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店风波里的另一种暴富身影：“职业闭店人”黑白面

2024年4月25日，杭州市民从已关门的“金宝贝”门前走过。视觉中国图

关闭一家负债累累的健身房，同时将债务转移，老板抽身而出，要怎么做？

对此，在健身行业工作多年、目前任职于一家体育产业公司的陆河有一个比喻：这就像是把大象装进冰箱一样，看似难解，实则非常简单——打开冰箱，把大象装进去，关上冰箱。老板自己干不来，有“专业人士”帮办。

这是陆河早在四五年前就观察到的现象。那时，这批“专业人士”尚不为大众所知。直到近期，因一家知名教培机构难称体面的退场，他们以另一个名称逐步走到台前——职业闭店人。

2024年3月，早教品牌金宝贝在南京的三家门店突然宣告闭店，引发轩然大波。随后，金宝贝总部发布公告，称确有三家由南京加盟商独立运营的门店擅自引入第三方闭店，“任其发布了一系列极其不负责任的、违反品牌规定的闭店措施和言论”。2024年4月，又有家长发现，疑似有职业闭店人操盘了广州金宝贝门店的闭店工作。

如果仅是协助清算债务、协商善后，职业闭店人的存在似乎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这一行业远比此复杂。有闭店人协助商家变更法定代表人，规避还债责任；即便能够转课至其它平台，消费者有时也需要额外再支付费用，或路途遥远前往新机构上课；甚至跑路前做一波大促销圈钱，最终留下一地狼藉与难以维权的消费者。

风波中的闭店人身影

继3月金宝贝南京门店的闭店风波后，类似的情况在广州天河奥体中心店出现。

4月9日，奥体中心店宣告闭店。在该店还有36个未消课时的家长徐蓓回忆，4月10日，她来到门店，发现其大门紧闭，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与现场家长对接。工作人员自称是金宝贝总部派来协助处理转课事宜的，可以协助转到其他校区上课，但不负责退款。

一位曾在该门店工作的教师透露，此次十分突然，他也是闭店前一两天才得知消息。徐蓓则发现，直到闭店前夕，门店仍在销售课程。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份部分家长的欠款情况统计，有家长4月4日还向门店购买了8800余元的早教课程。

除此之外，徐蓓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奥体中心店是由广州一家信息咨询公司负责经营。另据天眼查，2024年1月，该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4月，其法定代表人也发生了变更，实际控制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在徐蓓看来，上述种种与闭店前变更法定代表人、做促销的职业闭店套路极为相似。由此，她怀疑有职业闭店人参与闭店。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电话，均未接通。不过，奥体中心店门口的闭店告示中，有两个可供家长联系转课的客服电话。南方周末记者以咨询闭店业务的名义，加上其中一个号码关联的微信后，对方要求与某海外社媒平台账号对接。该对接人称，其确实从事闭店业务，并可以保证经营者顺利跑路，不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在预付费领域并不少见。广西柳晟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智斌此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闭店案例。据他提供的判决书，2019年，覃某某在柳州市开始经营一家美容店。2022年，覃某某丈夫与第三人陈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后未公开告示就将美容店转让。该店于当年5月20日注销，至今未再办理相关营业执照。

甘智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店没有将充值卡中的余额退还给消费者，有46名消费者起诉了覃某某，要求退还余额，他也成为了46人的诉讼代理人。2024年1月，该案在柳州市鱼峰区法院立案。

判决书显示，覃某某方愿补偿5月20日之前充值的部分原告，而5月20日以后，其认为应由陈某某承担。

甘智斌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他记得，庭审中，被告方曾出示店铺转让合同，合同没有约定转让费用，只是让接手人承担充值卡余额与员工工资。另外，店铺于2022年6月关闭，但多位消费者反映，注销后的美容店直到关门前仍挂着原招牌做优惠酬宾的充值活动。相关充值记录也显示，有消费者直到6月中旬还在充钱。结合诸多闭店前的异常，甘智斌怀疑有职业闭店人在操盘闭店事宜。

委托费用不同，闭店方式各异

因一场闭店风波而被推到风口浪尖后，职业闭店人才第一次为公众所知。不过，这个概念对陆河来说并不新颖。

他记得，在2018年前后，有不少健身房因前期扩张过快，资金周转困难而关门，有人看准了这一庞大的需求，开始提供相关服务。“那时候还不叫安全闭店，（他们在）朋友圈发安全上岸课”。据他观察，这些人传授的“上岸”办法，无非就是变更法定代表人，甚至付费给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的人，将健身房的法定代表人转让给后者，然后跑路。不过，那时这类情况不算特别多。

到2020年，这一业务已然从点连成片。

相较陆河，曾经的教培行业从业者刘承对操作闭店更为熟悉。2015年，他开始创业，最多曾拥有6家门店，然而仅仅3年后，他的生意就宣告失败，亏损了数百万元，不得不卖房卖车还债。后来，他成功帮几个从事教培行业的朋友处理了负债事宜，完成闭店善后。有了这些经历作为基础，2021年，他正式入局，做起职业闭店生意。目前，他已经成立了一家企业管理公司，团队从最初的数人增加到了十余人。

刘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目前主做教培机构的闭店业务。按他的理解，这在本质上就是危机公关业务：老板自己也可处理闭店事宜，但没有经验，再加上担心家长争执动手，担心舆论，也担心涉嫌违法犯罪，这才花钱买个省心。

他要求团队人员最好能有教培从业经历，除此之外，还得情绪稳定，做事粗中有细，“谈判的时候要杀伐果断，但是处理一些细节问题的时候，也要非常仔细”。法律、经济领域的专业背景只是加分项，而非必需项。

接到委托后，他会首先评估机构负债情况，再做成本规划。“现在成熟的模式下，如果要妥善（闭店），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舆论影响，我们怎么也要收取负债20%—30%的费用。”刘承说。

刘承所说的负债，主要指机构欠家长的未消课时负债。确定收费后，他会根据金额的高低制定方案。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委托人出价在负债20%左右的，他只能与家长、其它同类机构谈判，将未消课时转课，家长可能还要为此额外支付费用。委托人如愿出价至30%，家长转课可能就不需要另外付费，因为出价已足够覆盖转课费用。

刘承称，如果委托人出价至负债的50%甚至以上，善后方案就可能包含退费。一种方案是，先安置愿意转课的家长，再与少数坚持退费的家长沟通，“哪怕全退，也是在我的成本范围之内”。另一种方案则是协商退费比例，例如，退费30%，剩下70%的未退款项安排转课。

但他也坦承，近一年多来，很少人能支付这么高比例的委托费用。按照刘承及多位闭店从业者的说法，支付负债的20%左右是常见的收费比例。

事实上，与家长协商转课较为常见。有家长对额外付费才能转课的办法提出过质疑：本就是机构欠了孩子的课，为何还要家长出钱贴补？刘承对此的做法是，提供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协商补钱转课等善后方案，二是花钱打官司退费，家长可以权衡哪种方案更划算。“家长不理解，我就耐心地让家长去理解，理解完、把情绪释放掉以后，他们自然会去评估这笔账。”

除去转课、退费，刘承还利用掌握的供应链资源，开发了一个购物小程序平台。如无法退费但有家长坚持退费，刘承会提供所欠学费等额的消费券，家长拿券再到该平台换购冰箱、彩电、沙发等商品，这也是一种解决之道。

也会有家长不愿妥协，坚持全部退费的，对此，刘承直言只能走法律程序。不过这是极少数情况。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部分情况下，他在一个月内就能完成闭店流程。

2024年，刘承单个案例收费在5万-10万元。他接过最大的单，是协助过一家负债超千万的机构闭店。理论上，他能收到约两百万元，但对方至今仍拖欠50万元尚未付清。不过，像这样拖欠的情况不多。

“开店也好，关店也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商业的行为，它不存在什么道德的亏欠。”刘承总结，“我说句实话，但凡（委托人）有钱退，还找什么闭店？无非就是真的碰到困难了。”

刘承估算，2023年以来，他一年能接手四五十家机构的闭店委托，算下来有三四百万元收入。

市场里的黑暗面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滋生了闭店服务的另一张灰色面孔。

南方周末记者以教培机构负责人的名义，联系了三位自称提供闭店服务的生意人，询问他们的闭店方案。三人的方案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套路。

在收费问题上，除去一位闭店人称要了解详细的账目才能定收费金额外，剩余闭店人均称会收取负债的20%左右。

确定合作后，流程便会启动。一位闭店人称，流程第一步即是完成法人过户，将店铺转让给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便是变更法定代表人。

尽管刘承声称，他不鼓励客户转让法定代表人，也不会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前述三位闭店人均声称，他们均会变更法定代表人。这样一来，未来如有人要走法律程序追债，也只能追到新法定代表人头上。

谁会来担任新法定代表人？三位闭店人均声称，相关人选将由他们来寻找。“那个人也负不了这个（还债）责任。”一位闭店人透露，“这个人就是走投无路的，给点钱，他也就无所谓了。”

这涉及另一个隐秘群体“职业背债人”。据媒体报道，这类人一般是老光棍、绝症患者或好吃懒做的人。在闭店业务上，背债人团队也可能与闭店人合作，安排人顶替法定代表人，配合闭店人团队完成工作。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一起明确有职业闭店团队操盘的闭店案例中，法定代表人甚至被转给了一位曾被盗用过身份证的偏远地区老人。

一位闭店人称，按照他的办法，过户完成后，他与团队会将机构的注册资金降至几万元，并经营一两个月，把“转让”做得更真实一些。其间，他可能会做一波促销活动，时长约一个星期，所得三成需要交给他，“（营业额）冲个10万、20万没问题”。

等一两个月一过，他就会关闭门店，申请破产，清算债务，进行工商注销。至于家长的未消课时，该闭店人直言不讳，“全部是不了了之的”。哪怕家长诉至法院并胜诉，他也只需赔偿注册金额的数万元，加之店内物品还要通过法院拍卖，“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也不用赔钱”。

另一名闭店人则把自己的办法称为“各跑各的”：“我就打电话叫个人过来，他顶一下（课时负债），然后你找个时间把东西搬一搬就行了。”他说，“不搬也可以直接关。”如有家长找来要说法，“我不管，你也不用管，正常（情况下）找不到你”。

如果想要把闭店后的事情彻底摆平，这位闭店人还有要价更高的方案，金额是负债的50%。这种情况下，他会与机构负责人签署转店协议，代经营一段时间，处理部分未消课时后再闭店。经营时间长短视情况而定，营收也全部归他。他解释，闭店后如有纠纷，也只会找到他，到那时，他再以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为由，要求对方找转换后的新法定代表人。

该闭店人还建议，如机构开在老家，闭店后负责人应尽量离开，因为本地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有冲突。

闭店未了局

在不少疑似遭遇闭店灰色一面的案例中，消费者的维权均十分困难。作为一名律师，徐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便有迹象表明涉及职业闭店人与诈骗行为，也很难证明这一点。诈骗涉及刑事犯罪，需公安立案侦查，但家长往往没有权限获取更多证据，公安也因此难以立案，如此就变成一种死循环。

在代理美容店一案时，甘智斌也一度有些担心。他记得，两次庭审中，陈某某均未现身，因此不能确定其真实身份。另一方面，“因为店铺转让了，而且它的主体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所以它的责任就是由自然人直接承担。”他说，“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法院不支持5月20日以后的充值金额由被告覃某某承担的话，也是可以的。”

2024年3月，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下达。法院认定，由于店铺转让未公示，亦未通知原告，原告与覃某某在服务合同关系中未对合同主体的变更进行明确约定，那么在店铺转让后的充值情形中，覃某某仍需以个人财产承担债务。至于覃某某方要求追加陈某某为本案被告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抗辩，法院认为应另案处理。

由于该判决走的是小额速裁程序，一审即为终审。不过，这也并非该案的终点。甘智斌说，覃某某至今尚未履行判决，他预计很快会走强制执行程序。

甘智斌分析，法院最终判决由原经营者承担债务，一方面与其不公示转让等经营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店铺注册主体为个体工商户，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遇到注册主体为公司的，情况可能会难办许多。即便消费者起诉，由于公司是对外以认缴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如果已经实缴了注册资本，或者法院认为不能以加速到期认缴资本要求原股东承担还债责任的话，那么责任就落不到原股东头上。而新股东名下往往又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消费者胜诉也很难拿回钱。

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杨忠孝看来，消费者遇到闭店人协助经营者采取欺诈的手段逃避债务的，法律上依然可以对原经营者甚至是共同谋划欺诈的人追责。然而，这毕竟是采取事后救济的方式来维权，还是有些被动。消费前，顾客就应留意，门店是否就预付费业务进行了备案，以及所涉公司的信用状况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杨忠孝认为，提升对于预付费领域的监管力度也尤为重要。监管部门应对这一领域的企业做出限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信用状况的好坏，再对其可获得的预付款额度做出限制。而针对收到的预付款，杨忠孝认为，应委托诸如银行这样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进行存管，根据商户提供服务的情况由存管机构划拨相应的资金给商户。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能够预付的金额也要设置上限，以控制风险。

杨忠孝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行上述部分做法。2023年，北京市多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明确了预收金存管制度，例如，销售3个月及以内的预付卡的，应将预收资金的40%作为存管资金，期限内服务完成后，存管资金才会于2-5个工作日打进经营者账户。杨忠孝认为，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行前述多项监管措施，或许能取得更好成效。

即将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就对预付费领域做出了规定。该条例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继续履约或退款。违反此项规定的，由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徐蓓、陆河、刘承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邵镕 吴鑫韬 朱俊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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