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五一”勞動節紀念與“勞工神聖”的口号密不可分。應如何了解這一口号？“勞工神聖”不僅牽引了民族解放，還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徑。在新時代，重提“勞工神聖”口号依舊具有必要性。
制圖：李淩霄
中國的“五一”勞動節紀念與“勞工神聖”的口号密不可分。在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新青年》推出了史上最厚的一期專刊——“勞動節紀念号”，封面為羅丹作圖的《勞工神聖》，蔡元培在扉頁題詞“勞工神聖”，李大钊也在開篇刊文《“五一”（May Day）運動史》中以“這‘勞工神聖’的紀念日”來指稱勞動節。當天，北京大學在組織的紀念會上倡導本着“勞工神聖”的信條，跟着“五一”勞動節的明燈走向光明。此後仍有在“五一”勞動節當天發放印有“勞工神聖”字樣的面包等行動出現。
“勞工神聖”口号的提出與影響
作為具有曆史标志性意義的理論口号，“勞工神聖”曾一度取代“民主”“科學”成為支配性的話語。這一口号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彼時的思想界，使勞動迅速成為一個社會公共話題，又為此後勞動光榮的社會倫理做了鋪墊。那麼，“勞工神聖”口号是在何種背景之下、緣何而提出？為何一經提出便能直接具有一呼百應之效，以至于時人尤其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紛紛成了這一口号的繼承者？我們應如何了解這一口号？這一口号對于目前是否還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我們有必要回到“勞工神聖”提出的曆史語境之中。
五四運動前夕的社會變動醞釀着深層革命，而思想界也極度活躍、交鋒不止。在混雜的新思想中，引入勞動話題的先行者們尊重勞動，強調勞動，反對不勞而獲。而早在20世紀初，在對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一書進行譯介時，便出現了“勞動神聖”的表達。可以說，對勞動的關注與崇尚，在蔡元培之前便曾經由其他途徑顯現，卻并未引起廣泛關注。一直到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前舉行的演講大會上提出：“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與此前的波瀾不驚相對比，“勞工神聖”口号一經提出便形成了一股驚濤駭浪，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人們與中國的社會曆史程序。
“勞工神聖”之成“狂熱”之勢，直接在于與歐戰勝利的情感語境契合。這一勝利在我們目前來看無關緊要，此後巴黎和會的失敗甚至使其帶有荒誕和屈辱意味。但于時人而言，這一勝利卻既是“公理戰勝強權”的正義伸張，又是“久經列強欺侮”的揚眉吐氣，當時出現了閱兵、放假等慶祝形式，形成了一時的舉國歡慶氛圍。歸其來由，是15萬中國勞工“以工代兵”奔赴歐洲幫助協約國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也成為中國的參戰方式。這一事實直接颠覆了國内政府、學界等“上層”群體對勞工群體的認知，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提出“勞工神聖”口号，并引起廣泛共鳴而迅速鋪陳至整個社會。就此而言，“勞工神聖”是對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帶有一定感性抒發的色彩。
“勞工神聖”的理論内涵與實踐價值
“勞工神聖”之為理論創造，根本在于突破傳統和階層重構的有益探索。“神”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為“引出萬物者也”，而以儒家道德和智能承載體的“聖人”人格為代表，“聖”亦可作為道德和成就水準之形容。就此而言，“勞工神聖”是對勞工作為萬物創造者、超群能力持有者和崇高道德之人格承載的贊美。這種贊美一方面颠覆了傳統中對勞動者在社會與政治中的雙重賤視，進而以“矯枉必須過正”的形式開啟了貶斥勞動到贊美勞動這一具有近現代辨別的曆史征程；而另一方面，将“心—力”的差别化約在共同之“勞”中，進而以“勞工—非勞工”的新區分，使過往的社會階層認知發生了結構性演變。就此而言，“勞工神聖”是對傳統社會的理論整合，是助推社會轉型的有益嘗試。
“勞工神聖”之能影響社會，主要在于内在倫理和外在行動的牽引意義。“勞工神聖”以崇尚為核心、以禮贊為目的，作為一種帶有社會引導意義的價值取向，使勞動者成為一種值得推崇的角色和人格，又将勞動活動推向意義承載的神聖地位。這一方面貶斥“不勞而獲”，将自食其力的勞工置于道德高地，進而塑造了對勞工的身份認同；而另一方面又使勞動與“理想生活”“人生義務”“一切樂境”聯系起來，進而塑造了對勞動的價值認同。是以，“勞工神聖”在傳播過程中漸漸從理論研讨擴充至行為選擇，并逐漸生發出實踐次元，開啟了勞工的群體喚醒。就此而言，“勞工神聖”是對勞動倫理的自發和自覺構序，為主體的形塑提供了依托。
“勞工神聖”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不容忽視的是，作為正式開啟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勞工神聖”口号，在其原初内涵來看卻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且顯現出諸多理論缺陷：彼時，勞工身份實際上是作為人格承載，故而對勞工的贊美不是在尋找曆史行動主體，而是着眼于個體勞動者身份獲得的道德推崇；對勞動活動的了解主要停留在勞力耗費而少有生産意蘊，故而被推崇的對象隻能是主體而非活動本身；對勞動的推崇不為推動社會曆史發展卻為神聖意義，故而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傾向。是以，盡管李大钊、陳獨秀、毛澤東、李達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直接接受了蔡元培的“勞工神聖”口号，但實際上，“勞工神聖”是經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改造，才在自覺或不自覺間完成了其非馬克思主義至馬克思主義、理想主義至科學主義的内涵躍遷。
此間，“勞工神聖”契合了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改造則為“勞工神聖”注入了靈魂。“勞工神聖”将勞動議題帶入了人們的視野，進而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引入勞動創造價值、創造人和人類世界的科學觀點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口号與現實中的勞動者境況對比形成的“勞動悖論”，也是在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指引之下完成了其理論，并導向對勞動解放的追求和對現實勞動問題的解決。是以，“勞工神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契合了分析中國被剝削境況之現實需要，進而為分析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提供了理論工具。就此而言，“勞工神聖”是對民族解放的路徑指引，催化了社會改造的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在“勞動節紀念号”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中曾強調，“不單是湖南的女工的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勞工問題，乃是全中國勞動問題”，進而将女性問題與勞動問題置于一處。事實上，勞動解放與女性解放本身便具有難以忽視的一緻性，這是馬克思主義給予女性問題的重要理論答案。“勞工”身份本身是超乎性别的，但其超越性本身卻供給了平等的可能性，對勞動者、勞動活動的崇尚也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現實通道。是以，在一定曆史時期内，“勞工神聖”不僅牽引了民族解放，還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徑。
概而言之，原初意義上的“勞工神聖”雖曾發揮一定作用但整體已被曆史揚棄，而完成躍遷的“勞工神聖”卻在曆史長河中延續其影響。正如李大钊曾指出的，由于“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勞工神聖”蘊含的崇尚内涵，也就具有了全人類的普遍意義。這一方面蘊含了所有人作為勞動者的、平等的地位提升，進而使“用自己的勞力做有益他人的事業”成為一種價值引導，衍生出“勞動光榮”的社會倫理；另一方面也指引了全部人作為勞動者的、共同的解放路徑，神聖倡導與現實卑污形成的張力，遂而轉變為實作勞動解放的推力，又生發出“勞模運動”等落地實踐。
新時代重提“勞工神聖”口号的必要性
在新時代，重提“勞工神聖”口号依舊具有必要性。首先，作為對勞動者的禮贊，“勞工神聖”在打勞工的話語背景之下能夠重新喚醒身份識别與認同，進而為勞動者的自我書寫提供引領；其次，作為對勞動活動的崇尚，“勞工神聖”蘊含的“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幸福”的倫理性表達，能夠彌合“躺平”背後的價值虛無，進而為現代化的建設實踐彙聚力量；最後，作為對勞動解放的牽引，“勞工神聖”能夠從内部賦能“異化”的揚棄，進而為現實勞動境況改善明确路徑。當然，在運用曆史性概念之時，我們必須推動其内涵的新時代躍遷，如突出“創新”“創造”的核心特征，為适應目前時代需要、發展新質生産力提供主體基礎。
2024年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運》
來源/中國婦女報（ID：fnb198410）作者/姜如雪（作者機關：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責編/陳曉冰審簽/一帆監制/志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