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隊伍中，據說出現過三對父子紅軍。而紅六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二軍團六師政委、二方面軍三十二軍政委袁任遠和他的兒子---17歲在湘西參軍的“紅小鬼”袁意奮，就是其中一對。在抗日戰争中，袁任遠當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袁意奮就在三五八旅任過團政治處主任。父子二人同在一二0師戰鬥工作，同為打敗日本侵略者，開辟華北抗日根據地做出過重大貢獻。
南疆軍區部隊是從井崗山走出來的一支老紅軍部隊，為了要傳承曆史，籌建軍史館，曾在2001年前後，派人尋訪過不少革命老前輩。在北京，我和王振功中校也找過袁任遠的家，但老首長早在1986年，88歲時因病逝世了。他的大兒子、裝甲兵原副司令員袁意奮也已84歲，雖然有病仍接見了我們。他說父親在世時，兩袖清風，還要照顧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沒留下什麼東西。就是有點積蓄也都周濟了别人，一次送個親戚回家，他還向我要過糧票。父親逝世後，小弟袁意滋拿走了他的材料和照片。我打個電話，你去向他要吧！但臨走前，他還是說了他父親不少曆史情況，也說到了他母親的情況。我記得的是：她母親原是長沙一個紡織女工，1937年就到延安找他父親。以後在南泥灣大生産中，發揮了他會紡織的專長，曾被評三個著名勞動模範之一。當我們到另一個海軍幹休所找袁意滋大校時，他已在大門口等我們。他不僅熱情提供了一些袁任遠的資料和照片，而且送給我們一份他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不幸的是，他大哥袁意奮将軍久病不愈，于2007年5月29日安然逝世，享年90歲。這兩位譽滿全軍的父子紅軍，走完了他們的革命人生，為我們留下了無限的遐思。
民主革命先行者 武裝暴動領頭人
袁任遠，漢族，1898年生于湖南慈利。自幼好學上進，20歲時入長沙政法專門學堂學習，曾任學生聯合會主席，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導者，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而奮起抗争。1922年秋，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尊孔中學任教。1925年春回國，在長沙參加了中國共産黨。1926年國共合作，他也加入國民黨，并奉命回家鄉慈利，任中共縣委委員和國民黨縣黨部執行委員，為發動工農群衆，支援北閥戰争做過大量工作。不料大革命失敗，發生“馬日事變”，在蔣介石屠殺革命群衆的緊急時刻，袁任遠發動了石門南鄉武裝起義，毅然拉起了一支紅色遊擊隊，并任湘西第四支隊黨代表，與反動軍警和地主武裝展開了殊死鬥争。就在這時，他把自己原來的名字袁明濓改為袁任遠，意為革命任務很重，革命道路曲折遙遠。并以此自勵，決心奮鬥不息，為共産主義事業奉獻終生。
1929年初，袁任遠奉調到上海，任赤色總工會秘書。正當他深入勞工群衆，恢複發展被蔣介石鎮壓下去的勞工運動時，黨中央又派他到廣西李明瑞部工作。他以教導總隊教官身分，積極展開統戰工作，團結教育了很多官兵，支援李明瑞在龍州舉事，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上司的百色起義，做岀了出色成績。事後，他擔任了紅七軍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為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作出很大貢獻。
保衛井崗山革命蘇區 建立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1年春，紅七軍戰略轉移，挺進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并加入了中央紅軍的行列。但袁任遠因病留下來，先後任湘贛省委秘書長、湘贛獨立三師政委、紅八軍政治部代主任兼一師和三師政治部主任、二十三師政委、獨立十二師政委、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要職，多次率領部隊沖鋒䧟陣，參加了反圍剿戰役和鞏固湘贛蘇區的鬥争。
1933年5月，中央派任弼時來湘贛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4年8月，紅六軍團正式宣布成立，肖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委，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袁任遠任副主任。他們在任弼時為首的軍政委員會上司下，為配合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鬥争，率先打出井崗山地區，開始了西征戰略行動。他們從桂東縣誓師出發，搶渡湘江，激戰湘南，穿插于湘、粵、桂、黔強敵的圍堵攔截之中，艱苦奮戰80天，終于從湘西打到黔東，在印江縣的木黃，打破敵人合圍，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師。1935年10月，袁任遠被調到紅二軍團(原三軍)六師任政委，為恢複被左傾路線破壞的黨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就在此時，他寫了個紙條托人帶到慈利家鄉，找着了他為逃避敵人抓捕，流浪在外的大兒子。17歲的袁意奮立即跑來找父親，毅然參軍當了“小紅鬼”，也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二、六軍團會合力量大增，在賀龍、任弼時為首的軍分會指揮下，東征西殺，擴大紅軍，先打出了以永順、塔卧為中心的湘西根據地。接着貫徹“分散發動群衆，集中對付敵人”的原則，打了幾個勝仗，建立了以大庸、桑植(今張家界)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袁任遠父子回到了他們熟悉的家鄉，活躍在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中。當時，不僅建立了省委、軍區和革命委員會的上司機構，而且建立了9個中共縣委和一大批區委和鄉黨支部。同時，也成立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組建了遊擊隊和獨立營、團等地方武裝。貧農團、工商會、婦女會、共青團、兒童團，還有“反帝擁蘇同盟”等群衆組織如雨後春筍，染紅了湘西北大片土地。
此時的袁任遠還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員會委員和第一軍分區政委，他深入群衆，四處奔忙，為根據地的建設盡心竭力，發揮了重大作用。他的兒子袁意奮“雖以父為榮，但不靠他吃飯”，先進教導營學習，後到紅軍第四軍校當文書，接着到大庸軍分區政治部當宣傳員。他為家鄉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工作，現身說法，常受群衆歡迎，宣傳效果良好，也為擴紅、籌糧，建設革命政權作出了貢獻。
湘鄂川黔省委為了培養當地幹部，發展革命力量，在塔卧建立過由張子意負責，王恩茂為教務長的黨校，培養了大批土家族、苗族、白族、漢族的共産黨員和革命骨幹。紅六軍團也在那裡建立過以王震為校長的紅軍第六分校、以肖克為校長的紅軍大學，還分進階班、普通班，先後培養出大批既有實戰經驗，又有軍事理倫的年輕幹部，為加強紅軍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起了很大作用。
凡此種種，都使蔣介石如芒在背，心驚肉跳。他調兵遣将，親去貴陽指揮，在圍堵長征中的中央紅軍的同時，又展開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瘋狂進攻。這時，遵義會議已開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軍委訓示，二、六軍團應積極備戰，堅守防禦。但敵強我弱，雖打了陳家河、桃子溪等勝仗，但丢失了塔卧和大庸等地。以後收縮兵力，在忠堡消滅了鄂軍四十一師，活捉了師長張振漢；在闆栗園打伏擊，殲敵八十五師，擊斃師長謝彬。但圍困龍山卻久攻不下，湘軍兩師前來增援，威脅我桑植上司機關。負責後方工作的張子意、袁任遠等組織紅軍學校和地方武裝，奮起抗擊。二、六軍團主力則揮師向東，連續攻下石門、臨澧、津市、澧州，直逼常德、嶽陽，威脅粵漢鐵路，又打出了一片好形勢。
粉碎國民黨圍剿 走上萬裡長征路
此時，中央紅軍已長征到甘粛通渭，長江以南隻有紅二、六軍團。蔣介石急調22個師30萬大軍前來圍剿。我軍則收集糧食，趕做棉衣，擴軍6000餘人，籌款14萬銀元，勝利撤回根據地。由于“賀任”發給中央的電報，被紅四方面軍收到。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焘總政委來電，讓“賀任關夏肖王”在反擊失利的情況下，可突圍長征，向他們靠近。當時，大家都很高興，認為這就是中央的訓示。是以在1935年11月19日，紅六軍團在桑植楓樹塔召開誓師大會，下達了突圍指令。除留十八師就地堅持牽制敵人外，十六師、十七師、教導團和紅二軍團的四、五、六師、随營學校，一同打出重圍，向貴州方向挺進。當他們先南後北，多次奮戰，奪路搶渡，甩掉敵人，進占黔東江口、石阡時，十八師也先北後南，從四川黔江打到貴州酉陽，再迂回趕路和主力會師。這标明二、六軍團長征開始的突圍任務已勝利完成。
紅軍逼近烏江，威脅貴陽、遵義，蔣介石急令數路大軍嚴密設防。但二、六軍團卻繞過貴陽，從上遊搶渡烏江，大踏步地進占黔西等縣。并在那裡又開辟了以大定、畢節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據地。當時，在中共地下黨上司人鄧止戈的聯系下，當地反蔣武裝席大明、周至夫部就接應我軍占領畢節城。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過貴州軍政府執行總理的周素園，也應邀參加了“抗日救國軍”。這位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愛國老先生，不僅擔任了司令員職務，以後還随我軍長征到延安。參謀長由鄧止戈擔任，下設三個支隊：席大明部為第一支隊；周至夫部為第二支隊；中央紅軍留下的一支遊擊隊編為第三支隊，司令員是阮俊臣，紅六軍團還派了李光清、廖明、歐陽崇庭分任支隊政委。
二、六軍團在黔西一面作戰，一面組織小分隊，深入民族村寨，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群衆打土豪分浮财，建立革命政權，還籌糧籌款，動員青年參軍。不足一月時間，我軍擴紅5000餘人，在财力、物力上也得到很大補充。王震還親自與苗族代表談話，發槍、派幹部，組建過一個苗族獨立團。時任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夏曦，也因組建抗日政府，深入群衆做工作，淹死在七星河中。而六師政委袁任遠，不僅做好行軍戰鬥中的政治工作，還參與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和建設政權的工作。他們組織建立的這些革命火種，以後雖經強敵反複清剿，不少同志壯烈犧牲，但仍有個第六支隊一直堅持在黔桂山區，進行武裝鬥争，直到1949年秋貴州解放時，他們配合解放軍，再次開進畢節城。
蔣介石再次飛到貴陽，調集黔滇川軍和中央軍圍攻我二、六軍團。1936車3月1日，川滇黔省委和軍分會在野馬川開會，決定我軍轉入烏蒙山區，在山高谷深的滇黔邊境與敵周旋。在那裡雖打過以則河伏擊戰、虎頭山攻擊戰、消滅過一些敵人，但未能進入宣威，立足盤縣。此時，“朱張”來電，說他們己進甘孜，讓二、六軍團“經昆明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謀北渡金沙江，經華坪永北北進。”是以，賀任關肖王緊急會商，決定避開元謀強敵，南下滇西，威逼昆明，曾使雲南軍閥龍雲驚恐萬狀，急調軍官學校前來守城。在進軍途中，十七師先攻普渡河鐵索橋未果，但殲敵上千；四師到後佯攻，從下遊涉渡，但未能占住腳。六師師長郭鵬率六師和五師苦戰六甲，打垮一個旅的守敵，斃傷400餘人，打開了前進道路。
紅二、六軍團在打下富民縣，涉過普渡河後，擺脫敵人迅速北上，到達石鼓渡口，靠當地群衆幾隻小船和自己捆紮的木筏，于1936年4月底，先後渡過金沙江。接着翻越5000米的大雪山，來到中甸縣(現稱世外仙境“香格裡拉”)，稍事休整後，便向甘孜前進。當他們又翻過兩座雪山，攻克理化，并在瞻化與南下接應的三十二軍會師後，大家高興極了。
6月22日，二、六軍團到達普玉隆，受到了紅軍參謀長劉伯誠和四方面軍各機關代表的熱烈歡迎。這時，他們才知張國焘另立中央、搞宗派的嚴重錯誤。7月1日，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在甘孜召開了會師大會。朱總司令号召兩軍團結，争取繼續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7月5日，中央軍委電令：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肖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委兼二軍團政委；紅六軍團則命陳伯鈞任軍團長，王震任政委；而三十二軍則任命羅斌輝為軍長，袁任遠為政委。這樣，賀、任、關、肖、王震、袁任遠，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張國焘的錯誤路線，迫使他和陳昌浩同意長征北上。這樣，又經過爬雪山，過草地，艱苦行軍，多次戰鬥，才打到甘肅，走到會甯，并于1936年10月走完了長征路，實作了三大紅軍勝利會師。
在長征路上，袁任遠父子各有任務，很少相見。袁任遠任六師政委後，不僅要深入基層，整頓部隊，登記老黨員，發展新黨員，恢複紅軍政治工作制度，消除夏曦肅反擴大化留下的嚴重後果。而且配合郭鵬師長在指揮破敵作戰的同時，還要參加地方工作，沿途宣傳群衆，籌糧、籌款，擴大紅軍。在過草地斷糧的嚴峻時刻，走在最後的三十二軍連能吃的野草都難找到，但袁任遠總是以身作則，鼓勵大家想法戰勝困難，終于将饑餓的部隊安全帶到了陝北。
至于他兒子袁意奮，随着年齡的增長，文化的提高，在大庸軍分區宣傳科工作表現良好，1935年11月，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長征開始前，他便到四師十團、十二團當過俱樂部主任，對活躍部隊文化生活，鼓舞官兵戰鬥士氣，起到了很大作用。1936年8月，經過長途跋涉和無數次戰鬥考驗的袁意奮，在紅二方面軍成立時，他就被調到方面軍政治部當宣傳幹事。和他父親一樣爬雪山，走草地，吃草根，啃樹皮，曆經艱難險阻，還多次參加戰鬥，一直打到了陝北，完成了光榮的萬裡長征任務，他也被鍛煉成為一名優秀的紅軍幹部。
出師華北抗日寇 治理綏德當專員
1936年冬，“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合作。1937年夏，抗日戰争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紅二方面軍被編為一二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政訓處主任關向應，一月後即改為政委，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紅二軍團編為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紅六軍團編為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率七一八團留守陝北。副旅長王震一月後改任旅長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袁任遠，率七一七團東渡黃河，馳騁于晉察冀廣大地區，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遊擊戰争。1937年秋，三五九旅在參加忻口戰役，開辟敵後根據地的同時，廣泛發動群衆抗日，不斷壯大自己。由劉導生、陳宗堯帶領的一部分幹部戰士，到冀西拉回一個2000多人的“平山團”，很快被編為七一八團。由賀慶積等從晉西北拉起的一個“崞縣團”，則編為七一九團。而由曾滌帶旅文工隊、收編連，去晉西南各縣宣傳抗日，又拉回來一個3500人的“候馬團”，除補給一一五師6個連外，其餘新兵分别補入3個團和旅直各機關。這樣，三五九旅由過黃河時的3000人，迅速發展到11000多人。他們破襲同蒲鐵路，伏擊日寇運輸隊，圍殲岢岚守敵，殲滅五寨日軍，解放甯武縣城，開辟了晉西北根據地。接着轉戰桑幹河兩岸、五台山地區和冀中平原，又連續打了靈丘阻擊戰、邵家莊伏擊戰、上下細腰澗殲滅戰，以及收複阜平、作新村、陳莊等戰鬥，為粉碎日軍掃蕩，鞏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華北抗日3年期間，袁任遠主任作為王震将軍主要助手，事無巨細，精心處理，在政治工作中獨當一面，默默無聞地發揮了巨大作用。他的兒子袁意奮，同樣活躍在抗日戰場。紅軍整編後，他任一二0師教導團一連指導員，抗大學習回來，任三五八旅教導大隊總支書記。走上華北戰場，曾任七一四團政治處副主任、主任，在多次反掃蕩和“百團大戰”中，曾身先士卒，沖鋒䧟陣，與日寇作過殊死戰鬥，不愧為一位抗日英雄。抗日戰争勝利後，袁意奮任晉綏野戰軍獨立第一旅二團副政委、綏蒙軍區七團政委、十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他堅決貫徹中央方針政策，參與打勝了綏蒙戰役，勝利完了南北兩線的反頑固派鬥争任務，有力鞏固和擴大了晉綏革命根據地。
1939年冬，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毛主席一聲令下，三五九旅回師陝北。袁任遠主任與王震旅長、郭鵬副旅長帶回來了五個大團，在守衛綏德河防，擊退日寇進攻的同時，也展開了反頑鬥争，鞏固了陝甘甯邊區。接着開發南泥灣，創造了軍隊參加生産的奇迹，不僅緩解了蔣介石封鎖邊區的陰謀，而且做到了豐衣足食，兵強馬壯，可随時投入抗日戰場。但袁任遠卻沒有在南泥灣工作多久，他就被調回綏德地區，轉入地方工作，還當了“三三制”民主政府的專員。
綏德地區五個縣原定歸陝甘甯邊區政府管轄，但蔣介石不講信義，卻派個專員何紹南來搗亂。他到處設國民黨部，建立保安隊，不願為三五九旅供糧，還糾集13個保安隊，陰謀襲擊我旅部。為此，王震将軍在公開集會上揭露他破壞抗日的陰謀，袁任遠則散發各縣群衆控告他A錢、縱匪的罪行。何紹南名聲狼籍，便跑回西安。以後他又潛回綏德，發動武裝叛亂，被我軍發現清剿後，他又逃跑了。當時，郭鵬副旅長在下相棋，抓捕不及時。王震為此發火，批評很嚴厲。毛主席知道後說；“不要批評郭鵬，何紹南跑了好！你抓住了他，蔣介石向我們要人怎麼辦？”于是，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團司令肖勁光的名義，緻電最高當局，要求逮捕何紹南，交人民公審。而蔣介石卻給毛澤東發電報說：“王震破壞國共合作，應受軍紀、國法制裁”。毛澤東給蔣回電；“王震将軍抗日有功，請委員長傳令嘉獎”。就這樣，磨擦專員何紹南被王震旅長擠走了。接着召開綏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産生了“三三制”民主政府，大家推選王震任專員，李鼎銘等民主進步人士為參議員。然後成立了中共綏德地委，王震和張秀山任正、副書記。從此，綏德地區真正成為邊區一部分，為保衛延安和黨中央的安全起了重大作用。
1941年春，三五九旅奉令進駐南泥灣，一面回擊國民黨的進攻，一面展開大生産運動。王震離開綏德去延安任警備司令時，就把那裡的工作交給了老戰友袁任遠。袁任遠熟悉情況，擔當了專員，擔負起治理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一大片新解放區的任務。綏德地處黃河岸邊的交通要道上，國民黨曾抓住不放，禍害群衆，困我邊區。現在回到人民手中，需要加強治理，休養生息，建設成可靠的抗日後方。袁任遠深入群衆，日夜辛勞，很快清除了匪特，安定了社會，發展了生産，支援了前線。還建立各縣、區、鄉級黨的組織和人民政權，為抗日戰争的勝利和以後的解放戰争打下了牢固的群衆基礎。
建設東北根據地 解放全國立大功
1945年夏，袁任遠出席了中國共産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當時由三五九旅組成的南下抗日第一先遣支隊，已在王震率領下到達湖南。袁任遠心中着急，也要求南下抗日。當第二梯隊出發時，他奉命随行。他們踏着先遣梯隊的腳印，兩渡黃河，打到河南時，日本投降了。袁任遠和第二梯隊奉命挺進東北。他們千辛萬苦，長途跋涉，走過山海關，到達東北後，參加了開辟北滿根據地的鬥争。三五九旅是能征善戰的部隊，首先擔負了剿匪重任。他們在佳木斯、牡丹江一帶，掃平了什麼“先遣軍”、“光複隊”等大小政治土匪。還活捉了國民黨封的上将司令謝文東，并公審槍斃，懸首示衆，極大地鎮懾了敵人，鼓舞了群衆信心，使北滿形勢很快好轉，有利了我軍展開工作，建設鞏固革命政權。
此時，袁任遠先後擔任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和副主席，除配合部隊剿匪，安定社會秩序外，便大力推行土地改革。派大量工作組下鄉，發動貧苦農民翻身，砸碎封建架鎖，建立人民政權。曾任過王震秘書的周立波寫出的《暴風驟雨》，就是那段工作的生動展現。随之出現的是青年參軍，群衆送糧，為打倒蔣介石，火熱支前的盛況。三五九旅再赴前線，三下江南、四保臨江，血戰四平街，圍困長春城，很快發展成一三九師。1948年長春解放後，曾打過出名的黑山阻擊戰，為取得遼沈戰役的全勝立下赫赫戰功。以後擴編為四十七軍，入關參加平津戰役、渡江戰役，在解放華南後，又擔負起了湘西剿匪重任。1949年8月，湖南程潛、陳明仁宣布和平起義，中央即派袁任遠南下，去當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他和四十七軍的老戰友一起，又把收拾戰亂後的殘局，治理家鄉的重任挑在了自己肩上。
袁意奮在三年多解放戰争中，完成着和他父親一樣的任務，隻是仍在華北、西北而己。抗日戰争勝利，我軍乘勢發展，袁意奮擔任了綏蒙軍區七團政委，以後升任十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也大力參加過肅清土匪，建設政權，恢複生産，鞏固根據地的工作。1947年初，當國民黨25萬人馬大舉進攻延安時，袁意奮回到由三五八旅發展起來的晉綏軍區第一縱隊，開赴陝北，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48年，他擔任了一軍二師的政治部副主任，接着又到三師七團當政委，不僅深入火線，激勵戰士，而且親自指揮打了一個又一個勝仗。直到大軍西進，解放甘肅、青海，打出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父子同為頂梁柱 富國強軍獻終生
袁任遠在湖南4年，政績卓著。1954年春，當他到國務院任内政部副部長時，正好當了全國人民慰問團新疆分團的副團長。他興奮地來到新疆進行慰問活動，特别是到達喀什，和分别十年的老戰友郭鵬、曾滌、左齊、朱家勝見面時，互相擁抱，高興得流淚。這些情景被我拍攝了下來，現在看仍很親切感人。袁老穿着樸素，平易近人。他在參加慰問大會，把紀念章和毛巾、茶缸等慰問品發到部隊；召集英模人物座談，要求繼續發揚紅軍光榮傳統時，都受到了老部下熱烈歡迎。此外，他還到連認察看過戰士的生活；也到我們政治部進行了通路。當他得知有的女同志是兩年前從湖南參軍來的時，便親切詢問，并以家鄉老前輩口氣，勉勵大家安心邊疆，做好工作。臨行還和我們一一握手，合影留念。至于他帶來的“香玉劇社”，為部隊演出《花木蘭》等豫劇，更是受到了大官兵熱烈歡迎。
1958年，袁任遠到青海當過省委書記、省長。因為他剛正不阿，實事求是，敢于抵制浮誇作風，竟被視為“右傾”，讓他坐了冷闆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結果被抄家、軟禁、流放，直到“四人幫”垮台，他才不顧年大體弱，積極出來工作，并聯絡一些老同志，為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作出了貢獻。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1982年，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在此之前，袁任遠曾當選過第四屆政協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
袁任遠是位德望重的老同志，他參加革命60年，對黨忠心耿耿，對敵人疾惡如仇，對人民全心全意服務。在戰争年代常上火線，出生入死，不避艱險，英勇奮戰。在和平年代，競競業業，嘔心瀝血，堅守黨的原則，為人公道正派。他廉潔奉公，生活簡樸，不計較個人得失和物質待遇；對兒孫們要求嚴格，教育他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直到他88歲高齡因病逝世，沒留下任何積蓄、财産。留下的是一部《征途記事》，是他在晚年寫下的一部革命回憶錄。
1950年，風華正茂的袁意奮響應毛主席“要建設一支強大海軍”的号召，從陸軍調任海軍一分校政委。從此，他努力學習海軍知識，探索辦校經驗，培養管理人才，一心一意為建設祖國海防事業而努力。1954年，他到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校留學，克服了年齡偏大，文化底子簿和語言不通等困難，以優異成績園滿完成了學習任務。他回國後，先後任南海艦隊湛江基地政委、榆林基地司令員兼政委、海南軍區副司令員。他把國外學到的知識，用于海軍建設的實踐，為鞏固大陸海防，提高部隊戰鬥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袁意奮是艱苦奮鬥出來的老紅軍戰士，他把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和“南泥灣精神”，帶到了天涯海角的榆林。他在那裡艱苦創業十年，戰勝了缺乏淡水、食品、文化設施與家人長期分居等困難，以身作則，帶頭勞動，大量植樹，種菜養豬，不僅以小的代價把基地建成一個優良軍港，而且把荒島也變成一個溫馨的花園。在此期間，他還堅決貫沏中央軍委、海軍的訓示，因時度勢，指揮艦隊打勝了“8.6海戰”，振奮了軍威，鼓舞了士氣，也鼓舞了全國人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集團誣䧟為“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性錯誤”。在處境艱難中，他堅信黨和人民，保持樂觀情緒。
1969年秋，他調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仍堅持黨性原則，頂住重重壓力，大膽解放了一批知識分子幹部，為大陸艦船科技事業的發展保護了人才，立下了功勳。1974年，随着撤銷對袁意奮錯誤批示的兩份檔案下發後，他出任海軍政治部顧問。1977年，又調為海軍裝備技術部政委，他不計較職位高低，很高興去幹這份能發揮他專長的實際工作。果然，他大力闊斧撥亂反正，消除文革錯誤影響，理順工作關系，狠抓基層建設，為加快海軍裝備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思想、作風、組織、制度上的保證，赢得了廣大官兵的尊重和贊揚。
袁意奮1955年被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将。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又榮獲一級功勳榮譽勳章。在70多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始終保持着勇往直前，奮鬥不息的本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大陸海軍建設付出了畢生精力。他勤奮好學，思想開闊，謙虛謹慎，注重團結，為人忠厚，淡泊名利，嚴以律已，一身正氣。他是一位戰功卓箸，事業有成的正兵團級離休老幹部，在90高齡時不幸病逝，受到了海軍部隊和他老戰友，以及海南島等他戰鬥過的地方群衆的深切懷念和哀悼。
袁任遠和袁意奮，父子紅軍，兩顆将星，劃過中國革命曆史的燦爛長空，成為人們永恒的記憶。袁任遠名如其人，完成了他一生奮鬥的任重道遠的革命任務。而袁意奮也名如其人，他意氣風發，艱苦奮鬥，也走完了他輝煌的一生。當他父子倆人攜手走到馬克思面前報到時，那位大胡子老人會高興地說，你們不愧為革命父子，把你們一生精力，獻給了世界無産阰級的偉大事業---共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