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密不可分。应如何理解这一口号？“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在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性。
制图：李凌霄
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新青年》推出了史上最厚的一期专刊——“劳动节纪念号”，封面为罗丹作图的《劳工神圣》，蔡元培在扉页题词“劳工神圣”，李大钊也在开篇刊文《“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以“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来指称劳动节。当天，北京大学在组织的纪念会上倡导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五一”劳动节的明灯走向光明。此后仍有在“五一”劳动节当天发放印有“劳工神圣”字样的面包等行动出现。
“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与影响
作为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口号，“劳工神圣”曾一度取代“民主”“科学”成为支配性的话语。这一口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思想界，使劳动迅速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话题，又为此后劳动光荣的社会伦理做了铺垫。那么，“劳工神圣”口号是在何种背景之下、缘何而提出？为何一经提出便能直接具有一呼百应之效，以至于时人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成了这一口号的继承者？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对于当前是否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回到“劳工神圣”提出的历史语境之中。
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变动酝酿着深层革命，而思想界也极度活跃、交锋不止。在混杂的新思想中，引入劳动话题的先行者们尊重劳动，强调劳动，反对不劳而获。而早在20世纪初，在对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进行译介时，便出现了“劳动神圣”的表达。可以说，对劳动的关注与崇尚，在蔡元培之前便曾经由其他途径显现，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一直到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提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与此前的波澜不惊相对比，“劳工神圣”口号一经提出便形成了一股惊涛骇浪，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人们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劳工神圣”之成“狂热”之势，直接在于与欧战胜利的情感语境契合。这一胜利在我们当前来看无关紧要，此后巴黎和会的失败甚至使其带有荒诞和屈辱意味。但于时人而言，这一胜利却既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正义伸张，又是“久经列强欺侮”的扬眉吐气，当时出现了阅兵、放假等庆祝形式，形成了一时的举国欢庆氛围。归其来由，是15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洲帮助协约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成为中国的参战方式。这一事实直接颠覆了国内政府、学界等“上层”群体对劳工群体的认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引起广泛共鸣而迅速铺陈至整个社会。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带有一定感性抒发的色彩。
“劳工神圣”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劳工神圣”之为理论创造，根本在于突破传统和阶层重构的有益探索。“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引出万物者也”，而以儒家道德和智能承载体的“圣人”人格为代表，“圣”亦可作为道德和成就水平之形容。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工作为万物创造者、超群能力持有者和崇高道德之人格承载的赞美。这种赞美一方面颠覆了传统中对劳动者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双重贱视，从而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形式开启了贬斥劳动到赞美劳动这一具有近现代标识的历史征程；而另一方面，将“心—力”的差别化约在共同之“劳”中，从而以“劳工—非劳工”的新区分，使过往的社会阶层认知发生了结构性演变。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传统社会的理论整合，是助推社会转型的有益尝试。
“劳工神圣”之能影响社会，主要在于内在伦理和外在行动的牵引意义。“劳工神圣”以崇尚为核心、以礼赞为目的，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引导意义的价值取向，使劳动者成为一种值得推崇的角色和人格，又将劳动活动推向意义承载的神圣地位。这一方面贬斥“不劳而获”，将自食其力的劳工置于道德高地，从而塑造了对劳工的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又使劳动与“理想生活”“人生义务”“一切乐境”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对劳动的价值认同。因此，“劳工神圣”在传播过程中渐渐从理论研讨扩展至行为选择，并逐渐生发出实践维度，开启了劳工的群体唤醒。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动伦理的自发和自觉构序，为主体的形塑提供了依托。
“劳工神圣”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正式开启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劳工神圣”口号，在其原初内涵来看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且显现出诸多理论缺陷：彼时，劳工身份实际上是作为人格承载，故而对劳工的赞美不是在寻找历史行动主体，而是着眼于个体劳动者身份获得的道德推崇；对劳动活动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劳力耗费而少有生产意蕴，故而被推崇的对象只能是主体而非活动本身；对劳动的推崇不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却为神圣意义，故而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直接接受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口号，但实际上，“劳工神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才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完成了其非马克思主义至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至科学主义的内涵跃迁。
此间，“劳工神圣”契合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则为“劳工神圣”注入了灵魂。“劳工神圣”将劳动议题带入了人们的视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入劳动创造价值、创造人和人类世界的科学观点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口号与现实中的劳动者境况对比形成的“劳动悖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指引之下完成了其理论，并导向对劳动解放的追求和对现实劳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劳工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契合了分析中国被剥削境况之现实需要，从而为分析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民族解放的路径指引，催化了社会改造的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劳动节纪念号”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曾强调，“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劳动问题置于一处。事实上，劳动解放与女性解放本身便具有难以忽视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给予女性问题的重要理论答案。“劳工”身份本身是超乎性别的，但其超越性本身却供给了平等的可能性，对劳动者、劳动活动的崇尚也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现实通道。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
概而言之，原初意义上的“劳工神圣”虽曾发挥一定作用但整体已被历史扬弃，而完成跃迁的“劳工神圣”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其影响。正如李大钊曾指出的，由于“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劳工神圣”蕴含的崇尚内涵，也就具有了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这一方面蕴含了所有人作为劳动者的、平等的地位提升，从而使“用自己的劳力做有益他人的事业”成为一种价值引导，衍生出“劳动光荣”的社会伦理；另一方面也指引了全部人作为劳动者的、共同的解放路径，神圣倡导与现实卑污形成的张力，遂而转变为实现劳动解放的推力，又生发出“劳模运动”等落地实践。
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性。首先，作为对劳动者的礼赞，“劳工神圣”在打工人的话语背景之下能够重新唤醒身份识别与认同，从而为劳动者的自我书写提供引领；其次，作为对劳动活动的崇尚，“劳工神圣”蕴含的“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的伦理性表达，能够弥合“躺平”背后的价值虚无，从而为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汇聚力量；最后，作为对劳动解放的牵引，“劳工神圣”能够从内部赋能“异化”的扬弃，从而为现实劳动境况改善明确路径。当然，在运用历史性概念之时，我们必须推动其内涵的新时代跃迁，如突出“创新”“创造”的核心特征，为适应当前时代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基础。
2024年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运》
来源/中国妇女报（ID：fnb198410）作者/姜如雪（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责编/陈晓冰审签/一帆监制/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