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突然對兒子陳明珠說出了這樣一番令人費解的話。一位身居高位的國家上司人，為什麼會主動要求寫辭職信？背後又隐藏着什麼樣的原因和故事？這讓人不禁對此産生了濃厚的好奇心。陳永貴為何會做出如此決定？他是出于什麼考慮？又經曆了怎樣的際遇？讓我們一探究竟。
一. 引子:陳永貴突然要求兒子替他寫辭職信
那是1980年的一個普通日子，北京的春光溫暖和煦。陳永貴坐在書房裡，神情有些疲憊。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他事務繁忙，但最近一段時間，他的心情卻格外沉重。
陳明珠走進書房，看到父親的模樣，不由得問道:＂父親，您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心事？您看起來很疲倦的樣子。＂
陳永貴擡頭看了看兒子，歎了口氣:＂兒子啊，我最近的确有些煩心事。你知道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之後，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感覺工作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陳明珠詫異地問:＂可是父親，您一直都是勤勤懇懇為國家工作的，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陳永貴搖了搖頭:＂你不了解。身邊的同僚都換了一遍，連華國鋒同志的處境都有些微妙，我實在是應付不來了。＂他頓了頓，突然說:＂兒子啊，你幫我寫一份辭職報告吧，免得别人來找我的麻煩了。＂
陳明珠大吃一驚:＂父親，您這是什麼話？您可是國務院副總理，哪有自己請辭的道理？人家不免你職，你就繼續幹啊！＂
陳永貴卻堅持己見:＂不，我是真的幹不下去了。你就說我身體不好，教育程度也不夠，勝任不了工作，需要辭職回家休息。＂
看着父親堅定的神情，陳明珠無奈地點點頭，開始替他拟寫辭職報告的詞句。一個曾經聲望極高的國家上司人，為什麼會做出如此決定？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原因和故事？讓我們繼續探究。
二. 陳永貴的工作遭遇質疑
陳永貴之是以突然提出辭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工作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批評。作為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堅定擁護者和推動者，陳永貴曾被譽為＂農村工作的能手＂。他所倡導的以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為典範的＂大寨經驗＂，在上世紀60年代風靡一時，成為全國農村學習的榜樣。
然而，進入70年代後期，随着中國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大寨模式開始受到質疑和批評的聲音。有專家學者指出，大寨公社在追求糧食增産時，過分強調了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和艱苦奮鬥，忽視了農民的切身利益，導緻農民的生活水準長期得不到改善。
更有甚者，一些人直指大寨公社的糧食産量資料存在嚴重水分，增産數字被誇大了。作為大寨經驗的主要推廣者，陳永貴不得不為此承擔上司責任。
1979年，陳永貴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昔陽縣視察時，當地一些幹部對他直言不諱，大寨模式已行不通，需要改革。陳永貴當時雖然表面上仍在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内心已有些動搖。
回到北京後，陳永貴開始反思自己長期以來的工作理念。他意識到，随着時代的發展，農村必須進行改革，而大寨模式已經無法适應新形勢。作為一名資深的農村工作者，他有責任為農村改革指明方向。
正當陳永貴内心糾結之際，中央決策層也對大寨模式的弊端有了新的認識。他們認為，大寨模式強調的是集中力量辦大戶，但忽視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這與目前農村改革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面對來自中央和地方的雙重壓力，陳永貴深感工作上的質疑和批評已經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有資格繼續擔任上司職務，是否應該主動請辭，為農村改革讓路。正是在這種精神狀态下，他才會對兒子提出那番令人費解的要求。
三. 陳永貴私下打探去向
盡管陳永貴已經下定決心要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但他内心深處并不想就此＂落幕＂。作為一名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的老革命，陳永貴對事業的執著和對農村的熱愛是根深蒂固的。
就在陳永貴提出辭職不久前，他曾專程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昔陽縣視察。在那裡，他私下裡找到了新任縣委書記劉樹崗，兩人曾是多年的老友。
陳永貴對劉樹崗說:＂樹崗啊，你說我這次的問題有多大？将來我能不能回到昔陽，做個人大副主任之類的工作？＂
劉樹崗聽後沉默了片刻，謹慎地回答道:＂永貴，你現在的處境确實有些微妙。不過你放心，組織上是重視你的，一定會好好安排的。＂
陳永貴點點頭，似乎對這個回答還算滿意。
事實上，陳永貴之是以會私下打探自己的去向，是因為他對大寨模式遭到批評深感無奈和憤懑。在他看來，自己為農村事業奮鬥了一輩子，雖然做法有些簡單粗暴，但初衷是好的，怎麼就被批評得這麼厲害呢？
不過，陳永貴也清楚，自己畢竟是一名黨的幹部，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如果組織真的讓他辭職下台，他也沒有别的選擇。但他心裡還是暗暗期望，能夠繼續為農村的事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是抱着這種期望，陳永貴才會私下裡向老友劉樹崗打探自己的去向。他希望即使不能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也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昔陽，從事一些相對輕松但又與農村工作相關的職務。
不過，陳永貴的這個小小私心，很快就被現實的發展所打破。中央上司出于對陳永貴的照顧，最終決定不讓他回到老家任職，而是在北京為他安排了一處住房。
這無疑讓陳永貴感到了些許失望，但他也明白，這是組織出于體恤自己年事已高的考慮。作為一名老革命，他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私心。
四. 媒體連番批評大寨模式
陳永貴提出辭職的決心，除了受到中央和地方的質疑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主流媒體對大寨模式的連番批評和抨擊。
1980年，在中央确立了農村改革的基本方針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開始公開發文，對大寨模式進行了猛烈抨擊。
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為《大寨走向了反面》。文章指出，大寨模式雖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長期下去必将走向僵化，與農村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
人民日報則刊發了一篇分析文章，題為《＂七鬥八鬥＂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文章說，大寨模式片面追求糧食增産，忽視了農民的切身利益，導緻農民的生活水準長期無法改善。
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媒體也加入了批評大寨模式的行列。比如山西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昔陽學大寨，＂大幹社會主義＂的成敗得失》，對大寨模式是否适合目前形勢提出了質疑。
這些文章一個個像當頭炮彈般砸向陳永貴，讓他感到無比的震驚和憤怒。作為大寨模式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廣者，他怎能容忍自己的一番心血就這樣被人們狠狠地批評和貶低呢？
陳永貴曾試圖通過一些途徑為大寨模式正名，但都沒有奏效。他隻能在心裡暗暗咽下這口氣，感到萬分無奈和失落。
正是在這種精神狀态下，陳永貴才會對兒子提出那番令人費解的要求。他認為，既然自己的工作理念和做法已經不被中央所認可，自己也承受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和批評，那麼主動請辭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盡管陳永貴對媒體的批評感到生氣和無奈，但他也沒有公開反駁或者為自己狡辯，而是選擇了為改革大局着想，主動承受批評的做法。這種淡然處之的态度，也展現了他作為一名老革命應有的謙遜和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