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发现一种挺小众的特殊职业，他们只干一件事，保护医院里的患者。
换句话说，只要你去医院看病，就会成为他们的守护对象。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三项核心技能——
像侦探一样锐利的眼睛。及时发现被家暴的女孩，并为她们提供保护。
吵架包赢的嘴巴。替患绝症的病人和家属沟通，由病人自己决定自己是死是生。
永远不差钱的钱包。给无人照看的病人找到临时庇护所，并申请资金为他们支付医疗费用。
这份工作就是在澳洲的医疗社工。
虽然国内暂时没有类似的工作，但这个行业内，并不缺少华人的身影。我的朋友周听绪就是其中之一。
但第一次遇见她时，她却没讲自己如何保护患者。她给我分享一个特殊案例——
她如何帮一个女儿做出让父亲“死去”的决定。
张先生坐在轮椅上，直勾勾地看着我，他很瘦弱，脸很苍白。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视线转向护士，开始问东问西。
我缓了缓，再次撇向张先生。他嘴里是呼吸机的粗管子，衣服下面是细一点的管子，直通胃部。他穿着简单的T恤和宽松的运动裤，能看出头发和胡子都有定期修剪，整洁干净。
只是他的视线真的可怕，好像无时无刻盯着我，又好像穿透我，落在我的身后。
张先生是一个植物人。
2015年，我在澳洲医院的社工部门工作，他也是我转到ICU病房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
他的电子病历很⻓很⻓，最初的记录上写着：61岁亚裔男性，急性脑溢血，急救⻋到的时候尚有意识，对急救人员提出的最后要求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听起来像是每个人都会说的话。但是实际上，更多人会说如果我不行了，请让我平静舒适、有尊严地死去，并且与家人告别。
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实在太大——意味着张先生除了各种管子插在身上，还要打强力的药剂维持身体机能。此刻的他即使成了植物人，也只能在沉默中，忍受极大的痛苦和后遗症。
我的主管说把张先生分配给我，是希望我们共同的文化背景能够帮得上忙。
张先生的妻子几年前因癌症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海外华人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亲戚。妻子过世以后，张先生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亲人，所以当时的他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
但现在他在ICU600天，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探望了。
张先生像是一个没有家人的人，护士们决定成为他的家人。
护士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病人一样，天亮了就给他刷牙洗脸，然后把他放在轮椅上，开电视给他看；晚上到了睡觉时间，再把他挪到床上去。甚至还在他的床头绑了一个气球。
护士见我来了，对坐在轮椅上的人说，“Hi，张先生！你的社工来看你啦。”
于是，我也说，“Hi，张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场景很怪异，但当时的气氛就是张先生即使是植物人，也该把他当成一个活蹦乱跳人来对待来尊重。
植物人当然没反应，他只是坐在那里而已。
除了需要呼吸机和胃造口需要特殊护理之外，他没有什么医疗需求，公立医院的医生们不敢冒险签字让他走，也一直没有家人来看望他，他就一直在这里毫无生命质量地活着。
只有监护人有资格签字，带他离开这个毫无生气的玻璃房子。
主任说，他的女儿刚好满18岁，是唯一能申请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的人选。只有她能让父亲远离孤寂，但也要面对后果——她父亲免疫系统很脆弱，被带离ICU，可能就要死亡。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进行一场注定悲伤的沟通。
最开始见到病历上的张先生的名字时，我已经觉得很眼熟。
去病房看过他之后，我确认曾经见过他。刚来澳洲时，我和老公两人开咖啡店为生。张先生和妻子是中介，刚好有生意介绍给我。
初次见面是在他家。其中供奉着观音像，摆着传统样式的香炉。而我要找的他们的女儿，当时正和弟弟在房间里写作业，妈妈一直在跟我夸赞女儿伊林成绩非常好，拿到了奖学金。
从主管那接到任务的那天，我回到家里，和老公说在医院看见了张先生。他突然想起来我在ICU上班，震惊道：“该不会进ICU了吧？”
我说：“他早就在ICU了，今天600天。”这个礼拜我要联系他家里的老大伊林，因为她成年了，想让她签字接爸爸出ICU。
我看见老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然而过于震惊，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也一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并排坐着，沉默了好一会儿。
18岁的伊林虽然成年了，但也是最小的大人。我的专业思维告诉我，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医院社工与医护不同，我的作用像是一座桥梁，与各方沟通，为患者提供非医学支持。
比如确保病人能够安全地出院；给家暴受害者找到庇护所；还负责多文化的沟通，帮助医生在救治的过程中，尊重澳洲当地的原住民，或是我们张先生这样外来少数族裔的传统。
从医学上看，张先生不能说话不能动，吃饭靠肚子上的管子，呼吸靠插在身体里的机器。如果他有感觉，每一天都是折磨。没有家人和社交，住在病房和坐牢没什么两样。
可是我身体里的华人基因在说，让伊林来做这个选择太沉重。父母两个字，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弃的责任。
我以每周两次的频率给伊林打电话。
其实我可以打得更频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怕自己过度打扰别人的罪恶感。
而对于她不去医院的原因，我没有多聊，但也有一个自己的猜想——
很多家庭里，是母亲这个角色从情感上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曾经失去母亲，对伊林全家来说，是个无法避免的创伤。而我们的文化要求“长姐如母”，也许她一直带着创伤，却要模仿母亲的角色来修补家庭。忘了自己也是需要修补的一员。
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会在这个时候想：“想开一点赶快走出来，生活还要过下去”。而她们创伤被压抑在潜意识里，总会有一个时刻，因为其他事情而点燃爆炸。
比如伊林在这种情况下，又失去了父亲。
这时让她来医院看望，必定会让她重复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她没法面对，只能逃避。
我告诉自己，她一定不是坏孩子，只是一个受伤的孩子。
在医疗团队的压力下，我决定用中文给她留言。这其实不是非常专业的行为，就好像上着班面对客户，突然讲起方言。但是用这种只有我和她懂的语言，也许能够松动她的想法。
我留言道，我认识你的妈妈，还曾看见你在弹钢琴。那时你看到我们来了，就躲回房间去了。我大概明白你的顾虑，我也不是一定要说服你做什么，我们可以聊一聊有什么选择吗？
又过了几天，她终于接了电话。我们约在她家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我到的时候伊林已经在了，虽然努力微笑了一下，但是身体语言写满了防御姿态。
她肯定觉得我是来改变她的决定，准备跟我干一仗。这种姿态是她的自我保护机制。
她看起来有点累，我问她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她点点头没说话，有种ABC少女面对成年人时的腼腆和倔强，简单来说，是一种好孩子装酷的感觉。
不管他们在学校和白人社会里如何“没大没小”，在家里，小孩子见了大人，总是会被耳提面命要喊人，要规规矩矩的。一种“长辈”和“小辈”的等级感。
我是认识她妈妈的人，对她来说，要不要跟我“干仗”一时有点难以抉择。
更何况，我表现出一种退让的姿态，她也很难进攻。
我对她说：“上一次听到你妈妈的消息，还是她去世的时候。现在说虽然晚了，但是还是请你节哀顺变。”
提到妈妈，她表情松动了一点，但是很快又恢复了防御姿态。
我问她这几年和弟弟过得怎么样？她很简短地说，“没事。”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能说一句“没事”，是很不容易，也是很了不起的。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眶有点红，看起来却像是生气。后来我想明白，那是故作坚强。
我不想第一次见面就给她太多压力，所以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下她爸爸的状态，从医疗的角度来说很稳定，护士们把他照顾得很好，干净体面，连褥疮都没有得过。
那天早上，我去病房看张先生，给他带了一朵我家院子里的花。虽然不是什么好品种，不过开得蛮好的。我跟他讲我下班了会跟伊林见面。
伊林低头喝热巧克力，跟我说谢谢，她不知道爸爸喜欢什么花，但知道他喜欢黄色。
我答应下次带黄玫瑰，还要告诉她爸爸：伊林长大了，把自己和弟弟照顾得好。
她又低头喝热巧克力，头压得更低。
我明白她应该是很难过，但是在努力控制情绪。我转而问她晚饭打算吃什么，接着就结束了今天的会面。
她松了一口气，拿起包站起来就想走，又不好意思把我一个人丢在咖啡店，一时僵住了。
我赶紧配合她的动作也拿起来了包，站起来跟她握手，“今天能见到你真的很高兴，以后我还可以跟你联系吗？”
她点头，没有再说话。
这一次见面，总算是打破了僵局。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最好的结果，是建立初步的信任。
父亲在伊林心中，现在有两种角色，一种是害怕失去的至亲，另一种是悬而未决的责任。
在这之前，她未成年，可以选择逃避。而现在，她摇摆不定。
我猜想，这个女孩现在的内心是既害怕，又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大人。”
之后我又给她打过电话，她有时候会接，有时候不接，通话都很简短。
我担心好不容易打开的门，因为她过度悲伤而再次关闭，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我也知道刚成年的孩子，需要很多微小成功带来的鼓励，而不是愧疚感的惩罚。
如果她提到一点关于医院的话题，我就多说一些正面的信息给她。比如我们在筹集经费，在找公益组织为她父亲捐赠呼吸机等等。
如果她完全避而不谈爸爸的事情，我也很少提。多跟她聊聊生活，在咖啡店打工累不累，弟弟这个年纪会不会难管。
断断续续地，我从她口中得知了一些散碎的过去。
爸爸入院以后，她妈妈在佛堂的好朋友刘阿姨主动站出来照管姐弟俩，也承担了能力范围之内与医院沟通的责任。
刘阿姨已经年近花甲，但是住得近，而且家里孩子都大了，所以能够很大限度上照顾伊林姐弟俩。但是刘阿姨英文不好，很多事情也需要靠儿女帮忙。
人在海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们成了另外一个半球上，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刚到新的环境，我们一开始都是跟华人在一起，慢慢认识了同一个频道的人，逢年过节会几家人聚在一起。也会互相留对方的名字电话，作为自己和小孩的紧急联络人。
我英文比较好，也因为工作对社会了解得比较多，所以做了很多人的紧急联络人，也常常义务做朋友的翻译。
除了刘阿姨，佛堂的朋友们也常常来看孩子们。伊林说有时候从学校回来，会看见门口放着保温购物袋，里面有耐放的凉菜，水果，还有自家包的包子之类的东西。
好像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保护着两个青少年姐弟的自尊心，没有人提出要上门，都只是默默地做一些小事。
只有大年初一、中秋和佛诞的时候，刘阿姨会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佛堂吃素斋。
几年前，有社工帮忙联系了伊林和弟弟的学校，递交了申请，次年学费全免，还帮姐姐申请到了最高额度的青少年补助。
幸亏他们的房子没有贷款，而且中国人都爱存钱，所以经济压力还不算太大。
澳洲的中学到了最后两年，会要求学生自己去找一些简短的实习工作，这是长达三个月的必修课。
这门课让孩子对于出社会工作有了一点概念，将来要考大学也知道该选什么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一般家庭父母会给孩子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或者熟悉的行业里牵线，也有爸妈带着小孩写简历，领着去咖啡店问老板收不收实习的高中生来洗杯子端咖啡。
伊林当年正好高二，爸爸进了医院。一位妈妈曾经的客户主动联系刘阿姨，安排孩子在自己的咖啡店工作。她干得很好，现在还在那里工作。
弟弟虽然读书一般，但是爸爸出事后不久，也开始在家附近的快餐店打工。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防火防盗防青少年“的说法。
但至少从这个故事里，我看见的全是主动伸出援手，不怕麻烦，不怕担责任的普通人。
唯一可惜的是，当年考上了奖学金的伊林，没有上大学。
她的高考分数是可以上大学的，但是她选择了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读教育专业。
这里读书年限短，现在对她来说，赶紧找到工作养家更重要。
这个女孩不知道，现在的她哪怕不做出什么决断来证明自己，她也已经是一个厉害的大人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又照例给伊林打电话，这一回她说想来医院看看爸爸。
这太好了。可是我又担心我的主管知道她要来医院，会不会逮住机会开始施压。我不希望团队给我的压力被我无意识的转嫁到女孩身上。
她下班之后才能来医院，我没有加班，只是在医院的咖啡店等她。她到的时候头发有点乱，脸色也不太好，身上穿着咖啡店的黑色制服。
不知道是工作太忙，还是因为终于要见到爸爸而忐忑没有睡好。
ICU是单独的封闭区域，需要刷我的工作卡才能进门。
伊林在护士站登记，说出张先生的中文名字的时候，护士愣了一下想不出来是谁，查了记录以后很高兴冲她笑，“很欢迎你来，张先生会很高兴的”。
张先生有单独的一个房间，靠近走道的一面是巨大的玻璃墙，他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脑袋耷拉着。
伊林走到门口就站住了，不肯再往前走，脸色发灰，像是要哭的样子。她站了一会儿，用英文问我：“能不能握着我的手，我很害怕。”
我赶紧握着她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带她去家属休息区缓一缓。
休息区人不多，两个看起来像是兄弟的中年大叔坐着发呆。他们看见我来打了个招呼，又看看伊林，然后站起来走了，说出去抽根烟。
伊林挨着我坐着，手攥着拳头。
我第一天调来ICU上班的时候，主管带我四处去看了一圈，又教我各种维生仪器。说实话，那天看完病人，我在员工休息室里面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一个病人直直地躺在那里，喉咙里插着管子，身体上连着电线。
旁边的机器每发出一次气压声，病人的胸口就升高一次，再听到一次气压声，他的胸口随之降下去。
如此反复，好像他的身体成了仪器的一部分。
亲人躺在这里，没有人能做到不难过，也不害怕。
那两个大叔的妈妈70多岁，脑梗很严重，估计时间不多了。她始终不肯让儿子来看她，希望儿子只记得她好的时候的样子。今天是兄弟俩趁她睡着了偷偷来看一眼。
伊林开始沉默地哭，我拿了纸巾给她，陪她一起沉默。
哭了一会儿，她问我，喉咙里插管子是不是很痛。因为有强力止痛药，应该不至于很痛，但是一定很不舒服。
她发了一会儿呆说要回家。我也只能送她出去。
今天见面对她来说可能是很大的冲击。我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拿了一份“呼吸法指导”给她，让她焦虑的时候试试，还有一份免费的咨询电话列表，如果她想找人聊天，又不想找我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过去。
几天之后，她特意请了一天假来找我。我们在ICU的小咨询室见面，里面温暖舒适，适合聊天。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直接跟我讲吧，医院的医生就是想叫我签字让爸爸出院，对不对？”
她气色不如上次，黑眼圈也很明显。反复说一直拒绝我不好。
我只说这是情有可原的，问她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她担心弟弟不高兴，又说他还小搞不懂也正常，又说弟弟肯定会跟她吵架……
伊林断断续续讲了一个小时，一连讲了很多“但是”很多“还有”，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焦虑和重重顾虑。
爸爸现在的样子，跟她记忆中的样子大不相同了。她不敢去看他，又内疚怎么可以害怕爸爸。
她知道爸爸确实应该出院，ICU每天的费用是一万澳币，这不需要他自己出钱，由政府负担。但是他住在ICU一天，就意味着另一个真正需要ICU的重症病人被拒之门外。
“而且……离开了这里爸爸可能会死……”她说，“我已经没有妈妈了，我不想没有爸爸。”
就算张先生是现在这个样子，只要他还在ICU里面，她和弟弟就还有爸爸。她之前不接我同事的电话，也是这个原因。
她捂着脸号啕大哭，反反复复说“我想要爸爸，我想要爸爸。”
进医院的第一天，我的老板对我说，我们面对的是不幸中的不幸，而ICU里面对的是医院中的最不幸。
我理解，也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然而面对的病人，是曾经生活里有过交集的人时，我还是产生了一种错乱和不适感。
曾有一个研究谈到讲双语的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拥有两个不同灵魂的人。在这一刻，我的两个灵魂混在了一起。我提醒自己要保持边界感。
她正处在一个典型的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刻。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打断、不评判，偶尔总结一两句对方的话；在她沉默的时候，我陪她沉默，给她整理情绪和思考的空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有看到伊林的那本经的时候，很容易认为这孩子不管爸爸，进了ICU那么久都不去看爸爸。可是真正打开那本经的时候，我看⻅一种不知所措的爱。
不希望爸爸活得痛苦，所以该让他有尊严地过完人生最后的日子，是爱爸爸；
希望爸爸⻓久地活下去，所以不让他出ICU，也是爱爸爸；
把爸爸还能正常生活的样子留在心里，不去看他植物人的样子，还是爱爸爸。
她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
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能哭不能哭。说英文的时候，我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让我能保持职业边界。但是讲中文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她哭了好一会儿，慢慢缓过来了一点，跟我说不好意思，转而又说起弟弟。
约我见面的同时，她跟弟弟讲了打算签字接爸爸出ICU的事情。弟弟摔门回了房间，好几天没跟她说话。
“我真的觉得很累了，只想赶快结束算了。”
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是最难熬的事情。我给她解释了接下来会有什么选择：
如果她同意申请成为父亲的监护人，我和同事会帮她写申请，仲裁庭会召开一次关于监护人的听证会。我和ICU的医生护士会跟她一起参加，陈述我们的专业意见。仲裁庭同意以后，会给她一份监护令。
接下来就是我们继续联系出院的地点、设备、人员安排，我会一直帮她到出院的那一天为止，并且交接给疗养院的社工。
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们在现在的公共监护人令失效后，重新申请下一份公共监护人令。同时需要给出成年家属不愿意做监护人的原因。
她发了一会儿呆，突然问我能不能陪她去看看爸爸？
张先生正在床上靠着调高的靠背“看电视”。电视里面播到一个做饭的节目，白人厨师在做中式炒菜，居然先在锅里倒了一层麻油。
伊林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张先生，又因为害怕他空洞的眼神转头去看电视。
“要是爸爸还在家，肯定会说嗨呀，这些鬼佬只会乱来的。”她说了这句，又流泪了，转头看了张先生一眼，这回好像不再害怕了，喊了一句“Daddy”。
这之后我几次联系她，她都不是很积极的样子。我知道她正在情绪变化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催促她，想要给她一些时间搞清楚自己的思路。
听护士长说伊林偶尔也会来看爸爸，但是时间都不长，会问护士一两句关于爸爸护理的情况。
再次联系上她时，她直接说想好了，愿意申请做爸爸的监护人，“我不能不管爸爸。”
为了给姐弟更多的支持，也让两人更清楚明确目前的情况，我准备了一次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如果在别的病房举行，意味着要出院了，如果在ICU则意味着这是要做决定的艰难时刻——让家人们准备好面对病患的死亡。
伊林和弟弟一起来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弟弟。
我特地去医院大门口接他们，说不清为什么没有按惯例在会议室等，只是觉得想为这两个孩子做点什么。
一起参加的还有主治医师、护士长、其他相关医疗人员，陈述目前张先生的各项情况和指标，我为姐弟解释医生的医疗术语，并在需要的时候做心理疏导。
会议开始得很顺利，直到医护人员谈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死亡。
伊林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弟弟没有。他立刻问是不是爸爸出去了就会死？
医生只能解释说感染的风险高，而且感染后医疗干预的效果不一定够快，所以的确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ICU的卫生条件无可比拟，限制来访人数，严格手消，需要的时候也会穿防护衣。一对一的护士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从业人员，而且有无数监测措施。
出了ICU，感染的风险会增加，而且张先生的抵抗力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是张先生真的没有深度医疗的需求。
弟弟听到这里，转头冲姐姐吼道：“你是不是想爸爸死？”
护士长试图干预，长期住院的人，也会有院内感染的风险，毕竟医院里病人很多。
社工团队已经为张先生找好了一家疗养院，那里有能够安排一对一护士，也有满足呼吸机使用条件的病房。此前一直住在ICU是因为医院里只有这里满足有护士一对一监测，能够使用呼吸机两个条件。
护理费用从政府残疾人特殊项目出，呼吸机有慈善机构和大学协调教学用呼吸机，疗养院费用从张先生的个人残疾津贴里扣。
“我作为家属不同意！” 弟弟跟医生杠上了，“你让他出院就是杀人。”
伊林喊他不要跟医生吵架，回家再商量，但是弟弟情绪上来了，跟伊林当场吵了起来。
一开始伊林还表现出克制，后来越吵越凶，一会儿讲英文一会儿讲中文。
大多数家庭会议开完，多多少少都会吵起来。医生见怪不怪了，看他俩吵得很厉害，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劝姐弟俩出去吃个午饭，透透气，消化下一上午巨大的信息量。
弟弟赌气说不用商量，反正姐姐成年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转头跟姐姐说：“到时候晚上爸爸来家里看你，你知道怎么答就好！”
伊林哭了起来，然后突然爆发，拖拽着弟弟一路从会议室到爸爸的病房，逼弟弟坐在ICU的椅子上。她冲到爸爸旁边掀开衣服，露出肚子上的管子。
“你看看他是怎么吃饭的！他以前多喜欢吃好吃的？隔三差五带我们去喝茶，最喜欢吃凤爪，说有嚼头味道又足。现在呢？他能尝到什么味道？”
弟弟从来没有来过医院，一进病房就吓住了，说不出话开始无声地哭。
姐姐问弟弟换了是他，会愿意呆在这个灯都不关的房间吗？现在轮到他们照看爸爸了。
伊林看见我站在病房门口，跟我说他们想单独待在这里，我只好离开。
下午继续开会，两个人眼眶红红的。弟弟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姐姐不当监护人，换公共监护人会怎么样。
这次没有轮到我回答，伊林反问他：“你觉得爸爸会想外人管他，还是想我们管他？你觉得鬼佬外人尽心，但是我们两个尽心？”
弟弟没再说话，只是沉默地点头。
最终决定伊林能不能成为监护人的听证会来临。伊林很关心疗养院的进程，也很关心出院的交接。
她的陈词很简短，但是表意很明确也很坚定。大意是：
她作为张先生唯一的成年亲属，愿意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她很了解爸爸的喜好，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以他的利益为第一考量。就像他当年为了自己和弟弟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而选择全力抢救一样。
伊林在流泪，但神情很坚毅，像是在完成一种伟大的任务。有一瞬间，她真像一个英雄，或者说是战士。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时，她应付我的样子。现在她脸上有一种舒缓的表情，像是放下了心中悬挂了很久的石头。那个表情在她去病房看爸爸的时候，短暂地出现过。
张先生离开了ICU，去普通病房暂住等待出院的时候，我被调到了同医疗体系的康复医院工作，再也没有机会看见这家人。
医院的旧同事告诉我，张先生平安地度过了普通病房的几天，也成功转到了新建好的养老院。
我辗转在认识的华人中打听了一阵子，张先生似乎最终还是去世了，那两姐弟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搬到别的州了。
离开医院之前，我曾问过伊林之前一直帮他们的刘阿姨怎么样了，有没有给她一些建议？
她说刘阿姨的儿子在墨尔本找到了工作机会，于是她跟去了墨尔本，只在微信上有些联系。伊林的中文阅读不行，总是靠翻译软件，所以时间久了，也联系得少了。
而且她自己是个要面子的孩子，不想一直靠别人帮忙，想要自己努力走下去。
对她来说，我是一个倾听者，一个帮助她理清楚思路的“容器”。
在我这里，没有评判，没有对错，也没有答案。她可以毫无章法、毫无逻辑地说自己的想法，从毫无头绪到把真正想要的东⻄挖掘出来。她才是做了最多努力的人，我是她的拐杖。
拐杖是不能帮人前进的，只能起到支撑的作用。而拐杖的宿命，是被放开。被放开是我想看⻅的成功。
“小孩子专心学习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大人帮你安排。”这句话我从小到大听过很多次。人到中年我发现，生活才最需要学习——学习如何照顾自己，如何面对错误和失去，以及最重要的生死课题。
伊林被迫开始了死亡练习，反复经历震惊、愤怒、悲伤，最终走向接受。
至于生，她很年轻，不像中年人思前想后，举足不前。我相信，她没有父母陪伴，以后面对悲伤与失去，会比常人更加孤独。但没关系，只要她一直去体验，去犯错，去练习，她终将学会如何生活。
这个故事我看完的第一感受是，它涵盖了太多——生死、责任，还有人需要如何度过悲伤。
我庆幸是周听绪这样一个社工来处理这样复杂的事件。
感性上，她从不和姐弟俩直接谈论庞大而复杂的成年人话题，她只关注坐在对面活生生的人。
她告诉两个孩子，你们正在经历什么，会有什么感受。
理性上，她透过故事，记录姐姐在经历悲痛和失去的5个阶段，分别是否认、愤怒、协商、抑郁、接受。她说大部分人经历悲伤时都要面对这五个阶段，看到了类似的案例，就不会惊慌。
即使这两个孩子已经离开了故事发生地，但我想他们一定会在心里，记住曾经帮过自己的周听绪，还有站在他俩身后的华人邻居们。
故事的最后，我想与你们分享在创作过程中，周听绪跟我讲过一句最复杂，却又最被我记住的话——
“每个人的今天都是由他们自身的历史构成的，所以每个人面对生死的态度都不一样。
人们会来回反复经历这5个阶段，但是最终会走向接受。”
悲痛是一个复杂且个人化的过程。关键在于保持耐心，给予自己足够的时间去适应。
今天的决定，又是将来的历史。面对悲伤，我们接受过后，会有成长，会带着力量进入下一次的循环。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林克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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