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發現一種挺小衆的特殊職業，他們隻幹一件事，保護醫院裡的患者。
換句話說，隻要你去醫院看病，就會成為他們的守護對象。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三項核心技能——
像偵探一樣銳利的眼睛。及時發現被家暴的女孩，并為她們提供保護。
吵架包赢的嘴巴。替患絕症的病人和家屬溝通，由病人自己決定自己是死是生。
永遠不差錢的錢包。給無人照看的病人找到臨時庇護所，并申請資金為他們支付醫療費用。
這份工作就是在澳洲的醫療社工。
雖然國内暫時沒有類似的工作，但這個行業内，并不缺少華人的身影。我的朋友周聽緒就是其中之一。
但第一次遇見她時，她卻沒講自己如何保護患者。她給我分享一個特殊案例——
她如何幫一個女兒做出讓父親“死去”的決定。
張先生坐在輪椅上，直勾勾地看着我，他很瘦弱，臉很蒼白。
我吓了一跳，趕緊把視線轉向護士，開始問東問西。
我緩了緩，再次撇向張先生。他嘴裡是呼吸機的粗管子，衣服下面是細一點的管子，直通胃部。他穿着簡單的T恤和寬松的運動褲，能看出頭發和胡子都有定期修剪，整潔幹淨。
隻是他的視線真的可怕，好像無時無刻盯着我，又好像穿透我，落在我的身後。
張先生是一個植物人。
2015年，我在澳洲醫院的社工部門工作，他也是我轉到ICU病房後接到的第一個案子。
他的電子病曆很⻓很⻓，最初的記錄上寫着：61歲亞裔男性，急性腦溢血，急救⻋到的時候尚有意識，對急救人員提出的最後要求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
“不惜一切代價搶救”，聽起來像是每個人都會說的話。但是實際上，更多人會說如果我不行了，請讓我平靜舒适、有尊嚴地死去，并且與家人告别。
而不惜一切代價的代價實在太大——意味着張先生除了各種管子插在身上，還要打強力的藥劑維持身體機能。此刻的他即使成了植物人，也隻能在沉默中，忍受極大的痛苦和後遺症。
我的主管說把張先生配置設定給我，是希望我們共同的文化背景能夠幫得上忙。
張先生的妻子幾年前因癌症去世，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海外華人群體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親戚。妻子過世以後，張先生成了兩個孩子唯一的親人，是以當時的他無論如何也要活下來。
但現在他在ICU600天，已經很久沒有人來探望了。
張先生像是一個沒有家人的人，護士們決定成為他的家人。
護士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病人一樣，天亮了就給他刷牙洗臉，然後把他放在輪椅上，開電視給他看；晚上到了睡覺時間，再把他挪到床上去。甚至還在他的床頭綁了一個氣球。
護士見我來了，對坐在輪椅上的人說，“Hi，張先生！你的社工來看你啦。”
于是，我也說，“Hi，張先生，今天感覺怎麼樣？“我知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場景很怪異，但當時的氣氛就是張先生即使是植物人，也該把他當成一個活蹦亂跳人來對待來尊重。
植物人當然沒反應，他隻是坐在那裡而已。
除了需要呼吸機和胃造口需要特殊護理之外，他沒有什麼醫療需求，公立醫院的醫生們不敢冒險簽字讓他走，也一直沒有家人來看望他，他就一直在這裡毫無生命品質地活着。
隻有監護人有資格簽字，帶他離開這個毫無生氣的玻璃房子。
主任說，他的女兒剛好滿18歲，是唯一能申請成為他的法定監護人的人選。隻有她能讓父親遠離孤寂，但也要面對後果——她父親免疫系統很脆弱，被帶離ICU，可能就要死亡。
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找到這個剛剛成年的孩子，進行一場注定悲傷的溝通。
最開始見到病曆上的張先生的名字時，我已經覺得很眼熟。
去病房看過他之後，我确認曾經見過他。剛來澳洲時，我和老公兩人開咖啡店為生。張先生和妻子是中介，剛好有生意介紹給我。
初次見面是在他家。其中供奉着觀音像，擺着傳統樣式的香爐。而我要找的他們的女兒，當時正和弟弟在房間裡寫作業，媽媽一直在跟我誇贊女兒伊林成績非常好，拿到了獎學金。
從主管那接到任務的那天，我回到家裡，和老公說在醫院看見了張先生。他突然想起來我在ICU上班，震驚道：“該不會進ICU了吧？”
我說：“他早就在ICU了，今天600天。”這個禮拜我要聯系他家裡的老大伊林，因為她成年了，想讓她簽字接爸爸出ICU。
我看見老公張了張嘴想說什麼，然而過于震驚，什麼也說不出來。
我也一樣，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們并排坐着，沉默了好一會兒。
18歲的伊林雖然成年了，但也是最小的大人。我的專業思維告訴我，這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醫院社工與醫護不同，我的作用像是一座橋梁，與各方溝通，為患者提供非醫學支援。
比如確定病人能夠安全地出院；給家暴受害者找到庇護所；還負責多文化的溝通，幫助醫生在救治的過程中，尊重澳洲當地的原住民，或是我們張先生這樣外來少數族裔的傳統。
從醫學上看，張先生不能說話不能動，吃飯靠肚子上的管子，呼吸靠插在身體裡的機器。如果他有感覺，每一天都是折磨。沒有家人和社交，住在病房和坐牢沒什麼兩樣。
可是我身體裡的華人基因在說，讓伊林來做這個選擇太沉重。父母兩個字，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輕易放棄的責任。
我以每周兩次的頻率給伊林打電話。
其實我可以打得更頻繁，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有種怕自己過度打擾别人的罪惡感。
而對于她不去醫院的原因，我沒有多聊，但也有一個自己的猜想——
很多家庭裡，是母親這個角色從情感上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曾經失去母親，對伊林全家來說，是個無法避免的創傷。而我們的文化要求“長姐如母”，也許她一直帶着創傷，卻要模仿母親的角色來修補家庭。忘了自己也是需要修補的一員。
很多家裡的“頂梁柱”，會在這個時候想：“想開一點趕快走出來，生活還要過下去”。而她們創傷被壓抑在潛意識裡，總會有一個時刻，因為其他事情而點燃爆炸。
比如伊林在這種情況下，又失去了父親。
這時讓她來醫院看望，必定會讓她重複想起這些年的經曆，她沒法面對，隻能逃避。
我告訴自己，她一定不是壞孩子，隻是一個受傷的孩子。
在醫療團隊的壓力下，我決定用中文給她留言。這其實不是非常專業的行為，就好像上着班面對客戶，突然講起方言。但是用這種隻有我和她懂的語言，也許能夠松動她的想法。
我留言道，我認識你的媽媽，還曾看見你在彈鋼琴。那時你看到我們來了，就躲回房間去了。我大概明白你的顧慮，我也不是一定要說服你做什麼，我們可以聊一聊有什麼選擇嗎？
又過了幾天，她終于接了電話。我們約在她家附近的咖啡店見面。
我到的時候伊林已經在了，雖然努力微笑了一下，但是身體語言寫滿了防禦姿态。
她肯定覺得我是來改變她的決定，準備跟我幹一仗。這種姿态是她的自我保護機制。
她看起來有點累，我問她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她點點頭沒說話，有種ABC少女面對成年人時的腼腆和倔強，簡單來說，是一種好孩子裝酷的感覺。
不管他們在學校和白人社會裡如何“沒大沒小”，在家裡，小孩子見了大人，總是會被耳提面命要喊人，要規規矩矩的。一種“長輩”和“小輩”的等級感。
我是認識她媽媽的人，對她來說，要不要跟我“幹仗”一時有點難以抉擇。
更何況，我表現出一種退讓的姿态，她也很難進攻。
我對她說：“上一次聽到你媽媽的消息，還是她去世的時候。現在說雖然晚了，但是還是請你節哀順變。”
提到媽媽，她表情松動了一點，但是很快又恢複了防禦姿态。
我問她這幾年和弟弟過得怎麼樣？她很簡短地說，“沒事。”
經曆過這麼多事情，能說一句“沒事”，是很不容易，也是很了不起的。
她像是想到了什麼， 眼眶有點紅，看起來卻像是生氣。後來我想明白，那是故作堅強。
我不想第一次見面就給她太多壓力，是以隻是很簡單地提了一下她爸爸的狀态，從醫療的角度來說很穩定，護士們把他照顧得很好，幹淨體面，連褥瘡都沒有得過。
那天早上，我去病房看張先生，給他帶了一朵我家院子裡的花。雖然不是什麼好品種，不過開得蠻好的。我跟他講我下班了會跟伊林見面。
伊林低頭喝熱巧克力，跟我說謝謝，她不知道爸爸喜歡什麼花，但知道他喜歡黃色。
我答應下次帶黃玫瑰，還要告訴她爸爸：伊林長大了，把自己和弟弟照顧得好。
她又低頭喝熱巧克力，頭壓得更低。
我明白她應該是很難過，但是在努力控制情緒。我轉而問她晚飯打算吃什麼，接着就結束了今天的會面。
她松了一口氣，拿起包站起來就想走，又不好意思把我一個人丢在咖啡店，一時僵住了。
我趕緊配合她的動作也拿起來了包，站起來跟她握手，“今天能見到你真的很高興，以後我還可以跟你聯系嗎？”
她點頭，沒有再說話。
這一次見面，總算是打破了僵局。我知道不會有什麼實質性進展。最好的結果，是建立初步的信任。
父親在伊林心中，現在有兩種角色，一種是害怕失去的至親，另一種是懸而未決的責任。
在這之前，她未成年，可以選擇逃避。而現在，她搖擺不定。
我猜想，這個女孩現在的内心是既害怕，又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大人。”
之後我又給她打過電話，她有時候會接，有時候不接，通話都很簡短。
我擔心好不容易打開的門，因為她過度悲傷而再次關閉，讓局面變得更加複雜。我也知道剛成年的孩子，需要很多微小成功帶來的鼓勵，而不是愧疚感的懲罰。
如果她提到一點關于醫院的話題，我就多說一些正面的資訊給她。比如我們在籌集經費，在找公益組織為她父親捐贈呼吸機等等。
如果她完全避而不談爸爸的事情，我也很少提。多跟她聊聊生活，在咖啡店打工累不累，弟弟這個年紀會不會難管。
斷斷續續地，我從她口中得知了一些散碎的過去。
爸爸入院以後，她媽媽在佛堂的好朋友劉阿姨主動站出來照管姐弟倆，也承擔了能力範圍之内與醫院溝通的責任。
劉阿姨已經年近花甲，但是住得近，而且家裡孩子都大了，是以能夠很大限度上照顧伊林姐弟倆。但是劉阿姨英文不好，很多事情也需要靠兒女幫忙。
人在海外，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們成了另外一個半球上，我們自己選擇的家人。
剛到新的環境，我們一開始都是跟華人在一起，慢慢認識了同一個頻道的人，逢年過節會幾家人聚在一起。也會互相留對方的名字電話，作為自己和小孩的緊急聯絡人。
我英文比較好，也因為工作對社會了解得比較多，是以做了很多人的緊急聯絡人，也常常義務做朋友的翻譯。
除了劉阿姨，佛堂的朋友們也常常來看孩子們。伊林說有時候從學校回來，會看見門口放着保溫購物袋，裡面有耐放的涼菜，水果，還有自家包的包子之類的東西。
好像大家都不約而同的保護着兩個青少年姐弟的自尊心，沒有人提出要上門，都隻是默默地做一些小事。
隻有大年初一、中秋和佛誕的時候，劉阿姨會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去佛堂吃素齋。
幾年前，有社工幫忙聯系了伊林和弟弟的學校，遞交了申請，次年學費全免，還幫姐姐申請到了最高額度的青少年補助。
幸虧他們的房子沒有貸款，而且中國人都愛存錢，是以經濟壓力還不算太大。
澳洲的中學到了最後兩年，會要求學生自己去找一些簡短的實習工作，這是長達三個月的必修課。
這門課讓孩子對于出社會工作有了一點概念，将來要考大學也知道該選什麼更适合自己的專業。
一般家庭父母會給孩子在自己工作的機關或者熟悉的行業裡牽線，也有爸媽帶着小孩寫履歷，領着去咖啡店問老闆收不收實習的高中生來洗杯子端咖啡。
伊林當年正好高二，爸爸進了醫院。一位媽媽曾經的客戶主動聯系劉阿姨，安排孩子在自己的咖啡店工作。她幹得很好，現在還在那裡工作。
弟弟雖然讀書一般，但是爸爸出事後不久，也開始在家附近的快餐店打工。
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過”防火防盜防青少年“的說法。
但至少從這個故事裡，我看見的全是主動伸出援手，不怕麻煩，不怕擔責任的普通人。
唯一可惜的是，當年考上了獎學金的伊林，沒有上大學。
她的聯考分數是可以上大學的，但是她選擇了在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讀教育專業。
這裡讀書年限短，現在對她來說，趕緊找到工作養家更重要。
這個女孩不知道，現在的她哪怕不做出什麼決斷來證明自己，她也已經是一個厲害的大人了。
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又照例給伊林打電話，這一回她說想來醫院看看爸爸。
這太好了。可是我又擔心我的主管知道她要來醫院，會不會逮住機會開始施壓。我不希望團隊給我的壓力被我無意識的轉嫁到女孩身上。
她下班之後才能來醫院，我沒有加班，隻是在醫院的咖啡店等她。她到的時候頭發有點亂，臉色也不太好，身上穿着咖啡店的黑色制服。
不知道是工作太忙，還是因為終于要見到爸爸而忐忑沒有睡好。
ICU是單獨的封閉區域，需要刷我的工作卡才能進門。
伊林在護士站登記，說出張先生的中文名字的時候，護士愣了一下想不出來是誰，查了記錄以後很高興沖她笑，“很歡迎你來，張先生會很高興的”。
張先生有單獨的一個房間，靠近走道的一面是巨大的玻璃牆，他正坐在椅子上看電視，腦袋耷拉着。
伊林走到門口就站住了，不肯再往前走，臉色發灰，像是要哭的樣子。她站了一會兒，用英文問我：“能不能握着我的手，我很害怕。”
我趕緊握着她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帶她去家屬休息區緩一緩。
休息區人不多，兩個看起來像是兄弟的中年大叔坐着發呆。他們看見我來打了個招呼，又看看伊林，然後站起來走了，說出去抽根煙。
伊林挨着我坐着，手攥着拳頭。
我第一天調來ICU上班的時候，主管帶我四處去看了一圈，又教我各種維生儀器。說實話，那天看完病人，我在員工休息室裡面坐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
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看到一個病人直直地躺在那裡，喉嚨裡插着管子，身體上連着電線。
旁邊的機器每發出一次氣壓聲，病人的胸口就升高一次，再聽到一次氣壓聲，他的胸口随之降下去。
如此反複，好像他的身體成了儀器的一部分。
親人躺在這裡，沒有人能做到不難過，也不害怕。
那兩個大叔的媽媽70多歲，腦梗很嚴重，估計時間不多了。她始終不肯讓兒子來看她，希望兒子隻記得她好的時候的樣子。今天是兄弟倆趁她睡着了偷偷來看一眼。
伊林開始沉默地哭，我拿了紙巾給她，陪她一起沉默。
哭了一會兒，她問我，喉嚨裡插管子是不是很痛。因為有強力止痛藥，應該不至于很痛，但是一定很不舒服。
她發了一會兒呆說要回家。我也隻能送她出去。
今天見面對她來說可能是很大的沖擊。我從随身攜帶的檔案夾裡，拿了一份“呼吸法指導”給她，讓她焦慮的時候試試，還有一份免費的咨詢電話清單，如果她想找人聊天，又不想找我的時候，可以打電話過去。
幾天之後，她特意請了一天假來找我。我們在ICU的小咨詢室見面，裡面溫暖舒适，适合聊天。
她開門見山地問我，“你直接跟我講吧，醫院的醫生就是想叫我簽字讓爸爸出院，對不對？”
她氣色不如上次，黑眼圈也很明顯。反複說一直拒絕我不好。
我隻說這是情有可原的，問她還有什麼其他想法。
她擔心弟弟不高興，又說他還小搞不懂也正常，又說弟弟肯定會跟她吵架……
伊林斷斷續續講了一個小時，一連講了很多“但是”很多“還有”，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焦慮和重重顧慮。
爸爸現在的樣子，跟她記憶中的樣子大不相同了。她不敢去看他，又内疚怎麼可以害怕爸爸。
她知道爸爸确實應該出院，ICU每天的費用是一萬澳币，這不需要他自己出錢，由政府負擔。但是他住在ICU一天，就意味着另一個真正需要ICU的重症病人被拒之門外。
“而且……離開了這裡爸爸可能會死……”她說，“我已經沒有媽媽了，我不想沒有爸爸。”
就算張先生是現在這個樣子，隻要他還在ICU裡面，她和弟弟就還有爸爸。她之前不接我同僚的電話，也是這個原因。
她捂着臉号啕大哭，反反複複說“我想要爸爸，我想要爸爸。”
進醫院的第一天，我的老闆對我說，我們面對的是不幸中的不幸，而ICU裡面對的是醫院中的最不幸。
我了解，也做了足夠的心理準備。然而面對的病人，是曾經生活裡有過交集的人時，我還是産生了一種錯亂和不适感。
曾有一個研究談到講雙語的人，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是擁有兩個不同靈魂的人。在這一刻，我的兩個靈魂混在了一起。我提醒自己要保持邊界感。
她正處在一個典型的需要心理支援的時刻。
在她說話的時候，我不打斷、不評判，偶爾總結一兩句對方的話；在她沉默的時候，我陪她沉默，給她整理情緒和思考的空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沒有看到伊林的那本經的時候，很容易認為這孩子不管爸爸，進了ICU那麼久都不去看爸爸。可是真正打開那本經的時候，我看⻅一種不知所措的愛。
不希望爸爸活得痛苦，是以該讓他有尊嚴地過完人生最後的日子，是愛爸爸；
希望爸爸⻓久地活下去，是以不讓他出ICU，也是愛爸爸；
把爸爸還能正常生活的樣子留在心裡，不去看他植物人的樣子，還是愛爸爸。
她不知道怎麼才是對的。
我反複提醒自己不能哭不能哭。說英文的時候，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讓我能保持職業邊界。但是講中文的時候，我會感受到“切膚之痛”。
她哭了好一會兒，慢慢緩過來了一點，跟我說不好意思，轉而又說起弟弟。
約我見面的同時，她跟弟弟講了打算簽字接爸爸出ICU的事情。弟弟摔門回了房間，好幾天沒跟她說話。
“我真的覺得很累了，隻想趕快結束算了。”
等待另一隻靴子落地是最難熬的事情。我給她解釋了接下來會有什麼選擇：
如果她同意申請成為父親的監護人，我和同僚會幫她寫申請，仲裁庭會召開一次關于監護人的聽證會。我和ICU的醫生護士會跟她一起參加，陳述我們的專業意見。仲裁庭同意以後，會給她一份監護令。
接下來就是我們繼續聯系出院的地點、裝置、人員安排，我會一直幫她到出院的那一天為止，并且交接給療養院的社工。
如果不同意的話，那麼我們在現在的公共監護人令失效後，重新申請下一份公共監護人令。同時需要給出成年家屬不願意做監護人的原因。
她發了一會兒呆，突然問我能不能陪她去看看爸爸？
張先生正在床上靠着調高的靠背“看電視”。電視裡面播到一個做飯的節目，白人廚師在做中式炒菜，居然先在鍋裡倒了一層麻油。
伊林下意識地轉頭看了一眼張先生，又因為害怕他空洞的眼神轉頭去看電視。
“要是爸爸還在家，肯定會說嗨呀，這些鬼佬隻會亂來的。”她說了這句，又流淚了，轉頭看了張先生一眼，這回好像不再害怕了，喊了一句“Daddy”。
這之後我幾次聯系她，她都不是很積極的樣子。我知道她正在情緒變化的關鍵時刻，我沒有催促她，想要給她一些時間搞清楚自己的思路。
聽護士長說伊林偶爾也會來看爸爸，但是時間都不長，會問護士一兩句關于爸爸護理的情況。
再次聯系上她時，她直接說想好了，願意申請做爸爸的監護人，“我不能不管爸爸。”
為了給姐弟更多的支援，也讓兩人更清楚明确目前的情況，我準備了一次家庭會議。
家庭會議如果在别的病房舉行，意味着要出院了，如果在ICU則意味着這是要做決定的艱難時刻——讓家人們準備好面對病患的死亡。
伊林和弟弟一起來的，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弟弟。
我特地去醫院大門口接他們，說不清為什麼沒有按慣例在會議室等，隻是覺得想為這兩個孩子做點什麼。
一起參加的還有主治醫師、護士長、其他相關醫療人員，陳述目前張先生的各項情況和名額，我為姐弟解釋醫生的醫療術語，并在需要的時候做心理疏導。
會議開始得很順利，直到醫護人員談到了可能會出現的風險：死亡。
伊林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弟弟沒有。他立刻問是不是爸爸出去了就會死？
醫生隻能解釋說感染的風險高，而且感染後醫療幹預的效果不一定夠快，是以的确增加了死亡的風險。
ICU的衛生條件無可比拟，限制來訪人數，嚴格手消，需要的時候也會穿防護衣。一對一的護士都是非常有經驗的從業人員，而且有無數監測措施。
出了ICU，感染的風險會增加，而且張先生的抵抗力已經非常非常低了。但是張先生真的沒有深度醫療的需求。
弟弟聽到這裡，轉頭沖姐姐吼道：“你是不是想爸爸死？”
護士長試圖幹預，長期住院的人，也會有院内感染的風險，畢竟醫院裡病人很多。
社工團隊已經為張先生找好了一家療養院，那裡有能夠安排一對一護士，也有滿足呼吸機使用條件的病房。此前一直住在ICU是因為醫院裡隻有這裡滿足有護士一對一監測，能夠使用呼吸機兩個條件。
護理費用從政府殘障人士特殊項目出，呼吸機有慈善機構和大學協調教學用呼吸機，療養院費用從張先生的個人殘疾津貼裡扣。
“我作為家屬不同意！” 弟弟跟醫生杠上了，“你讓他出院就是殺人。”
伊林喊他不要跟醫生吵架，回家再商量，但是弟弟情緒上來了，跟伊林當場吵了起來。
一開始伊林還表現出克制，後來越吵越兇，一會兒講英文一會兒講中文。
大多數家庭會議開完，多多少少都會吵起來。醫生見怪不怪了，看他倆吵得很厲害，給我使了個眼色。
我勸姐弟倆出去吃個午飯，透透氣，消化下一上午巨大的資訊量。
弟弟賭氣說不用商量，反正姐姐成年了，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轉頭跟姐姐說：“到時候晚上爸爸來家裡看你，你知道怎麼答就好！”
伊林哭了起來，然後突然爆發，拖拽着弟弟一路從會議室到爸爸的病房，逼弟弟坐在ICU的椅子上。她沖到爸爸旁邊掀開衣服，露出肚子上的管子。
“你看看他是怎麼吃飯的！他以前多喜歡吃好吃的？隔三差五帶我們去喝茶，最喜歡吃鳳爪，說有嚼頭味道又足。現在呢？他能嘗到什麼味道？”
弟弟從來沒有來過醫院，一進病房就吓住了，說不出話開始無聲地哭。
姐姐問弟弟換了是他，會願意呆在這個燈都不關的房間嗎？現在輪到他們照看爸爸了。
伊林看見我站在病房門口，跟我說他們想單獨待在這裡，我隻好離開。
下午繼續開會，兩個人眼眶紅紅的。弟弟隻問了一個問題，如果姐姐不當監護人，換公共監護人會怎麼樣。
這次沒有輪到我回答，伊林反問他：“你覺得爸爸會想外人管他，還是想我們管他？你覺得鬼佬外人盡心，但是我們兩個盡心？”
弟弟沒再說話，隻是沉默地點頭。
最終決定伊林能不能成為監護人的聽證會來臨。伊林很關心療養院的程序，也很關心出院的交接。
她的陳詞很簡短，但是表意很明确也很堅定。大意是：
她作為張先生唯一的成年親屬，願意承擔起監護人的責任。她很了解爸爸的喜好，所做的一切決定，都以他的利益為第一考量。就像他當年為了自己和弟弟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而選擇全力搶救一樣。
伊林在流淚，但神情很堅毅，像是在完成一種偉大的任務。有一瞬間，她真像一個英雄，或者說是戰士。
我想起第一次見她時，她應付我的樣子。現在她臉上有一種舒緩的表情，像是放下了心中懸挂了很久的石頭。那個表情在她去病房看爸爸的時候，短暫地出現過。
張先生離開了ICU，去普通病房暫住等待出院的時候，我被調到了同醫療體系的康複醫院工作，再也沒有機會看見這家人。
醫院的舊同僚告訴我，張先生平安地度過了普通病房的幾天，也成功轉到了建立好的養老院。
我輾轉在認識的華人中打聽了一陣子，張先生似乎最終還是去世了，那兩姐弟一直沒有消息，很可能搬到别的州了。
離開醫院之前，我曾問過伊林之前一直幫他們的劉阿姨怎麼樣了，有沒有給她一些建議？
她說劉阿姨的兒子在墨爾本找到了工作機會，于是她跟去了墨爾本，隻在微信上有些聯系。伊林的中文閱讀不行，總是靠翻譯軟體，是以時間久了，也聯系得少了。
而且她自己是個要面子的孩子，不想一直靠别人幫忙，想要自己努力走下去。
對她來說，我是一個傾聽者，一個幫助她理清楚思路的“容器”。
在我這裡，沒有評判，沒有對錯，也沒有答案。她可以毫無章法、毫無邏輯地說自己的想法，從毫無頭緒到把真正想要的東⻄挖掘出來。她才是做了最多努力的人，我是她的拐杖。
拐杖是不能幫人前進的，隻能起到支撐的作用。而拐杖的宿命，是被放開。被放開是我想看⻅的成功。
“小孩子專心學習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大人幫你安排。”這句話我從小到大聽過很多次。人到中年我發現，生活才最需要學習——學習如何照顧自己，如何面對錯誤和失去，以及最重要的生死課題。
伊林被迫開始了死亡練習，反複經曆震驚、憤怒、悲傷，最終走向接受。
至于生，她很年輕，不像中年人思前想後，舉足不前。我相信，她沒有父母陪伴，以後面對悲傷與失去，會比常人更加孤獨。但沒關系，隻要她一直去體驗，去犯錯，去練習，她終将學會如何生活。
這個故事我看完的第一感受是，它涵蓋了太多——生死、責任，還有人需要如何度過悲傷。
我慶幸是周聽緒這樣一個社工來處理這樣複雜的事件。
感性上，她從不和姐弟倆直接談論龐大而複雜的成年人話題，她隻關注坐在對面活生生的人。
她告訴兩個孩子，你們正在經曆什麼，會有什麼感受。
理性上，她透過故事，記錄姐姐在經曆悲痛和失去的5個階段，分别是否認、憤怒、協商、抑郁、接受。她說大部分人經曆悲傷時都要面對這五個階段，看到了類似的案例，就不會驚慌。
即使這兩個孩子已經離開了故事發生地，但我想他們一定會在心裡，記住曾經幫過自己的周聽緒，還有站在他倆身後的華人鄰居們。
故事的最後，我想與你們分享在創作過程中，周聽緒跟我講過一句最複雜，卻又最被我記住的話——
“每個人的今天都是由他們自身的曆史構成的，是以每個人面對生死的态度都不一樣。
人們會來回反複經曆這5個階段，但是最終會走向接受。”
悲痛是一個複雜且個人化的過程。關鍵在于保持耐心，給予自己足夠的時間去适應。
今天的決定，又是将來的曆史。面對悲傷，我們接受過後，會有成長，會帶着力量進入下一次的循環。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林克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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