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突然对儿子陈明珠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费解的话。一位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主动要求写辞职信？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和故事？这让人不禁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陈永贵为何会做出如此决定？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又经历了怎样的际遇？让我们一探究竟。
一. 引子:陈永贵突然要求儿子替他写辞职信
那是1980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北京的春光温暖和煦。陈永贵坐在书房里，神情有些疲惫。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事务繁忙，但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心情却格外沉重。
陈明珠走进书房，看到父亲的模样，不由得问道:＂父亲，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看起来很疲倦的样子。＂
陈永贵抬头看了看儿子，叹了口气:＂儿子啊，我最近的确有些烦心事。你知道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感觉工作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陈明珠诧异地问:＂可是父亲，您一直都是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陈永贵摇了摇头:＂你不理解。身边的同事都换了一遍，连华国锋同志的处境都有些微妙，我实在是应付不来了。＂他顿了顿，突然说:＂儿子啊，你帮我写一份辞职报告吧，免得别人来找我的麻烦了。＂
陈明珠大吃一惊:＂父亲，您这是什么话？您可是国务院副总理，哪有自己请辞的道理？人家不免你职，你就继续干啊！＂
陈永贵却坚持己见:＂不，我是真的干不下去了。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文化程度也不够，胜任不了工作，需要辞职回家休息。＂
看着父亲坚定的神情，陈明珠无奈地点点头，开始替他拟写辞职报告的词句。一个曾经声望极高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决定？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和故事？让我们继续探究。
二. 陈永贵的工作遭遇质疑
陈永贵之所以突然提出辞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工作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作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和推动者，陈永贵曾被誉为＂农村工作的能手＂。他所倡导的以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为典范的＂大寨经验＂，在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榜样。
然而，进入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寨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有专家学者指出，大寨公社在追求粮食增产时，过分强调了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忽视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导致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更有甚者，一些人直指大寨公社的粮食产量数据存在严重水分，增产数字被夸大了。作为大寨经验的主要推广者，陈永贵不得不为此承担领导责任。
1979年，陈永贵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昔阳县视察时，当地一些干部对他直言不讳，大寨模式已行不通，需要改革。陈永贵当时虽然表面上仍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内心已有些动摇。
回到北京后，陈永贵开始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工作理念。他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必须进行改革，而大寨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作为一名资深的农村工作者，他有责任为农村改革指明方向。
正当陈永贵内心纠结之际，中央决策层也对大寨模式的弊端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大寨模式强调的是集中力量办大户，但忽视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与当前农村改革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面对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压力，陈永贵深感工作上的质疑和批评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资格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是否应该主动请辞，为农村改革让路。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才会对儿子提出那番令人费解的要求。
三. 陈永贵私下打探去向
尽管陈永贵已经下定决心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内心深处并不想就此＂落幕＂。作为一名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老革命，陈永贵对事业的执著和对农村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
就在陈永贵提出辞职不久前，他曾专程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昔阳县视察。在那里，他私下里找到了新任县委书记刘树岗，两人曾是多年的老友。
陈永贵对刘树岗说:＂树岗啊，你说我这次的问题有多大？将来我能不能回到昔阳，做个人大副主任之类的工作？＂
刘树岗听后沉默了片刻，谨慎地回答道:＂永贵，你现在的处境确实有些微妙。不过你放心，组织上是重视你的，一定会好好安排的。＂
陈永贵点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
事实上，陈永贵之所以会私下打探自己的去向，是因为他对大寨模式遭到批评深感无奈和愤懑。在他看来，自己为农村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虽然做法有些简单粗暴，但初衷是好的，怎么就被批评得这么厉害呢？
不过，陈永贵也清楚，自己毕竟是一名党的干部，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组织真的让他辞职下台，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但他心里还是暗暗期望，能够继续为农村的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陈永贵才会私下里向老友刘树岗打探自己的去向。他希望即使不能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也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昔阳，从事一些相对轻松但又与农村工作相关的职务。
不过，陈永贵的这个小小私心，很快就被现实的发展所打破。中央领导出于对陈永贵的照顾，最终决定不让他回到老家任职，而是在北京为他安排了一处住房。
这无疑让陈永贵感到了些许失望，但他也明白，这是组织出于体恤自己年事已高的考虑。作为一名老革命，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私心。
四. 媒体连番批评大寨模式
陈永贵提出辞职的决心，除了受到中央和地方的质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主流媒体对大寨模式的连番批评和抨击。
1980年，在中央确立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针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开始公开发文，对大寨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大寨走向了反面》。文章指出，大寨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长期下去必将走向僵化，与农村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人民日报则刊发了一篇分析文章，题为《＂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文章说，大寨模式片面追求粮食增产，忽视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导致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无法改善。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媒体也加入了批评大寨模式的行列。比如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对大寨模式是否适合当前形势提出了质疑。
这些文章一个个像当头炮弹般砸向陈永贵，让他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作为大寨模式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怎能容忍自己的一番心血就这样被人们狠狠地批评和贬低呢？
陈永贵曾试图通过一些途径为大寨模式正名，但都没有奏效。他只能在心里暗暗咽下这口气，感到万分无奈和失落。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陈永贵才会对儿子提出那番令人费解的要求。他认为，既然自己的工作理念和做法已经不被中央所认可，自己也承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批评，那么主动请辞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尽管陈永贵对媒体的批评感到生气和无奈，但他也没有公开反驳或者为自己狡辩，而是选择了为改革大局着想，主动承受批评的做法。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老革命应有的谦逊和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