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据说出现过三对父子红军。而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二军团六师政委、二方面军三十二军政委袁任远和他的儿子---17岁在湘西参军的“红小鬼”袁意奋，就是其中一对。在抗日战争中，袁任远当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袁意奋就在三五八旅任过团政治处主任。父子二人同在一二0师战斗工作，同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出过重大贡献。
南疆军区部队是从井岗山走出来的一支老红军部队，为了要传承历史，筹建军史馆，曾在2001年前后，派人寻访过不少革命老前辈。在北京，我和王振功中校也找过袁任远的家，但老首长早在1986年，88岁时因病逝世了。他的大儿子、装甲兵原副司令员袁意奋也已84岁，虽然有病仍接见了我们。他说父亲在世时，两袖清风，还要照顾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没留下什么东西。就是有点积蓄也都周济了别人，一次送个亲戚回家，他还向我要过粮票。父亲逝世后，小弟袁意滋拿走了他的材料和照片。我打个电话，你去向他要吧！但临走前，他还是说了他父亲不少历史情况，也说到了他母亲的情况。我记得的是：她母亲原是长沙一个纺织女工，1937年就到延安找他父亲。以后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发挥了他会纺织的专长，曾被评三个著名劳动模范之一。当我们到另一个海军干休所找袁意滋大校时，他已在大门口等我们。他不仅热情提供了一些袁任远的数据和照片，而且送给我们一份他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不幸的是，他大哥袁意奋将军久病不愈，于2007年5月29日安然逝世，享年90岁。这两位誉满全军的父子红军，走完了他们的革命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思。
民主革命先行者 武装暴动领头人
袁任远，汉族，1898年生于湖南慈利。自幼好学上进，20岁时入长沙政法专门学堂学习，曾任学生联合会主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奋起抗争。1922年秋，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1925年春回国，在长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共合作，他也加入国民党，并奉命回家乡慈利，任中共县委委员和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为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北阀战争做过大量工作。不料大革命失败，发生“马日事变”，在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的紧急时刻，袁任远发动了石门南乡武装起义，毅然拉起了一支红色游击队，并任湘西第四支队党代表，与反动军警和地主武装展开了殊死斗争。就在这时，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袁明濓改为袁任远，意为革命任务很重，革命道路曲折遥远。并以此自励，决心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
1929年初，袁任远奉调到上海，任赤色总工会秘书。正当他深入工人群众，恢复发展被蒋介石镇压下去的工人运动时，党中央又派他到广西李明瑞部工作。他以教导总队教官身分，积极展开统战工作，团结教育了很多官兵，支持李明瑞在龙州举事，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做岀了出色成绩。事后，他担任了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保卫井岗山革命苏区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1年春，红七军战略转移，挺进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并加入了中央红军的行列。但袁任远因病留下来，先后任湘赣省委秘书长、湘赣独立三师政委、红八军政治部代主任兼一师和三师政治部主任、二十三师政委、独立十二师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多次率领部队冲锋䧟阵，参加了反围剿战役和巩固湘赣苏区的斗争。
1933年5月，中央派任弼时来湘赣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8月，红六军团正式宣布成立，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任副主任。他们在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率先打出井岗山地区，开始了西征战略行动。他们从桂东县誓师出发，抢渡湘江，激战湘南，穿插于湘、粤、桂、黔强敌的围堵拦截之中，艰苦奋战80天，终于从湘西打到黔东，在印江县的木黄，打破敌人合围，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1935年10月，袁任远被调到红二军团(原三军)六师任政委，为恢复被左倾路线破坏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就在此时，他写了个纸条托人带到慈利家乡，找着了他为逃避敌人抓捕，流浪在外的大儿子。17岁的袁意奋立即跑来找父亲，毅然参军当了“小红鬼”，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二、六军团会合力量大增，在贺龙、任弼时为首的军分会指挥下，东征西杀，扩大红军，先打出了以永顺、塔卧为中心的湘西根据地。接着贯彻“分散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的原则，打了几个胜仗，创建了以大庸、桑植(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袁任远父子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家乡，活跃在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中。当时，不仅建立了省委、军区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而且建立了9个中共县委和一大批区委和乡党支部。同时，也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游击队和独立营、团等地方武装。贫农团、工商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还有“反帝拥苏同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染红了湘西北大片土地。
此时的袁任远还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军分区政委，他深入群众，四处奔忙，为根据地的建设尽心竭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儿子袁意奋“虽以父为荣，但不靠他吃饭”，先进教导营学习，后到红军第四军校当文书，接着到大庸军分区政治部当宣传员。他为家乡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工作，现身说法，常受群众欢迎，宣传效果良好，也为扩红、筹粮，建设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
湘鄂川黔省委为了培养当地干部，发展革命力量，在塔卧建立过由张子意负责，王恩茂为教务长的党校，培养了大批土家族、苗族、白族、汉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红六军团也在那里建立过以王震为校长的红军第六分校、以肖克为校长的红军大学，还分高级班、普通班，先后培养出大批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军事理伦的年轻干部，为加强红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
凡此种种，都使蒋介石如芒在背，心惊肉跳。他调兵遣将，亲去贵阳指挥，在围堵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同时，又展开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疯狂进攻。这时，遵义会议已开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积极备战，坚守防御。但敌强我弱，虽打了陈家河、桃子溪等胜仗，但丢失了塔卧和大庸等地。以后收缩兵力，在忠堡消灭了鄂军四十一师，活捉了师长张振汉；在板栗园打伏击，歼敌八十五师，击毙师长谢彬。但围困龙山却久攻不下，湘军两师前来增援，威胁我桑植领导机关。负责后方工作的张子意、袁任远等组织红军学校和地方武装，奋起抗击。二、六军团主力则挥师向东，连续攻下石门、临澧、津市、澧州，直逼常德、岳阳，威胁粤汉铁路，又打出了一片好形势。
粉碎国民党围剿 走上万里长征路
此时，中央红军已长征到甘粛通渭，长江以南只有红二、六军团。蒋介石急调22个师30万大军前来围剿。我军则收集粮食，赶做棉衣，扩军6000余人，筹款14万银元，胜利撤回根据地。由于“贺任”发给中央的电报，被红四方面军收到。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来电，让“贺任关夏肖王”在反击失利的情况下，可突围长征，向他们靠近。当时，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就是中央的指示。所以在1935年11月19日，红六军团在桑植枫树塔召开誓师大会，下达了突围命令。除留十八师就地坚持牵制敌人外，十六师、十七师、教导团和红二军团的四、五、六师、随营学校，一同打出重围，向贵州方向挺进。当他们先南后北，多次奋战，夺路抢渡，甩掉敌人，进占黔东江口、石阡时，十八师也先北后南，从四川黔江打到贵州酉阳，再迂回赶路和主力会师。这标明二、六军团长征开始的突围任务已胜利完成。
红军逼近乌江，威胁贵阳、遵义，蒋介石急令数路大军严密设防。但二、六军团却绕过贵阳，从上游抢渡乌江，大踏步地进占黔西等县。并在那里又开辟了以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当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邓止戈的联系下，当地反蒋武装席大明、周至夫部就接应我军占领毕节城。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过贵州军政府执行总理的周素园，也应邀参加了“抗日救国军”。这位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爱国老先生，不仅担任了司令员职务，以后还随我军长征到延安。参谋长由邓止戈担任，下设三个支队：席大明部为第一支队；周至夫部为第二支队；中央红军留下的一支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是阮俊臣，红六军团还派了李光清、廖明、欧阳崇庭分任支队政委。
二、六军团在黔西一面作战，一面组织小分队，深入民族村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革命政权，还筹粮筹款，动员青年参军。不足一月时间，我军扩红5000余人，在财力、物力上也得到很大补充。王震还亲自与苗族代表谈话，发枪、派干部，组建过一个苗族独立团。时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也因组建抗日政府，深入群众做工作，淹死在七星河中。而六师政委袁任远，不仅做好行军战斗中的政治工作，还参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和建设政权的工作。他们组织建立的这些革命火种，以后虽经强敌反复清剿，不少同志壮烈牺牲，但仍有个第六支队一直坚持在黔桂山区，进行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秋贵州解放时，他们配合解放军，再次开进毕节城。
蒋介石再次飞到贵阳，调集黔滇川军和中央军围攻我二、六军团。1936车3月1日，川滇黔省委和军分会在野马川开会，决定我军转入乌蒙山区，在山高谷深的滇黔边境与敌周旋。在那里虽打过以则河伏击战、虎头山攻击战、消灭过一些敌人，但未能进入宣威，立足盘县。此时，“朱张”来电，说他们己进甘孜，让二、六军团“经昆明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谋北渡金沙江，经华坪永北北进。”因此，贺任关肖王紧急会商，决定避开元谋强敌，南下滇西，威逼昆明，曾使云南军阀龙云惊恐万状，急调军官学校前来守城。在进军途中，十七师先攻普渡河铁索桥未果，但歼敌上千；四师到后佯攻，从下游涉渡，但未能占住脚。六师师长郭鹏率六师和五师苦战六甲，打垮一个旅的守敌，毙伤400余人，打开了前进道路。
红二、六军团在打下富民县，涉过普渡河后，摆脱敌人迅速北上，到达石鼓渡口，靠当地群众几只小船和自己捆扎的木筏，于1936年4月底，先后渡过金沙江。接着翻越5000米的大雪山，来到中甸县(现称世外仙境“香格里拉”)，稍事休整后，便向甘孜前进。当他们又翻过两座雪山，攻克理化，并在瞻化与南下接应的三十二军会师后，大家高兴极了。
6月22日，二、六军团到达普玉隆，受到了红军参谋长刘伯诚和四方面军各单位代表的热烈欢迎。这时，他们才知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宗派的严重错误。7月1日，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在甘孜召开了会师大会。朱总司令号召两军团结，争取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7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兼二军团政委；红六军团则命陈伯钧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而三十二军则任命罗斌辉为军长，袁任远为政委。这样，贺、任、关、肖、王震、袁任远，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迫使他和陈昌浩同意长征北上。这样，又经过爬雪山，过草地，艰苦行军，多次战斗，才打到甘肃，走到会宁，并于1936年10月走完了长征路，实现了三大红军胜利会师。
在长征路上，袁任远父子各有任务，很少相见。袁任远任六师政委后，不仅要深入基层，整顿部队，登记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消除夏曦肃反扩大化留下的严重后果。而且配合郭鹏师长在指挥破敌作战的同时，还要参加地方工作，沿途宣传群众，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在过草地断粮的严峻时刻，走在最后的三十二军连能吃的野草都难找到，但袁任远总是以身作则，鼓励大家想法战胜困难，终于将饥饿的部队安全带到了陕北。
至于他儿子袁意奋，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的提高，在大庸军分区宣传科工作表现良好，1935年1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征开始前，他便到四师十团、十二团当过俱乐部主任，对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官兵战斗士气，起到了很大作用。1936年8月，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考验的袁意奋，在红二方面军成立时，他就被调到方面军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和他父亲一样爬雪山，走草地，吃草根，啃树皮，历经艰难险阻，还多次参加战斗，一直打到了陕北，完成了光荣的万里长征任务，他也被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
出师华北抗日寇 治理绥德当专员
1936年冬，“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红二方面军被编为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月后即改为政委，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编为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红六军团编为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率七一八团留守陕北。副旅长王震一月后改任旅长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率七一七团东渡黄河，驰骋于晋察冀广大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游击战争。1937年秋，三五九旅在参加忻口战役，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抗日，不断壮大自己。由刘导生、陈宗尧带领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冀西拉回一个2000多人的“平山团”，很快被编为七一八团。由贺庆积等从晋西北拉起的一个“崞县团”，则编为七一九团。而由曾涤带旅文工队、收编连，去晋西南各县宣传抗日，又拉回来一个3500人的“候马团”，除补给一一五师6个连外，其余新兵分别补入3个团和旅直各单位。这样，三五九旅由过黄河时的3000人，迅速发展到11000多人。他们破袭同蒲铁路，伏击日寇运输队，围歼岢岚守敌，歼灭五寨日军，解放宁武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接着转战桑干河两岸、五台山地区和冀中平原，又连续打了灵丘阻击战、邵家庄伏击战、上下细腰涧歼灭战，以及收复阜平、作新村、陈庄等战斗，为粉碎日军扫荡，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华北抗日3年期间，袁任远主任作为王震将军主要助手，事无巨细，精心处理，在政治工作中独当一面，默默无闻地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儿子袁意奋，同样活跃在抗日战场。红军整编后，他任一二0师教导团一连指导员，抗大学习回来，任三五八旅教导大队总支书记。走上华北战场，曾任七一四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在多次反扫荡和“百团大战”中，曾身先士卒，冲锋䧟阵，与日寇作过殊死战斗，不愧为一位抗日英雄。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意奋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二团副政委、绥蒙军区七团政委、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坚决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参与打胜了绥蒙战役，胜利完了南北两线的反顽固派斗争任务，有力巩固和扩大了晋绥革命根据地。
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毛主席一声令下，三五九旅回师陕北。袁任远主任与王震旅长、郭鹏副旅长带回来了五个大团，在守卫绥德河防，击退日寇进攻的同时，也展开了反顽斗争，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接着开发南泥湾，创造了军队参加生产的奇迹，不仅缓解了蒋介石封锁边区的阴谋，而且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可随时投入抗日战场。但袁任远却没有在南泥湾工作多久，他就被调回绥德地区，转入地方工作，还当了“三三制”民主政府的专员。
绥德地区五个县原定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蒋介石不讲信义，却派个专员何绍南来捣乱。他到处设国民党部，建立保安队，不愿为三五九旅供粮，还纠集13个保安队，阴谋袭击我旅部。为此，王震将军在公开集会上揭露他破坏抗日的阴谋，袁任远则散发各县群众控告他贪污、纵匪的罪行。何绍南名声狼籍，便跑回西安。以后他又潜回绥德，发动武装叛乱，被我军发现清剿后，他又逃跑了。当时，郭鹏副旅长在下相棋，抓捕不及时。王震为此发火，批评很严厉。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批评郭鹏，何绍南跑了好！你抓住了他，蒋介石向我们要人怎么办？”于是，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的名义，致电最高当局，要求逮捕何绍南，交人民公审。而蒋介石却给毛泽东发电报说：“王震破坏国共合作，应受军纪、国法制裁”。毛泽东给蒋回电；“王震将军抗日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就这样，磨擦专员何绍南被王震旅长挤走了。接着召开绥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三三制”民主政府，大家推选王震任专员，李鼎铭等民主进步人士为参议员。然后成立了中共绥德地委，王震和张秀山任正、副书记。从此，绥德地区真正成为边区一部分，为保卫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起了重大作用。
1941年春，三五九旅奉令进驻南泥湾，一面回击国民党的进攻，一面展开大生产运动。王震离开绥德去延安任警备司令时，就把那里的工作交给了老战友袁任远。袁任远熟悉情况，担当了专员，担负起治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大片新解放区的任务。绥德地处黄河岸边的交通要道上，国民党曾抓住不放，祸害群众，困我边区。现在回到人民手中，需要加强治理，休养生息，建设成可靠的抗日后方。袁任远深入群众，日夜辛劳，很快清除了匪特，安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支援了前线。还建立各县、区、乡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建设东北根据地 解放全国立大功
1945年夏，袁任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由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抗日第一先遣支队，已在王震率领下到达湖南。袁任远心中着急，也要求南下抗日。当第二梯队出发时，他奉命随行。他们踏着先遣梯队的脚印，两渡黄河，打到河南时，日本投降了。袁任远和第二梯队奉命挺进东北。他们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走过山海关，到达东北后，参加了开辟北满根据地的斗争。三五九旅是能征善战的部队，首先担负了剿匪重任。他们在佳木斯、牡丹江一带，扫平了什么“先遣军”、“光复队”等大小政治土匪。还活捉了国民党封的上将司令谢文东，并公审枪毙，悬首示众，极大地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信心，使北满形势很快好转，有利了我军展开工作，建设巩固革命政权。
此时，袁任远先后担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和副主席，除配合部队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外，便大力推行土地改革。派大量工作组下乡，发动贫苦农民翻身，砸碎封建架锁，建立人民政权。曾任过王震秘书的周立波写出的《暴风骤雨》，就是那段工作的生动体现。随之出现的是青年参军，群众送粮，为打倒蒋介石，火热支前的盛况。三五九旅再赴前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街，围困长春城，很快发展成一三九师。1948年长春解放后，曾打过出名的黑山阻击战，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赫赫战功。以后扩编为四十七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在解放华南后，又担负起了湘西剿匪重任。1949年8月，湖南程潜、陈明仁宣布和平起义，中央即派袁任远南下，去当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他和四十七军的老战友一起，又把收拾战乱后的残局，治理家乡的重任挑在了自己肩上。
袁意奋在三年多解放战争中，完成着和他父亲一样的任务，只是仍在华北、西北而己。抗日战争胜利，我军乘势发展，袁意奋担任了绥蒙军区七团政委，以后升任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大力参加过肃清土匪，建设政权，恢复生产，巩固根据地的工作。1947年初，当国民党25万人马大举进攻延安时，袁意奋回到由三五八旅发展起来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开赴陕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48年，他担任了一军二师的政治部副主任，接着又到三师七团当政委，不仅深入火线，激励战士，而且亲自指挥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直到大军西进，解放甘肃、青海，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父子同为顶梁柱 富国强军献终生
袁任远在湖南4年，政绩卓著。1954年春，当他到国务院任内政部副部长时，正好当了全国人民慰问团新疆分团的副团长。他兴奋地来到新疆进行慰问活动，特别是到达喀什，和分别十年的老战友郭鹏、曾涤、左齐、朱家胜见面时，相互拥抱，高兴得流泪。这些情景被我拍摄了下来，现在看仍很亲切感人。袁老穿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在参加慰问大会，把纪念章和毛巾、茶缸等慰问品发到部队；召集英模人物座谈，要求继续发扬红军光荣传统时，都受到了老部下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到连认察看过战士的生活；也到我们政治部进行了访问。当他得知有的女同志是两年前从湖南参军来的时，便亲切询问，并以家乡老前辈口气，勉励大家安心边疆，做好工作。临行还和我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至于他带来的“香玉剧社”，为部队演出《花木兰》等豫剧，更是受到了大官兵热烈欢迎。
1958年，袁任远到青海当过省委书记、省长。因为他刚正不阿，实事求是，敢于抵制浮夸作风，竟被视为“右倾”，让他坐了冷板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结果被抄家、软禁、流放，直到“四人帮”垮台，他才不顾年大体弱，积极出来工作，并联络一些老同志，为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作出了贡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袁任远曾当选过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袁任远是位德望重的老同志，他参加革命60年，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疾恶如仇，对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在战争年代常上火线，出生入死，不避艰险，英勇奋战。在和平年代，竞竞业业，呕心沥血，坚守党的原则，为人公道正派。他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不计较个人得失和物质待遇；对儿孙们要求严格，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直到他88岁高龄因病逝世，没留下任何积蓄、财产。留下的是一部《征途记事》，是他在晚年写下的一部革命回忆录。
1950年，风华正茂的袁意奋响应毛主席“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号召，从陆军调任海军一分校政委。从此，他努力学习海军知识，探索办校经验，培养管理人才，一心一意为建设祖国海防事业而努力。1954年，他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校留学，克服了年龄偏大，文化底子簿和语言不通等困难，以优异成绩园满完成了学习任务。他回国后，先后任南海舰队湛江基地政委、榆林基地司令员兼政委、海南军区副司令员。他把国外学到的知识，用于海军建设的实践，为巩固大陆海防，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袁意奋是艰苦奋斗出来的老红军战士，他把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和“南泥湾精神”，带到了天涯海角的榆林。他在那里艰苦创业十年，战胜了缺乏淡水、食品、文化设施与家人长期分居等困难，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大量植树，种菜养猪，不仅以小的代价把基地建成一个优良军港，而且把荒岛也变成一个温馨的花园。在此期间，他还坚决贯沏中央军委、海军的指示，因时度势，指挥舰队打胜了“8.6海战”，振奋了军威，鼓舞了士气，也鼓舞了全国人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集团诬䧟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在处境艰难中，他坚信党和人民，保持乐观情绪。
1969年秋，他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仍坚持党性原则，顶住重重压力，大胆解放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为大陆舰船科技事业的发展保护了人才，立下了功勋。1974年，随着撤销对袁意奋错误批示的两份文件下发后，他出任海军政治部顾问。1977年，又调为海军装备技术部政委，他不计较职位高低，很高兴去干这份能发挥他专长的实际工作。果然，他大力阔斧拨乱反正，消除文革错误影响，理顺工作关系，狠抓基层建设，为加快海军装备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作风、组织、制度上的保证，赢得了广大官兵的尊重和赞扬。
袁意奋1955年被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荣获一级功勋荣誉勋章。在7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本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大陆海军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他勤奋好学，思想开阔，谦虚谨慎，注重团结，为人忠厚，淡泊名利，严以律已，一身正气。他是一位战功卓箸，事业有成的正兵团级离休老干部，在90高龄时不幸病逝，受到了海军部队和他老战友，以及海南岛等他战斗过的地方群众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袁任远和袁意奋，父子红军，两颗将星，划过中国革命历史的灿烂长空，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袁任远名如其人，完成了他一生奋斗的任重道远的革命任务。而袁意奋也名如其人，他意气风发，艰苦奋斗，也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当他父子俩人携手走到马克思面前报到时，那位大胡子老人会高兴地说，你们不愧为革命父子，把你们一生精力，献给了世界无产阰级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