都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如何通过合作取长补短，提升各自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也还有大量合作机会。在防务领域，双方可继续推动在国际维和行动方面的合作，包括反恐信息的共享、培训合作与在营地的联合行动；也可尝试推动在防务领域的双边对话，促进安全领域的信任建设。
在国际关系层面，双方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方面具有不少共识，包括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期待能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关于上述议题的相关决议基础上，尽快促成恢复地区和平。因此，双方可考虑共同推动这些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甚至考虑合适的共同行动以及在国际多边场合进行更广泛合作。在国际治理层面，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双方可以成为坚定的伙伴。
第三，积极管控双方的分歧与挑战。
无论如何，为建立一个务实和具有现实意义的稳定的中欧关系，双方都应正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乃至存在的严峻挑战。只有共同积极管控这些分歧与挑战，双方的合作才能行稳致远。
为此，双方首先要对欧盟的对华“去风险”政策进行共同管理。“去风险”政策显然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严重挑战，在损害中国市场利益的基础上，也会最终反噬欧洲资本和市场发展前景。具有高度保护主义性质的“去风险”政策，实际上是在逐渐背叛欧盟历来所标榜并在事实上带来欧洲繁荣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也最终会让欧洲企业失去竞争优势。
为避免两败俱伤，欧洲应该对所谓的“去风险”政策与中国进行共同协商，以避免这一政策过分损害各自的市场利益。这一共同协商包括欧方向中国确认“去风险”的边界，或协调一个毫无交易阻碍的“正面清单”，甚至逐步推进解决双边贸易逆差，以确保双边经贸交流的信心，并且将损失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
另外，欧盟和一些成员国将对华政治挑衅视作一张对华施压的“牌”。然而对中国而言，这张“牌”涉及对中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伤害，属于不可接受和容忍的行为。欧方试图通过轻易可以发起的挑衅来“激怒”中国，并以此作为压制中国的工具，将会让欧洲在短期内赢得舆论和外交上的优势，但它会在其他领域因中国可能的回应和反击遭受损失，比如经济方面的反制或国际治理层面的合作降级。因此，对华政治上的伤害往往会让欧洲得不偿失。
对欧洲而言，如何处理好关于中国是“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重定位是欧洲稳定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础。一味地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从而使用一切政治手段进行对抗，对欧洲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中欧双方而言，通过积极对话和管控分歧的机制来解决摩擦和冲突，才是可行途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原创 简军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