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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孩子玩的都是洋玩具,背后问题发人深省,国货差点崛起

作者:正直盖布里埃尔9q2

抗战前中国孩子玩的都是洋玩具,背后问题发人深省,国货差点崛起。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外国玩具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蓬勃生长。德国制造的精巧灵活的洋娃娃、美国出品的价格实惠的仿真汽车模型、日本风靡一时的桃太郎玩偶......这些新奇有趣的外国玩具,深受中国孩子的喜爱。它们价格低廉、做工精细、玩法丰富多彩,很快就将中国本土的传统泥塑、纸製和木雕等玩具挤出了市场。在这股洋风暴潮下,中国玩具行业遭受了巨大打击。一度万分低迷的国货玩具业,是如何在民族资本的支持和企业家的拼搏下重新崛起的?又为何最终未能彻底反超外国玩具巨头,再次陷入低谷期?背后暗藏着怎样深刻的历史教训和遗憾,值得我们反思...

抗战前中国孩子玩的都是洋玩具,背后问题发人深省,国货差点崛起

外国玩具在华蓬勃发展的原因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挟洋自重"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对外开放。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外国商品如狂潮般涌入中国内地。当时,工业化进程落后的中国制造业根本无法抵御来自海外的冲击。

玩具业自然也难逃被冲击的命运。早在1902年,中国进口玩具的数额就已高达20万元。德国作为世界玩具制造强国,凭借先进的模具技术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其产品性价比极高。比如任凭孩子拉扯也不会损坏的精密关节洋娃娃,售价仅几元钱。此外,德国工厂善于设计富有教育意义的益智玩具,深得中国家长和孩子的青睐。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玩具制造业也逐步崛起。美国的赛璐珞(塑料)制品备受推崇,因其轻便环保无毒。而日本在一战后工业迅猛发展,20年代末其仿真武器枪支、小汽车等玩具就占据了中国市场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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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自国外的冲击,中国本土的传统手工艺玩具节节败退。缺乏先进工艺和科学设计理念,再加上原材料单一、做工粗糙、色彩简陋等种种弊端,使得它们在新奇感和实用性上大大落后于外国玩具。有知识分子当时就指出:"从大阿福之有生以来,不知几千百年矣,然而至今仍面团团,不失其本来面目。在新时代潮流下不变即为原罪。"

到了1931年,中国年进口玩具总值高达1522470元,其中日货占很大比重。这已是1902年的7倍多。传统玩具制造业濒临绝境,中国玩具市场内外资本格局已形成鲜明对比。

国产玩具陷入颓势的具体表现

尽管外国玩具凭借其先进工艺和精美设计席卷中国市场,但本土传统玩具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在民间一直有其传承。然而,缺乏科学理念和现代化改造,使这些历经几千年的手工艺品在新时代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

当时教育界人士就国产玩具的现状做过系统调查和分析。1923年,教育司发布的《儿童玩具审查表报告表》显示,中国传统玩具的主要原料是粘土、竹木、布帛和羽毛等天然材质。虽具民族特色,但这些材料做成的玩具既缺乏美感,也无法经受孩子们的长期把玩。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玩具使用了含有毒质的颜料,对儿童健康存在隐患。

与此同时,传统玩具的玩法单一陈旧,难以引发孩子们的兴趣。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百货商店的货架上仍然满是老式的木偶、泥人和风车等,远远无法与逼真有趣的电动玩具相媲美。一位时评家当时就戏谑地说:"我们的泥人哪里晓得它竟是泥人?它还自以为是个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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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型设计上,传统工匠们往往不理解孩子心理,也罕有儿童发育和教育知识。有知识分子就曾批评说:"中国玩具之所以缺乏美感和教育意义,正是源于制作者文化水平偏低。"因此出现了泥塑形象夸张、木偶面无表情等极不协调的问题,与注重儿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洋货相去甚远。

当代报刊上对玩具质量的报道也反映出了国产品的落后状况。1927年,《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木兽皮泥人"玩具消息,提到上海一家"大创玩具行"售卖的木偶脆弱难玩,泥人做工粗糙,色泽暗淡。而"德货一套玩具,无论其新颖奇妙,造型美妙"。另据1928年的《星期评论》披露,"国产人形最好的仅值银2钱,德货即贵百余倍"。

产品缺乏创新力是严重问题。1936年2月,《童子画报》刊载了对玩具改良的建议:"以前玩具只为摆设观赏,现在应多方着重其可玩性,不止可运动,且富有智力趣味。"可见传统玩具除了外表粗糙缺乏吸引力外,玩法也无法满足现代儿童的需求,远远落伍于时代。

有识之士振兴国货的建议

面对国产玩具行业的衰落局面,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扭转这一颓势。他们从多个角度入手,为玩具业的复兴指明了方向。

首先是从管理理念的层面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1929年,曾担任过小学校长的丁锡纶在《中国玩具改良之商榷》一文中指出,外国玩具之所以深受喜爱,是因为制造者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和教育理念。他建议国内应引进高学历人才,不再视玩具为"微末技巧",而是提高玩具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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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呼应的是1928年《童子画报》上登载的关于玩具改良的意见,它号召玩具设计要适应现代儿童成长需求,不能再只是摆设观赏,而要富有智力趣味,使孩子在娱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

法学家徐亚生则从行业协作的角度提出见解。他呼吁应举办全国性玩具博览会,让各地厂商广泛交流取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错位发展。此外,还可以组织专家教授巡回全国各地,对玩具业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作为当代著名教育家的王国元更是在《玩具教育》一书中系统阐述了玩具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学校特别是师范类院校应开设玩具教学相关课程,从教师入手培养玩具专业人才。长远来看,甚至可以考虑创办专门的玩具学院,为行业储备复合型人力资源。

与学者建议的理论探讨同步的,还有一些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实践层面做出了尝试。比如1928年,姜俊彦等人在上海创立了大中华赛璐珞公司,专门生产新型的塑料玩具。公司历时4年的发展就拥有400多名工人,550匹马力的机器动力,年产量高达100万件,产品还远销印度和南洋诸国。

这家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艺领先优势。所谓"赛璐珞"即是当时最先进的塑料,它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将纤维质变为硝化纤维,再加工制成的合成材料。用赛璐珞生产的玩具,质地轻便环保,色彩鲜艳逼真,极具市场竞争力。

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界的学者还是实业界的先行者,他们用不同方式为国货玩具业的兴衰壮大指明了前景,体现了民族自强的志向。只是由于诸多复杂历史原因,这些努力最终未能完全扭转乾坤。但他们的一腔孤勇和拳拳爱国心至今仍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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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入场应对的独特之策

面对外来玩具品牌的冲击,中国本土玩具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民族资本并未就此放弃,相反他们运用了一系列独特策略,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扭转被动局面。

1929年,一批民族企业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玩具同业公会。这个组织旨在团结全国玩具行业力量,通过联合促销等方式来提振国货玩具的销售。例如公会就曾号召会员企业联合投放广告,借助媒体的宣传力量扩大国货玩具的知名度。

除了广告之外,同业公会还发起过一系列更富创意的推广活动。1931年,他们就组织了"国货玩具周"这一大型营销活动。在这一周内,全国各地的玩具厂商都会集中于上海,携带自家产品在南市儿童公园内设摊展示。不但能充分展现国货玩具的风采,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身体验和互动的机会。

这种别开生面的做法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媒体报道称,活动期间公园每天都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假日之时,尤其人潮汹涌,儿童喜笑,玩具市道一挥而开。"

除了联合行销,民族资本家们还积极开拓新的营销渠道。1935年,多家玩具同业公会的领导人就创办了专门的玩具杂志《儿童天地》,以传播玩具知识,培养儿童对国货玩具的热爱。该刊物充斥着诸如"小主人们要爱护国货"之类的标语和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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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于此,《儿童天地》杂志本身还成为了一种售卖玩具的新型渠道。它在各期杂志的封底都会刊登国产玩具的广告,并提供邮购服务。因此,只要家长们预付一定金额,就能通过邮购的形式买到心仪的国货玩具,方便之极。

另一个让国货玩具大热起来的独特营销手段,就是邀请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为产品代言。1935年,玩具公会就发起了"爱国名人题咐玩具广告"的活动。知名教育家陶行知、政论家胡适等人,都在国货玩具的广告海报上手书了寥寥数语,表达对于玩具事业的美好祝愿。

比如陶行知就写下"人人都能操作的玩具,即工艺的起源"等振奋人心的话语。借助这些名人效应,民族玩具企业成功塑造出了"购买国货就是爱国"的氛围,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总的来看,民族资本家们在面临强大外资竞争的环境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营销策略,集中了全国玩具行业的力量共同抗衡。这种发挥民族气节、团结一致的精神,成为中国玩具事业反击外资的强大助力。

国货玩具最终未能彻底胜出的原因剖析

虽然民族资本家们运用各种独特策略,为国货玩具业燃起了一线生机,但最终仍未能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反而在抗战爆发后雪上加霜,陷入了更加绝境。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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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工业基础,中国玩具业在生产技术上一直无法与国外先进工艺媲美。外国玩具利用自动化精密流水线作业,产品做工精细,成本低廉。而国内的玩具企业几乎全是手工作坊式的家庭作坊,生产效率和产能都严重不足。

这种生产方式的弊端在某些报纸社论中有露骨批评。如1935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刊文称,"大陆玩具业无有发展根本...皆非工厂,惟家庭作坊而已"。而日军侵华后,这种分散的小作坊生产形态更是使得国货玩具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模优势。

其次,国货玩具虽在营销策略上颇具智慧,但仍难敌外资通过控制原材料、渠道垄断等手段对国内市场的掌控能力。虽然通过媒体广告、公园展销会等活动,暂时刺激了一阵儿销售热潮,但长期来看依旧无力撼动外资产品在渠道端的优势地位。

更有评论人士当时就强调,"中国玩具业决不能振作起来,实由商路交通尚未完全解放所致。"言下之意即是批评了外国玩具通过操控物流航运等途径扼杀国产品。

再者,玩具业本身并非战略支柱产业,相比重型工业等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行业来说,其受到的政府政策支持和民间投资关注度都远远不够。多数企业规模微小且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在产品设计、材料选择等方面一直处于劣势。

第四,国货玩具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了一些外来冲击的干扰。比如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都使得国内局势陷入动荡,生产秩序遭到破坏。追根溯源,这又是由于国内军阀割据、权力真空所致。在如此动荡环境下,玩具业自然也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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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便国货玩具在抗战前曾取得一些进展,但战争的持续和白色恐怖的肆虐,最终还是使得这一产业遭受了彻底毁灭性打击。一方面,许多探子传承手艺的能工巧匠在战火中死伤;另一方面,整个行业正处于崛起的初级阶段,根基并不稳固,更难在战祸中幸存下来。

有人可能会说,如此分析似乎过于悲观,但事实上玩具业的艰难发展进程,的确折射出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高度矛盾和内在缺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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