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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散文:我的小学

作者:亿聪起名乡土文学社
乡土散文:我的小学

文:燃烧的火把

我属于半拉子城里人,生在乡里,长在乡里,自然也是在乡里小学完成的启蒙教育。乡里的学习环境与城里相比,至今也无法同日而语,当年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艰苦的环境也会留下童年的欢乐,留下少年的记忆,因为那同样是青涩而又阳光的人生起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义务教育一词还没有进入国家教育辞典。升高小也要考试,不及格要么留级复读,要么回家看牛。回家放牛,未来的人生就不用再规划了。凭借成绩,我没有回家放牛。  

我读书的高小坐落在高山脚下,那个地方叫狮头坡,离家四、五里路。早上从山顶上下山,傍晚从山脚下上山,整整两年时光,抛洒在朝下暮上的往返之中。  

学校很简陋,一座长方形的祠堂,几间阳光难以光顾的教室,一块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巴的操场。  

祠堂,族人用来祭祀祖先、议决宗族事务以及对不孝子孙执行族规惩戒的地方,气氛肃穆阴森,让人望而生畏。解放后,千年宗法制度一去不复,祠堂的原有功能消失殆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拿不出资金改善城乡教学设施,尤其是乡村学校,于是,弃之不用的祠堂几乎都用来当作了校舍。新中国的农村教育,就这样因陋就简,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读高小的祠堂,墙面是用青砖砌就的。砖与砖之间,白色的石灰浆粘合,纵横不对称的线条,构成等边的几何图案,远看如湘西蜡染,既简单明快,又美丽大方。南边的斜土坡上,两棵高大的古枫木树郁郁葱葱,巨大的树冠笼罩着祠堂的灰墙青瓦。树下,一溪清流常年碧波荡漾。喜鹊一样的年轻媳妇与花儿一样的村姑少女,或洗衣浣纱,或挑水洗菜,溪水迭映着她们的娇好面容与美丽倩影,还有五彩缤纷的梦,欢歌笑语般地流过春夏秋冬,流向大山那边的远方。春夏溪水上涨,青壮汉子撑一根竹篙,站在竹木排上如同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精彩画面,那几乎是所有山里少年都曾经跃跃欲试的梦。入秋以后,流量减少,清澈见底,鱼虾嬉游,螃蟹横行,满溪皆是。午休或放学后相约下溪,游泳戏水,摸鱼捉蟹,那一份少年野趣,让人终生难忘。  

学校虽然简陋,却因山光水色而充满诗情画意。如今回想起来,似乎有所悟,那就是远离浮躁喧嚣的山光水色,不仅美丽,而且富有灵气,陶冶人的情操,让你变得纯朴,变得敦厚,变得敞亮、诚实与坚强,即便日后面对艰难困苦,沧桑坎坷,也始终会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读书,一半来自环境,一半来自禀赋。我家上朔十代八辈找不出一个读书人,而我对读书却兴味盎然,初小语文、算术两门主课成绩不赖,尤其语文,一直牢固地稳在全班第一名的位置上。进入高小,这样的地位没有改变。畏难作文大有人在,两个小时写一篇文章让不少小伙伴们一筹莫展,而我乐在其中,作文成绩最高九十九分,老师一字不改。至今我还记得那位语文老师说过的话:扣你一分是因为作文从来没有打一百分的。言下之意,他也不能破天荒,开先例。  

老师的表扬与鼓励,对学生的影响超过父母。几十年后,我听到一个真实故事:一学生成绩一直上不去,老师在他的考试答卷上怒发冲冠:“养不教,父之过”。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已很自责了,而老师却把不满发泄到家长头上。家长难忍此辱,以牙还牙,在孩子的考试卷子上愤然而起:“教不严,师之惰。”算是对老师的回应与还击。  

老师与家长“对打”,且都引经据典,但家长的反驳似乎更符合经典原意。“养不教,父之过”的“教”,正确的解读应当是养了孩子不送去学堂念书,接受教育,那是父母的过错。显然,那位老师既有牵强附会之嫌,更有强词夺理之势。如果传授知识、释疑解惑的“教”也是家长的责任,那么老师就没有理由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高尚职业,甚至连存在也失去必要。历史留下了孔夫子,因为他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而那些“弟子”与“贤人”的父母,却没有一个走进历史的记忆中,只有孔夫子至今活着,倍受世人尊重。  

也许,自古以来的国人教育,既得益于孔老夫子,也受制于孔老夫子,“学而优则士”下的传统教育最大特点就是重文轻理。所谓才学,即文字表达能力,吟诗作赋,填辞出对,国人一向津津乐道。李白、杜甫无人不晓,状元秀才无人不夸,但是,就人生所需要的知识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  

进入高小后,我的语文成绩仍然遥遥领先,但数学已不能与语文同步了。其实,初小时已经有人超过我了。记得有一次老师点名,让我同另一位同学打算盘比赛,看谁速度快,打得准,赛题从一加到三十六,得数等于六百六十六,一口气完成,珠算加法就算过关了。那次比赛我赢了,但不真实,那位同学比我稍快一些,只因我在比赛中耍了个小聪明,老师没有发现。几十年后一次回乡,当年的对手碰到一起,说起那场赛事,我坦率地告诉他,那场比赛他是赢家。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说跳过两个数字没打,一个是加到二十四时得数等于三百,我从二十二直接跳到二十四;一个是加到三十五时得数等于六百三十,我从三十三直接跳到三十五。几十年前的考场“舞弊”,至此真相大白,引来他的哈哈大笑。  

数学成绩有比我强的,表现虽然不能说坏,但算不上优秀。小学加入少先队,我只当了个小队长,胸前红领巾与别人的一样鲜红,胳膊上的红布白杠杠却只有一道,比邻的伙伴两道,中队长,大我一级。大人们问起时,我很尴尬。所以,从初小到高一,我一直当学习委员。但作为学生,成绩又是硬道理,好成绩让人羡慕,尤其让家长心花怒放,同学间还难免妒忌,家长永远众口一词,老师的偏爱更不用说,今天尤甚。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高小第二个学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当上了全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成了红领巾的头儿。从小学小队长到高二越级当了大队长,真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  

优异的语文成绩,再加上少先队大队长的荣光,我的名字有些流光溢彩了,班上的女生与我接触多了起来,用今天的话说,我是她们的“偶像”,她们是我的“粉丝”。而此前,她们很少在意我的存在。  

在班上的女生中,有两位我记忆犹新。她两人家在公社(今天的乡)所在地。那里是一方集镇,是一个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店、电话、广播、邮政、储蓄、医院这一类象征近、现代文明的应有尽有,同时打铁、编织、染坊等一类古朴作坊以及饭铺酒店也一一俱全,每逢集日,小镇上熙熙攘攘,难得的繁荣景象。尤其公社党、政、群、团、科、教、文、卫以及众多的“七站八所”设在那里,穿着蓝制服的国家干部进进出出,开会办公,既庄严又神秘,而我与这些都是陌生的。  

那时,她们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一个长辫子直挂腰间。留短发的年稍大一点,一张圆圆脸蛋,两个浅浅酒窝,不笑也阳光灿烂,光彩照人。但是,她毕竟是乡里小集镇土生土长的女孩子,早晚上山下地,放牛砍柴,常年累月日洒雨淋,脸蛋上一层暗红,掩盖了原本的白皙细嫩。她的家庭属于典型的“红色家庭”,母亲是土改时的老共产党员,一直担任村里干部。父亲虽然没有母亲显赫,但也多年劳模,尤其那一年两位兄长同一天参军入伍,受到县里、公社隆重表彰。她本人一直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光环笼罩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她的自我感觉良好,不少男生自惭形秽,敬而远之。长辫子女生本系城里人,父亲是铁匠,现代职业术语叫煅工。那时,城里小手工业不是国营也是集体,从业统一调配。她的父亲分配我们公社,于是举家进山,在小集镇上架炉开铺,她也就自然在山里上学念书,度过少年时光。  

家庭背景的骄傲,城里人的优越,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她们两人形影不离。但是,她们的性格却并不相同,留短发的女生性格外向,好抛头露面,在乡里老一代人眼里,属于“疯丫头”一类,其实那是许多山里孩子性格中固有的一份“野性”。长辫子女生含蓄文静,属于很淑女的那种。性格反差让她们得以互补,一份友谊保持至今。那时,她们正豆蔻年华,如花蕾含苞待放,如春草抽芽吐绿。应当说,那是女人一生最美丽的岁月,更是最清纯的岁月,虽然对于恋情似懂非懂,但在少女先天固有的羞涩意识里,或许也已悄悄揉进了些许青春的朦胧。她们比我大个一年半载,让我称她们“大姐”“二姐”,出于男孩子的本能,我当然不乐意。这场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三角”的味道,但无论哪一“角”,都清纯如溪中流水,晶莹剔透,坦坦荡荡,一尘不染。因为那个时节在我们的人生词典里,还没有收入“初恋”二字,有的只是单纯与纯真,至今洋溢着回忆的甜美与温馨。  

两年高小很快就过去了。临到毕业要拍毕业照,去城里不仅山高路远,食宿也花费不起。于是,学校把城里的照相师请到学校,就在那两株大枫木树下,为大家拍照留影。  

我是第一次看见照相机。四四方方的一口小箱子,用三根铁棍子支起。照相师傅弯腰躲在一块黑布下面,大声喊着看好镜头,身板坐直,不要乱动。鼓捣一阵,他从黑布下面钻了出来,一只手握着一根皮管子末端的小皮球,另一只手的食指竖在照相机旁边,数完一二三,一声“咔察”,照好一张。太稀奇了,太神秘了,就那么一下子复制出许许多多的你我他。这样的好奇之心,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除。  

集体合影与个人毕业相照完了,师傅问有没有人需要加照?她俩站了出来,女孩子的表现欲望天生比男孩子强烈。照相师傅又钻到黑布下面捣鼓去了,然后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与话语。就在照相师傅张嘴喊一二三的时候,她俩突然将我拉了过去。我还来不及做出反映,就被她们把我固定在中间的位置上,她们在两边,俨然两姐姐呵护着小弟弟,等待那一声“咔察”。我有些许窘意,也有些许得意。当时的记忆深刻而绵长,至今烙在心头。  

照片洗了出来,一人一张,气宇轩昂的古枫树下,我的表情大失自然,呆若木鸡,同阳光灿烂、妩媚动人的她们定格在一起,很不协调,不过也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花儿一样的她们。当然,我也算“英雄”了一回,因为我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而她们是公认的美女,能歌又善舞,很吸引男生眼球。几十年后相聚,她们问我,那张三个人的照片还在不在?我只好如实相告,照片丢了,充满了惋惜,愧对那一份纯真与美好,还有对她们的一份内疚。  

高小毕业后,我进城上中学,她们没有。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少先队与共青团瘫痪了,一夜之间,我们成了“红卫兵”战士。留短发的女生作为“红卫兵”代表,“串连”上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虽然“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给社会造成的后果无法估量,但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学生,农家女儿,能够见到毛泽东这位划时代的世纪伟人,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她一生的荣耀与幸运,有千万条理由让人引以为豪。后来我在北京也呆过几年,见到的已不再是老人家红光焕发的面容,而是他的遗体。当年,她从北京回来后,给我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感动不已。那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礼物,赛过今天的奔驰、宝马。  

后来,她们一人从政干部,另一人做了财务会计。我也走出了大山,成为奔波在斑马线上的半拉子城里人。  

物换星移,春去秋来,岁月匆匆,催人老去。如今,简陋的祠堂里早已经没有了朗朗书声,高大的古枫木树下也早已不再有少年的身影。学校迁走了,新建的校舍自然“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但唯有阳光下的红领巾,依旧那么鲜红,唯有校园里的歌声,依旧那么嘹亮!  

“准备了好嘛?时刻准备着!”  

再现着我记忆中的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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