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1950年8月1日，二军教导团在疏勒城大校场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因为四、五、六师调来很多战斗骨干，所以各师首长也都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好好学习，要为建设一支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努力。那时我当摄影员，就给每位讲话首长都拍了照片。其中四师政委曾光明穿着一身刚从天津运来的苏式战士服，也就是套头的连襟军装，使他矮胖的身材显得格外年轻精干。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也显得铿锵有力，很富鼓动性。不久，他和我们一起参军、同车进疆、年龄较大、端庄淑贤的女宣传队员王瑞彬结婚，我们就更有机会了解这位老红军政委了。
建设边疆的功臣
喀什解放，百废待兴。1950年初，四师师长兼政委杨秀山升任为第二军副军长兼喀什军区副司令员后，曾光明即升任为四师政委。他和吴子杰师长一起狠抓部队思想建设，派部队上山，接管了中印、中巴和中苏边防，捍卫了祖国神圣的领土；派政治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担负了改造一个师的起义部队任务，使他们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同时，把部队撒向戈壁荒原，开荒、种地、修水利，展开大生产运动，当年就获得好收成，做到了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负担。另外，还要履行喀什警备司令部的职责，狠抓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为改造和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创造了条件。
曾光明当时不仅是四师政委，而且兼任过新成立的喀什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为了地方工作的需要，也曾抽调大批干部到地、县、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从上而下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同时，大力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从而团结了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开办中国人民银行和军人服务社，平抑了物价，打击了投机倒把，支持了手工业者，恢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在农村，则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为展开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彻底砸烂封建农奴剥削制度打下基础。因此，身负重任的曾光明，为此付出很多辛勤和汗水。当然，也获得了极其可喜的成果，那就是让喀什噶尔原野变得更加美丽和安宁，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团结战斗，走向兴旺、幸福生活的天堂。
1954年底，曾光明任南疆军区副政委。1956年底，随着郭鹏司令员、左齐政委调新疆军区工作，曾光明便当了司令员。他和朱家胜政委，以及后任的马洪山政委，团结奋战，深入基层，坚决贯彻军委的指示，掌握官兵思想动态，一手抓军政训练，守卫好千里边防；一手抓支援地方，加速工农业建设。即使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保持了部队思想稳定，战斗情绪高昂，无论在边防、内卫、民兵、生产，以及在稳定地方等工作中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前，军委派五十四军副军长、曾任过南疆军区副司令员的何家产回新疆，任南疆军区司令员兼前线指挥部司令员。这样，曾光明便改任第一政委，马洪山任第二政委。他们全力支持何司令员在中印边防西线的反蚕食斗争和以后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他们日以夜继，运筹帷幄，要人给人，要物送物。军区缺少车辆、物资，便与地方协同，动员大批车队把各族人民支援的粮、油、羊、菜源源不断送上边防。喀什缺少弹药、油料，立即请上级派车日夜不停直送喀喇昆仑山上。正由于抓好了边防部队的后勤保障，所以使前线部队连打胜仗，一举拔除了印军设进我境的43个侵略据点，收复了祖国神圣领土。西线战斗的胜利，有力配合了东线战役的更大胜利，从而打出大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印边境40余年的和平与安宁。
1965年，曾光明政委不顾身体有病，驱车翻越5000多米的昆仑山，到西藏阿里地区去视察工作。在4个月的时间中，他走遍了边防哨所，向指战员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鼓舞了战士们吃苦奉献精神，有效促进了边防建设。但他的高山反应却很严重，经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坚持到下山时，他的心脏病、糖尿病更重了。
革命战争的英雄
其实，曾光明是位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参加指挥西线边境战斗，只是他在和平年代增添的一段光荣历史。在此之前的30年中，他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战斗，而且还几次负过伤。
1917年元月，曾光明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放牛、种地，没上过学堂。在轰轰烈烈地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下， 15岁的曾光明就扛起红缨枪，参加了油田乡的农民赤卫队。1930年8月，他响应中华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100万的号召，走进了红三军七师十九团的行列。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历任勤务员、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九打吉安”和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他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曾三次在火在线传递战斗命令，一次率全排夺取了敌人一个营的阵地。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曾光明任红一师二团营教导员，曾担任左路先锋，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并不顾自己左臂负伤，终于打开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广东省辛田镇通道。以后，在打了遵义和毛尔盖等战斗后，曾光明患了胃病、虐疾，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忍饥受冻，历尽艰险，终于带着部队，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抗日战争开始，曾光明任一二0师政治部抗日战线科 (原保卫科) 科长。1938年即随师部赴晋察冀参加过对日寇的反扫荡斗争，接着带小分队深入山西阳曲等县，在敌后展开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一次突然遭敌包围，他又不顾右臂负伤，掩护战友突围后，自己才安全撤出。尽管环境恶劣，险情迭出，但他仍组建成立了县一级的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曾光明任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主任，先后参加了山西静乐县康家会、米峪镇、兴县田家会等艰苦战斗。他身先士卒，宣传鼓动，打垮了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反围困的重大胜利。同时，不断对敌展开反击，攻击日寇堡垒，争取了广大群众，按毛主席的要求，达到了“把敌人挤出去”的目的。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曾光明任晋绥军区独四旅十三团政委。4月间，汾阳顽军两个营向我北廓村二营六连一个排进攻，打了整整一天，在伤亡21人的情况下，8个战士坚守大庙，直到援军到达。战士王老虎曾把掷弹筒的炮弹往墙上一碰，顺手扔入敌群，以后就用石头砸敌人，被树立为独四旅第一个战斗英雄。年底，独四旅与南下北返回来的三五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在王震司令员指挥打中阳城时，十三团政委曾光明曾主动率领一个连攻上了北咀山，打下了敌碉堡，解除了我军右侧威胁，为打下南山，攻入中阳，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7年春，当国民党25万大军队进攻延安时，曾光明热血沸腾，率领部队西渡黄河，加入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行列。3月13日，当他们到达党中央临时驻地王家坪时，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鼓励。而后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取得了“三战三㨗”的重大胜利。特别是在蟠龙攻坚战中，六连班长张生同和战士王老虎英勇突击，迅速穿过铁丝网，打进敌人外壕。接着搭梯子往上爬，敌人打来手榴弹，张班长咀上负伤，鲜血直流，仍坚持往上爬；而王老虎则连续拾起三个手榴弹，扔回敌阵地中。就这样，他们登上了积玉峁，摧毁敌人伏地碉，为取得整个战役胜利，打开了进攻的大门。是役，十三团俘敌600余人，活捉了旅长李昆岗。以后，他们又打胜了沙家店战役，消灭了敌三十六师。张同生被提升为排长，六连一排命名为“张同生排”；而王老虎又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还参加了安塞真武洞祝㨗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坐在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身旁，为部认带来极大的荣誉。
曾光明政委常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善于抓典型，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十三团不仅涌现了不少战斗英雄、工作模范，还给他们颁发过金、银质奖章。如三营机枪连被评为“贺龙模范连”，一连副指导员连德合荣立一等功。1947年10月，他们在打宜川城的战斗中又发挥了重大作用，连德合带战士们攻上七郎山，小腿负重伤，仍然往上爬。战士们高呼：“为副指导员报仇！”勇猛冲向敌人，最后攻上内七郎山，为解放宜川城又立了大功，受到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将军亲自授予的“宜川战斗第一功” 奖励锦旗一面。部队接着打运城，连德合在英模大会上说：“谁再立特等功，我就把这金奖章挂在谁的胸前！”激起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战斗热情，部队在扫清外围、攻碉堡，以及两次攻城战斗中表现出前赴后继，无比英勇，为很快打下晋南堡垒运城，创造出辉煌战果。事后，金质奖章还没来得及转送别人，特等战斗英雄连德合却在西府战役中英勇牺牲。
1947年8月，曾光明任独四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8月任四旅副政委，1949年改称为二军四师副政委。他参加了西北战场上所有重大的战役行动，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1949年9月，当他们横扫陇南，解放青海，跨越风雪祁连山，解放河西重镇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并在那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时，指战员们都流下了激动地眼泪，想起了无数为革命献身的同志，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1949年10月12日，四师首先从玉门出发，踏上进军新疆的漫长征程，虽说新疆是和平起义，而且有一些汽车可坐。但国民党特务沿途煽动叛乱，残害各族人民，作为前卫师的领导就不能不平息叛乱，惩处坏人，安抚群众，维护社会安宁和道路畅通。实际上，部队乘车到焉耆就没油了，汽车还要开回玉门加油，并倒运后续部队。因之，四师各部都转入徒步行军，走过浩瀚戈壁，忍受干渴饥饿，迎着狂风飞雪，进驻了祖国西陲边疆的巴楚、喀什和莎车等地。1949年12月1日，喀什各族群众5万余人，出城10里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四师十团(即原十三团)，作为主力部队绕城一周，显示我军声威，然后和师部、军部一起驻扎在喀什噶尔城中。从而宣告喀什获得解放，我军担负起守卫祖国边防，建设西部边疆的重任。
艰苦朴素的模范
曾光明同志是资深功高的老红军，1950年初即升任四师政委；1955年，任南疆军区副政委，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以后，在南疆军区当司令员、第一政委共13年，是南疆军区任党委书记最长的一位领导。由于我在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还兼任过党委、纪委秘书，以后又当副处长，所以对这位老首长的脾气性格，工作作风，以及生活状况有所了解。他是一位对党忠诚，工作勤奋，心无杂念，作风正派的好领导。虽因文化较低，处事不够果断，难免被人议论，但大家仍对他很尊敬，“班长”当得很不错。实际上，他谦虚好学，平易近人，关心下级，从没发过脾气。这方面我是有亲身感受的。一次召开干部会，传达一个内部文件，他突然停下来说，找个年轻人来念吧！于是把我这个组织处副处长叫上台，替他读完了文件。
至于曾光明的生活作风，可以说是勤俭朴素，堪称模范。这大概是他长期在革命战争中养成的习惯，从不追求吃喝享受，连当时风行的交谊舞会他也不参加。衣服是部队发什么就穿什么，吃饭是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既使自己有病，也不让特殊照顾。他是正军职的主官，按规定可配专车、炊事员，但他坚持不要，有车大家坐，自己上食堂吃饭。他是位老资格少将，工资应属可观，但他已有4个孩子，需要供养照顾。夫人王瑞彬原是高中学生，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但她不以首长夫人自居，转业到疏勒县工作，长期当县医院党支部书记，级别、工资都很低。而曾光明也不为她说句话，反而劝她：“我们工资够用了，还要钱干什么！” 曾政委到南疆军区时，继郭鹏司令员之后，住进了原国民党时代的司令赵锡光留下的那三间套房。但土坯房年久失修，全家7口住着拥挤，他也不提改善的意见，直到他离开，15年没有改变。所以，南疆军区的战友们，对曾光明政委的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安贫乐道生活，都怀有难忘的崇敬感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安分守己的老红军、好领导，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横祸，受到了冤曲，严重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文化革命中蒙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南疆军区部队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他叫张振荣，是通信教导队的战士。那年秋收后，他拉着一马车粮食从罕南里克乡返回疏勒县时，在洪巴什公路桥上，紧勒惊马，避开了几个维吾尔族小学生，但他自己却被压在车轮下丧生。因为当时的学生大多是“红卫兵”，所以认定是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抢救革命小将的英雄行为。为了挖掘和宣扬张振荣烈士的先进事迹，南疆军区派我这个青年处副处长挂帅，和三个干事一起负责编写材料。我们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经过深入地调查访问，被张振荣一心为公的事迹深深感动，不仅写出了长篇通讯，而且编写了十几篇故事，还整理了《张振荣日记摘抄》等数万字的文稿。为此，南疆军区召开了《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张振荣学习》的动员大会，曾光明政委在会上号召全军区指战员要向舍已救人，心中无私的模范战士张振荣学习。接着让我到乌鲁木齐送稿件，向新疆军区党委汇报。记得当时的首长们忧心重重，表情严粛，见新疆军区出了个“雷锋”“刘英俊”式的英雄人物，当然都很高兴，不仅发通知要求部队广泛学习，而且支持在报纸上大力宣扬。最后，王恩茂政委还指示，要我和《解放军报》记者丁学恒一起把稿件送到北京，争取在中央大报上宣扬。这样，张振荣模范事迹在《新疆日报》整版刊载后，报社又奉自治区党委王恩茂书记的指示，派了著名记者任一农和我们同去北京送稿，争取面见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根据需要进一步修改稿件，以期大幅报导。
但是，北京的气氛已和新疆大不一样，稿件送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编辑部反应很冷淡。送到《解放军报》算是收下了稿件，经我们一再陈述理由，仅发了1/3版面的事迹材料。我们希望加的评论或按语，甚至张振荣的照片都没登报。这时，我们才弄清楚了，是我们的这份稿件不合时宜。因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激烈斗争阰段，批判“资产阰级反动路线”的气氛甚浓。对新疆问题大多支持“红二司”，以怀懝的眼光来衡量这篇稿子，看是否为王恩茂同志说话。因之，《新华社》未发通稿，《人民日报》也未刊登。只有《解放军报》登了一篇事迹，我们也很高兴。不仅是宣扬了一个英雄，我们也算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人人都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曾想到会有林彪集团从中捣鬼。我们三人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不能不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任一农是北京人大新闻系毕业的，他的消息很灵通，首先向他们报社领导讲了北京情况。接着是丁学恒，他向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金仲藩汇报了北京的形势。我也向南疆军区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但接电话的曾光明政委不仅问了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登？而且也打问了北京的政治气候。我在讲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后说：现在看得很清楚，打倒谁不打倒谁，都是中央定的。王震有人打，周总理公开保，毛主席说是打不倒的。新疆的王恩茂是个好同志，我们认为不该打，但要允许群众批判。因此，军队要正确看待两派，千万不要支一派压一派。当时，曾政委好像都听进去了，最后说你赶快回来吧！没想到的是，我给曾政委打电话，喀什地方有人偷听。很快消息传开：北京来电，南疆军区袁国祥副处长支持“红二司”，给我强加了这么一个身份。
曾光明曾是喀什地委第一任书记，又是南疆军区最高领导人，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地方群众上街游行“破四旧”时，他应邀到喀什地方上作过一次讲话，除号召大家正确领会毛主席反修防变的精神外，也可能讲了一些不要乱来的话。据传，如“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不要剪，汉族妇女穿的高跟鞋不要砸”等，现在看来仍然是很正确的话。但在喀什地委遭到造反派夺权，领导被挂牌游街后，北京又传来“反击二月逆流”，要“揪军内走资派”的声浪，喀什地方群众组织也到军区起哄，要求曾光明去对他的“黑报告”消毒。正在此时，军内四大开始，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己乱，南疆军区机关和各单位也成立了战斗队组织。克孜勒苏军分区因去地方干预夺权，被造反派扣押了六名领导，造成惊动中央的“1.26”事件。当时，曾有人建议曾政委，印一批道歉的传单散发到地方上，以避过群众来闹事，但曾未同意，说他没有钱。这样，和地方串通的军区大修厂等群众组织便声言要到军区抄家、抓人去游街。在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军区机关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决定，为避免地方群众组织冲击南疆军区，也为了保护有病的曾政委身体，军队内部应先检查曾政委的家。当晚，为避免泄秘，由保卫处长和保密室人员参加去进行了查抄。传出的消息是收回秘密文件不少，主要是还有三支枪，这一下引起了包括军区其它领导在内的不少人震惊。因而在第二天便形成了群众集会，以批判资产阰级反动路线为名，暂停曾光明政委的工作，把他押上一辆大卡车，到喀什街头转了一圈，回来后即送入医院养病。这样，算是平息了地方民愤，也表示了南疆军区支持文化大革命。
没想到的是游街后的次日，即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要求停止军以下机关四大，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我们的部队是纪律性很强的，机关群众组织立即解散，全力以赴进行“三支两军”，为支持左派革命群众，收拾混乱局面，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建立革委会，保护工农业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曾光明政委却遭受了一次横祸，没有再恢复工作。据说，还以谎报年龄，病情严重为由，免除了他的职务，并迫使他返回老家，安置在江西吉安红军干休所中。曾光明受到了诬陷，蒙受冤曲，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才被落实政策，享受副兵团级待遇，并在南昌军队干休所中修了房子，被进一步安置下来。198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曾光明夫妇应邀来到乌鲁木齐，参加了庆祝活动。以他有病的身体，会见老战友、老部下，参观蓬勃发展的工农业，心中欣奋极了。因为这里是他参加解放了的土地，有他撒下的半生汗水，每项建设成就都有他一分功劳。不幸的是，他热爱新疆，留恋新疆的情结没延续多久，他的多种疾病又使他住院不起，直到在乌鲁木齐总医院安然逝世。实现了他“汗洒戈壁，埋骨天山”的生前愿望。
敬爱的老首长曾光明政委！我怀着对您的热爱、尊敬，而又有点愧疚的心情向您告别，向您默哀。感谢您过去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在您遭受苦难时我却站在了一边。对不起了，我无法告罪，直到2001年我参加筹建南疆军区军史馆时，才有机会到江西您老家去访问，不仅安慰了王瑞彬大姐，也见了您的4个子女。特别是在吉安检察院工作的老三曾健，我和他跑了七天时间，才把您那支由南疆军区送还的心爱的德国造的马牌小手枪，从吉安市公安局的保险柜中要了回来。因为那是一件您从日军手中夺来的重要历史文物，现在已陈列在南疆军区军史馆中，让我们的后辈看了，永远记住曾光明政委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