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然奄奄一息，
脑袋垂在破碎的玻璃间，
兀自瞪着双目，
滴血的嘴一张一合，
冲着清冽的空气，
释放生命最后的热量。
1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句话，杨修明是从一部电影上听来的，用来形容自己其实不甚贴切。年轻时干过的一起案子，断了他一条腿，坐了十一年牢，却未曾赚得半根金腰带。而晚年发家后，也曾为故乡捐过修路钱，倒也不见横尸街头。
如今的杨修明已经年过半百，每天拖着一长一短的腿，在儿子开的日料店里负责外卖打包。他工作的柜台后，挂着一幅自己写的四字楷书——惟人自省。他很喜欢这幅作品，声称是凝聚自己多年修为的上乘佳作。然而我不谙书法，对此道一窍不通，见他把一笔一捺的功底说得头头是道，也只能附和着点点头。
杨修明研习书法是在出狱后的第二年，得到纽约大乘寺高僧指点才入的此道。年轻时，他的生活重心却不是水墨丹青，毕竟那是个刀头舔血的风雨年代。
1987年，杨修明从福州马尾出发，一路辗转了几处大江大洋，几番死里逃生，才得以在美国南部成功登陆。与此同时，他的同族堂侄杨仁雨已经当上了纽约唐人街星龙村同乡会的新任会长。
“洋人都说咱们同乡会是黑社会，其实都是生意人，谁的手又干净了？说好听点，我也是个跑业务的。”提及主流社会对组织的“偏见”，杨修明还是一腔郁郁。
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帮派林立。黑人以布朗克斯为根据地，不断将触手伸向布鲁克林各个大道；意大利帮则盘踞下城区茂比利街一带，与唐人街比邻相争。其间更有爱尔兰帮、俄罗斯帮，游击作战，不断袭扰。表面上繁华有序的曼哈顿，底下暗涌奔腾，黑白两道利益盘根错节，每一个试图立足异乡的华人，都不得不抱团求生。
从左到右分别是：布朗克斯、茂比利街和唐人街
港产电影中对黑帮的描写多有渲染，什么“三合会”、“青龙帮”，个个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然而纽约的实际情况其实相去甚远。就福州黑帮而言，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联盟，而是以乡、村同乡会为单位，集结起同族同姓的乡党。这些流放之徒，唯会长马首是瞻，以做生意的名头，在唐人街大街小巷攻城略地，割据地盘。虽然在遭受黑人帮派侵犯时，偶有同仇敌忾的短暂联盟，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一盘散沙，华人帮派之间的互相倾轧反而更为常见。
在德州中餐馆打工半年后，杨修明便应堂侄的召唤，来到了纽约。通过杨仁雨的介绍，与一名美籍华人结婚领证，成功获得了合法移民身份。作为报答，他帮堂侄砸了一家广东人的小巴公司。因为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手尾，很快，杨修明就成了同乡会里最得力的“业务经理”。
2
1995年，杨仁雨的夜总会开张，地点就在当时新兴的亚裔聚居区——法拉盛。当时，法拉盛虽然有很多东方面孔，皆以韩裔为主，华人却很少见。加之黑人血帮、瘸帮连年攻伐不休，墨西哥帮也欲在新地盘有所作为，再混同本地的韩裔黑帮，法拉盛形势之险恶，比唐人街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拉盛
可是，这般龙潭虎穴中，杨仁雨居然能以区区福州人的身份，在缅街最黄金地段插下旗帜，这在华人圈一时传为佳谈。杨修明倒不以为意，他说，这里头有八成功劳该是他的。
事情的由头本也无心插柳。当时正值年末，杨修明受堂侄所托，前来法拉盛区送“拜年礼”。那段时间，杨仁雨正为夜总会经营产权一事筹谋，急欲结交当地话语权极大的韩裔议员朴某正。
礼物是一大盒福州特产，腌制青橄榄，橄榄底下却整整齐齐叠了三十万美金。
在约定的韩国烧烤店里，杨修明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最后被告知朴议员要赶去参加一场年会，无法前来赴约，礼物也拒收了。对方言辞婉约，但杨修明心知肚明，韩国人根本不打算和福州帮交好，夜总会的肥水始终是要留给自己族裔。
见对方态度坚定，杨修明无意浪费时间，准备立刻回去报告坏消息，却在店门口被两名非裔青年拦住了去路。
枪，黑洞洞的枪口从对方肥大的夹克里推出，当时就顶在杨修明胸口。见两名黑人各自顶着一头蓝色的包头巾，杨修明立马意识到，来者是瘸帮份子。随着对方一声低吼，他下意识就把一盒礼金放到柜台上。
瘸帮的代表色是蓝色
因为长期混在华人圈里，杨修明的英语水平一塌糊涂，但见店员们纷纷往后厨走避，顾客都抱头趴在桌上，他也立刻摊开双手，摆出放弃抵抗的姿态。
“抢劫倒好办，我就怕是个局，反叫韩国棒子黑吃黑了。”杨修明说道。
好在两名黑人掀开盒子，见里头一堆橄榄也没再理会杨修明。把杨修明推到柜台边的墙角后，他们一人把着门，一人翻进柜台，直奔收银机。
这事若是发生在华人餐馆，抢也就抢了，反正店里都买了保险，损失也不是自己的，平平安安就是赚了。然而同样的事摊在韩裔头上，人家却不这么想。
在黑人青年忙着掏零钞时，柜台底下猛地闪出一名店员，当即就扎了黑人一刀，抢了他插在裤兜里的枪。
“要说这一点，咱们福州人真没法比。人家手里一把美工刀，就敢跟手枪叫板。”提起当时情景，杨修明对那名韩国店员的狠劲颇为钦佩。
然而狠归狠，美工刀的杀伤力毕竟跟手枪不在一个档次。在短暂的惊慌之后，把门的黑人青年朝他连开了三枪，韩裔店员哼都没哼，登时栽在杨修明身前，刚抢到手的枪也脱手滑到杨修明脚边。
“你开过枪吗？”我问。
“怎么没玩过？不过出人命，那是头一回。”
其实这事跟杨修明不搭边，只要不动那盒贿金，韩国人是生是死，他完全可以抱头不理。然而那一下的慌神，他却神差鬼使地捡起了枪。这一捡，手上就添了两条人命。
3
那场枪战很快就结束了。第一个丧命的是扑上来夺枪的受伤黑人，那一发子弹正中他的脖颈大动脉。把门的黑人很快反应过来，朝杨修明开了三枪，全部打在柜台的大理石隔板上。紧接着杨修明起身两枪，一枪打中玻璃门，一枪正中背心。
“想想那枪不该开，当时他在推门，应该是要跑的。”杨修明摇摇头，手底却没停，麻利地打包好一份套餐，递给了送外卖的小哥。
枪击发生后不到三分钟，来了三辆警车，把前后门堵得严严实实。杨修明自知在劫难逃，只求处理掉那盒贿金，才不致连累堂侄。然而回头去找时，柜台上那礼盒早已不知去向。
在警局里，华裔警察用中文告诉他，那两名黑人一个当场毙命，一个在送去医院的路上断了气。杨修明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那一刻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要判几年。
“判了几年？”我问。
“没有，无罪，警察说那枪不是我的，同样是杀人，我那叫见义勇为。”
三天后，杨仁雨在金宫大酒楼做东，请了同乡会里所有同袍，为杨修明庆功。原来，那家韩国烧烤店正是议员朴某正的产业，而中枪的店员，是他的亲叔叔。案发当天下午，杨仁雨就接到了朴某正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是夜总会和杨修明的事他包了，就当还那三十万和烧烤店的礼。
“不是说无罪了吗？这事还需要议员操作？是害怕瘸帮报复吗？”
“哈哈，什么瘸帮，后来我们查清楚了，事跟瘸帮没半点关系。两个小黑鬼就是当地的混混，头巾都是当天在缅街临时买的。”
“姓朴的说的是评纽约荣誉市民奖，喏。”
杨修明朝餐馆前台上努努嘴。在柜台的墙面上确实挂着一张英文奖状，底下印着一枚金色耀日徽和两条红蓝缎带，徽章已经褪成了暗铜色。
“既然这样，你后来怎么又进去了呢？”
“那又是别的事了。”
1997年，6月30日，这一天杨修明永远忘不了。
半年前，他的移民申请刚刚通过，终于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见到了相隔十多年未见的妻儿。托杨仁雨的关系，他的儿子被送进了纽约王牌高中——Eleanor Roosevelt High School（罗斯福高中）。杨仁雨还声称，等孩子毕业后保他去斯坦福大学进修。
杨修明自觉欠了堂侄一个天大的人情，那段时间干活倍加卖力，连原本计划的“金盆洗手”，也不得不暂时延缓了。也是在这时候，杨仁雨向堂叔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
当时，杨仁雨已经是法拉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超市、车行、餐馆、卡拉OK，缅街七成华人生意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然而风光无限的金身下，早年的孽债却也堆积成山，业报迭至。FBI、国税局几乎在同一时间对这只道貌岸然的“中国龙”展开了攻势。其中一单起诉最为严重，罪名是涉嫌纵火谋杀。
“这事你参与了吗？”
杨修明摇摇头。
“那是92年的事，烧的是格兰街一家老墨的披萨店，我当时在帮他看赌场，没去。”
“为什么放火？”
“生意呗，雨子看上了人家的铺子，老墨死活不肯转让。”
火是从后门烧起来的，时间特地挑了店里没人的午夜。原本的意图只是吓唬对方，谁知当晚正值进货，老墨下班前把几桶橄榄油都堆在了前门柜台，火舌一燎，小小的披萨店顿时一片火海，把楼上赶来救火的房东活活熏死在了楼梯间。
大火过后的街道
为了平息事件，杨仁雨多方运作，最终以十一万美元封口费的代价，把老墨一家远远送去了伊利诺伊州。原本刊登在《世界日报》头条的“华埠纵火案”，后来也改了口风，变成了“华人社区电路老化酿惨祸”。
直到1996年，躲在伊利诺伊的老墨，在一个小镇因酗酒闹事被移民局逮着，这才扯出了一宗陈年旧案。
4
第二年，杨仁雨通过关系网，得知老墨在FBI保护下，被安置在皇后区的某个旅馆里。一场抹杀证人的“业务计划”便悄悄展开了。“业务”内容很简单，三个人，一辆车，日夜留守在旅馆外的一个街区等候时机，待老墨独自出门时立刻下手，力图制造一起看似意外的交通事故。而“业务负责人”，杨仁雨早就有了人选，就是堂叔杨修明。
“为什么不拒绝呢？即便是交通事故，开车的也跑不掉吧？”
这是明摆着要拿他当炮灰了，我对杨修明的决定有些不解。
杨修明的解释是：“有些人情债，是得拿命还的。”
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的Astoria 大道上，杨修明在一辆二手凌志车里等了十几天。终于，在6月30日的夜里，机会来了。
Astoria 大道
当日正值香港回归前夜。入夜时分，儿子连续打了四通电话给他，问他几时回家陪他看回归晚会直播。这件全体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事，并不因远隔重洋而气氛稍减，早在一个月前唐人街就已张灯结彩，翘首以盼。
那一夜，连日无事的杨修明竟也浮想联翩，仿佛他的人生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度过风雨如晦的漫长年月后，终于要迎来属于他的光明新世纪。
就在他挂了电话，打算向杨仁雨请假时，手中的大哥大却响了。话筒里，负责蹲点的小弟只说了两个字——开工。
之后的事情，就像杨修明说的，来不及过脑子，半辈子就交代了。
当晚独自下楼买烟的老墨，在横穿街道时被一辆凌志车，以80迈的高速撞飞十来米，一头砸在路旁的消防栓上，当场身亡。失控的凌志车也在二十米外撞上了路灯杆，车头严重凹陷，杨修明被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重伤休克。
事后，警方从肇事车辆上搜出一箱XO，而杨修明则因醉驾伤人致死，被当场逮捕，判处入狱十一年。转送医院的路上，他醒了过来，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香港真的回归了吗？”
“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报销的。”
杨修明撸起左腿裤管，在防滑鞋和布料之间，是半根银色的钛合金义肢。
法庭上，检方不断试图把案件引导向杨仁雨买凶杀人，却因杨修明的守口如瓶，终于徒劳无功。审判全程，杨修明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Yes，I ’m guilty。”
“后来我没见过雨子，我进去第二年，他的公司就被国税局端了，判了七十几年，估计这辈子是见不着了。”
“我儿子倒是每年都来探监，死囝（福州话：臭小子）考了斯坦福，没上。好在同乡会里给了一笔钱，你看现在，盘下间餐馆混混日子，可以了。”
说话间，杨修明拿出一张请帖，说是儿子的结婚喜帖，届时请我赏脸观礼。时间是2011年10月27日，新娘是上海人，身家清白。
“人呐，来到这世间就两件事，不是来讨债，就是来还债。我给人还了半辈子债，怎么着也该轮到我儿子来收债了。”
“做这些事情，你后悔过吗？”我问。
“有一阵子吧，挺不好受，夜里睡不着，一闭上眼就看到老墨那张脸，为这事，我去问过师父，师父说，天意不可揣度，惟人可自省。后来我想明白了，还是那句话，有的人是来讨债的，有的人是来还债的。”
杨修明盯着头上的字幅，神情说不清是解脱还是麻木。我打开喜帖端详，突然发现新郎的名字有些出入，他并不姓杨，全名是叫江城。
“你儿子怎么不跟你姓？”我有些诧异。
“怎么不跟我姓？”
顺着我指的落款，杨修明先是一愣，跟着促狭一笑，用食指戳了戳我手中的录音笔。
“虽然美国言论自由，可有些话，到哪都不能瞎说。”他笑道。
我一头雾水，退回到前台柜台查看墙上那张奖状，领奖人的名字赫然写着：Da Ming Jiang（中文：江达明）。
我终于恍然大悟，不愧是老江湖，滴水不漏。一个难辨真假的故事，套上一个全然虚构的名字，使得一番足以让他重返牢狱的自白，立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尽管我采访的初衷也不在为美国法律伸张正义，然而面对杨修明的心机深重，多少还是有些被冒犯的感觉。
“不是信不过你，做生意的，总得给自己留条路，还请理解。”杨修明解释时我看不到他脸上有半分歉疚。
之后的采访颇感意兴阑珊，聊了十来分钟便草草收尾了。
收拾好东西，已是下午5点钟，正是寿司店开始繁忙的时段。三三两两人客，结伴穿过深秋新泽西萧瑟的夜幕，款款而来。拒绝了杨修明的寿司晚餐，我踏上开往时代广场的城际大巴。
大巴上，我给蒋先生打了电话，大致陈述了当日的采访，坦诚自己遇到了一个骗子。然而蒋先生却哈哈大笑，他说：“恭喜你，遇到了真正的兄弟了。”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你见过哪个道上兄弟自称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可是用假名字耍人，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不想被人知道，他一开始拒绝采访不就好了？”
蒋先生想了想，突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27，问这干吗？”
“那你还不懂，我五十二了，这个年纪的人都想好好活着，但也都怕被人忘记。”
或许蒋先生是对的，我还年轻，对人性的矛盾尚有许多盲点，不过故事得到老板的认可，也算成功交差了。至于主角是杨修明，还是江达明，也就不甚重要了。
车辆穿过一片树林时，本已昏昏欲睡的我，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脑袋狠狠撞在前座靠背上。待缓过神后，我上前查看，只见挡风玻璃上，扎着一对分叉的兽角，是一只野鹿。在穿越公路时，它狠狠撞上了疾驰而过的巴士。
有那么一刹那，我仿佛透过那垂死畜牲的瞳孔，看到一张倒在凌志车下的棕色面孔。他已然奄奄一息，脑袋垂在破碎的玻璃间，双目兀自瞪着，滴血的嘴一张一合，冲着清冽的空气，释放生命最后的热量。
尽管我从未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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