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轿车把我们拉到学校，进入校门就是大办公楼，当时没有看见，转过大楼，就是林荫小道，看着赏心悦目，想着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心中大悦。车停在报到处，报到工作非常简便，交了录取通知书后，就安排了宿舍——南二楼207，向东分到了205。
拿着空箱子到了宿舍，宿舍里面好像已经有了五六个人，四个下床已经有人了，右边靠窗的上床还没有人，我就把空箱子放在床上，还没有被褥，我的行李是捎到兰州的，这从哪里去找呢？
宿舍楼的后面是围墙，围墙的对面是省委党校，好像是向东在那里有熟人，就翻墙过去，那时的围墙形同虚设，不用费劲，就能过去。打电话找小姑问情况，但电话老是打不通。从党校出来，走在马路上昏头胀脑、无所适从，情绪极度低落，心想多少人挤破头了要上大学，这上了大学有什么好的！
只能打听我放行李的地方——小西湖柏树巷XX号，有人告诉我坐3路车，小西湖下车就能找到，于是我就去找。还算顺利，找到那一人家，捆好的行李就放在门边，道谢后我就背着行李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只走了几步，就觉得行李非常沉重，费力地往前挪。原来行李里面不只是被褥，还有一页毡、二十几斤炒面、母亲纳的两双布鞋和换洗的衣服等所有生活用品。
好不容易背到学校宿舍，被褥铺到床上，箱子没处放，门窗之间的两张床由于在门后面，所以中间拉开了几十公分的距离，正好有捆行李的绳子，我就在两张床之间编了一个绳网，把箱子放在绳网上，面对我的床头，在床上取放东西非常方便。一切安排好了，晚上有处住了，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饭菜票当时就发到手了，三十五斤饭票，二十元钱的菜票，一个月的生活有了着落，心里有的不只是踏实，还有一种公家人的优越感。
学校面积很大，就像是一座小县城，学校里面有食堂、商店、医院、车队，有很多很多的楼房，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教工家属楼、单身宿舍楼、大礼堂、图书馆、文科图书馆，很多都是苏式的，据说是由苏联人修的。
这所学校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搬迁到西安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留存，后来于1958年搬到兰州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很多知名教授在授课，如植物分数全国一级教授孔宪武，语言学家彭铎，学者、教授、古诗词家匡扶，学者、教授郭晋稀，著名学者、甘肃文史研究的杰出专家、教授李鼎文先生，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孙克恒教授，党鸿枢教授、田明（当时是讲师，现在找不到他的资料）等。
彭铎先生给我们讲过《说文解字》，匡扶先生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当时他指导了四个人，我的是优秀；郭晋稀先生的古典文学讲义印发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李鼎文先生，一开学他就给我们讲“先秦文学”，他那大大的头颅和细瘦的脖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觉得他营养不良很多年了。他说前几年（我们上学时），他用板车拉着他家的藏书捐献给省图书馆，但他需要查阅资料时，还不能随时去。据资料显示：自1956年到2003年，分别数次将家藏的19783册书籍和186件文物捐献给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河西学院、武威县人民医院等单位。书籍内有不少明、清善本。
孙克恒教授和党鸿枢教授两位是讲“现当代文学”的，孙教授激情澎湃，讲到深情处，则双拳紧握、眼睛盯着前上方；而党鸿枢则是华丽的辞藻信手拈来，文思泉涌，他的两节课就是语言的盛宴。他们两位的课都没有教材，我们的每一节课都是在忙碌着记课堂笔记，很难欣赏他们讲课的激情。
田明老师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他那破旧的自行车每次上课不只是载着他，还有我们七十多人的作业本，他的头发是向左分过去的，每次讲课到激动时，总会有一绺从左面垂吊下来，挡住他右面的眼睛，这时，他就会用沾满粉笔灰的小拇指往上捋一捋，但不久又滑落下来。据说他一生未婚，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在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田老师迟到了，原来是他的自行车被偷了，他一手拿着讲义，一手提着用网兜装的我们的作业。
现在想起我们的恩师，觉得既亲切，又伤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离世。往事如烟，所有人都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没有回首，没有重聚，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