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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偶记

作者:善本古籍
夜读偶记

《西游记》的移花接木

唐太宗大白天见鬼,起因是泾河龙王犯了天条,应该被魏征斩首,老龙求到唐太宗,想走他的后门,让魏征不要杀他。太宗满口答应,便缠着魏征和他下棋,却没想到魏征和他下棋时竟能在睡梦中完成了刽子手的任务。老龙鬼魂不忿,上门找太宗算账,太宗请来秦叔宝和尉迟恭来当门神,但却被阎王派来的小鬼请到了地狱中,受到了一次善恶因果报应的教育。还魂后,他请来玄奘法师来做水陆道场,超度在地狱中见到的冤屈的鬼魂,又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点化,于是引出了唐僧西天取经的壮举。

这当然是小说《西游记》中的情节。于是历史上玄奘取经的故事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神话色彩。一切的转机要从唐太宗游历了一次地狱开始,那次游历使得这位唐朝皇帝虔心向佛。当然这个故事写于明朝,而我们惊愕地看到,在西方更早些时候,但丁在一部史诗中,作为一位诗人,也同样游历过地狱,当然,结果是他更加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到地狱的旅游却很普遍,远不像西方世界那样要具有相当的资格才能做到。这大约是东西方国情不同的缘故。但唐太宗毕竟是一国之君,远不同于草芥小民,他不只是看了就算了事,而是引出了一桩重大的历史公案。

唐僧也就是三藏法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姓陈,名□,洛州缑氏(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少年时家贫,跟随哥哥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十三岁时,破格受度为僧。隋末大乱,从兄西去长安,然后逾剑阁而抵蜀都。当时成都的佛教义学颇盛,尤以讲习有部诸论和《摄大乘论》为最。玄奘参与各家讲席,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因不满于四川的闭塞,他在武德五年(622年)偷偷离开哥哥,和商人结伴,经三峡到了荆州,北转相州和赵州,沿途既讲且学,质难问疑,探索不止,最后又回到长安。在这里,玄奘继续多方参学,似乎疑惑愈多。他认为佛经的翻译有些问题,于是就动了去西方钻研佛经原文,破疑解难的念头。

掌握真义,弘扬佛法,才是玄奘西去取经的真正原因。而并不像小说中说的那样,是菩萨点化,皇帝指派。真实的情况是,他在贞观元年提出申请,但却受到了拒绝。无奈之下,他只好冒着被判罪的危险,偷越国境。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一是当时唐政权刚刚建立,国内还未完全平定,因此朝廷严禁国人出番。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统治者在儒、道、释三教间更加看重前两者。儒是封建时代治国之本,自不必说。而道教,在唐初也远远盛于佛教。据陈寅恪考证,李氏应该有胡人血统。但为了攀附名门,他们居然与一千多年前的李耳——也就是写过《道德经》的老子,《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扯上了关系。出于这一层关系,他们推重道教也在情理之中了。佛教在唐朝已开始兴盛,但毕竟是舶来品,在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就上表请求罢佛。太宗朝他再次上疏,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唐太宗虽然没有下令禁佛,而是利用佛教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但对“取经”之类的事显然不会感到兴趣。

偷渡为玄奘的此行平添了不少的麻烦。先是差点被同行的胡人杀死,又险些被边境的守军射中。在茫茫沙漠中,风沙和干渴都是致命的威胁。小说中说他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遇到了各种妖怪,如果说这是他此行困难的形象化,想来并不为过。至于小说《西游记》中写到唐太宗赐名并称他为御弟,率文武百官相送到长安关外云云,倒也并非是子虚乌有,凭空虚构,只不过是把高昌国王的事嫁接到太宗身上罢了。据唐代僧人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三藏在沙漠中差点渴死,幸遇到泉水,才得以逃生。之后他到了伊吾,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派使者去迎接,六天后,在半夜里到达王城,高昌王和随从前后列烛,亲自出迎,让他坐在重阁宝帐中,王妃和侍女们也来礼拜。第二天天刚刚亮,国王又率嫔妃们前来问候。麴文泰要拜玄奘为师,并要他留在高昌,终生奉养,甚至强留。最后玄奘以绝食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国王才同意他离开。

高昌王对玄奘礼遇有加,是在国内无法想象的。玄奘在高昌讲经时,文泰都亲执香炉迎引登座,并且低跪为磴,请玄奘法师踏着上去,天天如此。讲满一个月后,他替玄奘法师剃度了四个沙弥,以便路上服侍。并制衣服三十套,还特制面衣、棉衣及靴袜等数套。另送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和绢等五百匹,以充往返二十年的费用。此外还有马三十匹,脚夫二十五人,并遣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至出名的统叶护可汗处。又写了二十四封信,给经过的屈支等二十四国,托他们代为照料。各附大绫一匹为信。此外还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统叶护可汗。信中说:“法师是我的弟弟,要到婆罗门国去求法,希望可汗爱护法师如爱护我一般,同时更请敕以西各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出发时 ,国王又率诸僧、大臣及全城的人民出城相送,抱持大哭。最后叫王妃等先回去,自己和僧人们乘马远送数十里,才珍重而别。

慧立是唐朝僧人,与玄奘大约同时或相去不远,这是最早的专传,古代有回鹘文译本,现存写本残卷,1930年出土于新疆。近现代以来,先后有法语、英语和日语译本等行世。看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吴承恩巧妙地把高昌国王的事迹移植到了唐太宗的身上。当然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十七年后回到大唐时,唐太宗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先是备文派人到于阗召他回来,并叫懂得梵语和经义的僧人同来,另给于阗王一信,托为照料,还派官员在路上迎候,由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迎接到京城长安。这显然是因为唐僧的取经影响太大了,这位皇帝老儿要摘桃子了。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太宗要用兵辽东,正在洛阳,玄奘赶到洛阳,太宗亲自出迎,赐坐畅谈,殷勤慰劳。并按照玄奘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从出发到归来,玄奘历时一十八年。带回来的东西计有:如来肉舍利(即佛骨)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二:一高三尺三寸,一高三寸;檀佛像四:各高二三寸不等;银佛像一,高四尺;佛教经典,计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在告别高昌国时,玄奘曾答应回来时在高昌留住三年,但高昌国在五年前,已被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灭掉,不复存在了。

高罗佩与狄仁杰

中国话本中数量最多的、大约也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公案一类了。最早有《包公案》、《彭公案》,这些在我小时候读过的,想来大约还会有其它的公案吧?但当时正值文革,属四旧毒草之类,殊不易找,等到后来这些成为文化遗产或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时,我早已失去了兴趣。这类书,多是以某个官员——当然是有名的清官——为主角展开,里面颇有些奇案迷踪,再夹杂一些武侠人物和神鬼报应,当是很能吸引一般读者的。如果把它们看作侦探小说的雏形,那么成书的年代大约不会比爱伦·坡的晚。但总的说来,这类书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无非是成为消遣或街谈巷议的素材,远远无法同《金甲虫》和《福尔摩斯探案》这类作品相比。

但狄公案则显然又当别论。因为首先这是一部文学创作;其次,这是一位外国人写的中国的公案故事。

高罗佩这个名字虽然看上去很有些中国化,但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外国人,确切说,是一位精通中国文化的荷兰外交官。他在中国住过,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如果我们把他称为汉学家的话,对他并不算是一种恭维。因为他不仅精通汉学——包括古文、传统的诗书琴画,以及民俗及传统工艺——而且懂得十五种文字,这里面包括日语和梵文。就汉学而言,据说他的书法很好,还拜过名师学习古琴,弹奏想来也不会差。这些我们现在已无缘见到或听到,但他的小说我们还是能够一见的,虽然是经过了翻译。

狄公即大唐的狄仁杰。挑选他作为故事的主角,高罗佩不仅具有眼光,当然也要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正是这位狄公,在唐高宗年间担任大理丞时,断案如神,在一年间重新审核了大量积压案件,案件竟涉及一万七千人,而且没有上诉喊冤的,可谓高明的法官。高宗时代,他还做过侍御史,负责审案,并弹劾百官。也就是说,他不光负责审理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还负责对官员们的监察,有点像今天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权。他还出任过西北地区的刺史,一度还被贬为县令。无论是做县令,还是后来当宰相,他都能恪尽职守,以天下为己任。

高罗佩写狄仁杰,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笔调,但手法却是现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这也是这部书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在外国人读来,里面涉及到的内容是中国独有的,而中国人读来,人物服饰虽然是熟悉的,但故事在写法上却很新鲜。在高罗佩的小说中,狄公所审理的案子当然是虚构的,不过却与历史上的狄仁杰的为官经历大致相同。

黄昏,狄仁杰策马行走在一条满目荒凉的官道上。白日凝寒,朔风凛冽,他哆嗦着将身上的狐裘长袍往紧裹了裹。官道的两侧是滔滔奔腾着的洪水,铅灰的天犹如一面失去了光泽的镜子。混浊的洪水一直绵延到天边,大块大块的乌云被朔风驱赶着涌向远处重阴森严的山峰。

狄公独个信马疾驰,把他的扈从人员远远甩在半里之外。三天前他还是在荒漠边缘的北州当刺史,两天后便要返回京师长安去担任大理寺正卿了。此时此刻狄公的心情是复杂的,官职的突然陟升使他有点晕眩,在北州的那段传奇般的经历又使他恋恋难忘。

写法近乎白描,但颇为传神,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显然是旧话本小说难以企及的。案子也写得精彩,有神秘色彩,但不是故弄玄虚,而最终也能自圆其说,并不是靠助神鬼的“帮助”。从刺史到进京当大理寺正卿,只是狄仁杰曲折多变的宦海生涯的一个插曲。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都裹挟在唐代初年的政治纷争中。

狄仁杰在高宗年间开始做官,后来武则天当政,很多李唐亲族和旧臣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如何在这中间自处,应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狄仁杰的做法是,首先要真正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其次他要做到实事求是,秉公办事,不偏不倚。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讲究策略,以退为进。

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讨伐武则天,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但很快失败。叛乱平定后,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五千人。狄仁杰知道其中多数人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他上疏武则天请示予以宽大。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安抚了百姓,也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正。

狄仁杰还对平定越王李贞的将士大肆勒索、残害百姓的做法予以怒斥,因此受到诬告,被贬为复州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这是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这时武承嗣等人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但狄仁杰并不阿附。他的存在,被武承嗣看成是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当了宰相不到两年,狄仁杰就被诬告谋反,下到狱中。

来俊臣是当时最大的酷吏了。他将狄仁杰下狱,正是受到武氏兄弟的指使,这一点狄仁杰十分清楚。在逼问他的口供时,这位大臣竟然当即承认谋反是事实。这使来俊臣非常满意,就把他收监,不再戒备。

就在武承嗣一伙欢庆胜利时,狄仁杰拆掉被头,在上面写下冤情,藏在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拿掉里面的棉花。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找到父亲写的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反臣当面询问:“既然是冤枉,为什么还要承认?”

狄仁杰从容答道:“当时若不承认,臣早就死在酷刑下了。”

武则天又问:“那么为什么要写谢死表?”

狄仁杰回答:“臣从未写过此表。”

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放了涉及此案的七人,把他们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

赴任当年,彭泽大旱,百姓们没有粮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起用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刺史。到任后,狄仁杰没有像前任刺史那样,把百姓赶进城中,修筑工事,而是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事后,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不到一年,又被召回朝中,再次担任了宰相。

狄仁杰对武则天应该是尽忠的。这一方面是做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在当时只有武则天才能够控制局面。一年,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一位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狄仁杰跪在马前阻止:“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还有一次,武则天要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高达数百万,国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下诏天下僧尼每天拿出一文钱相助。狄仁杰上疏说:“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又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些都是为了国家考虑,也符合武则天本人的利益。狄仁杰直言敢谏,但他奏事都是就事论事,并不夸大事实,更不情绪化,危言耸听,而是摆明道理。因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为了对抗武承嗣等奸佞之臣,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了一批正直而有才干的官员。如后来做了宰相、匡复唐室的张柬之,如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都是历史上的一代名臣。

到了晚年,武则天对狄仁杰更加倚重。她不叫狄仁杰的名字,而称呼他“国老”。狄仁杰和她争论,她也都能听从。到宫中入见,不让他下拜。武则天还对朝中的官员下令:“不是军国大事,就不要去麻烦狄公。”狄仁杰死后,武则天大哭说:“朝堂空了。”当有朝廷大事难以决断时,太后就叹息说:“上天为何那么早的把我的国老带走?”

武则天会用人,也爱杀人。李唐的亲族、大臣被杀者不计其数。她能用狄仁杰,是她的幸运,也是大唐的幸运。没有狄仁杰,唐朝也不会亡,但会更加困难。困难的意思是说权力的争夺会更加激烈长久,会更加加重百姓的苦难。一个人,不可能最终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却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部分历史和部分人的命运。我们看历史,往往都要从大的进程上看,并美其名曰大历史,但对在大历史掩盖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却视而不见。对我们来说,个人的生命往往比空洞的理念更为重要。而且,既然历史发展大的趋势无法改变,我们看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必更多着眼于他是否加快或减缓了这种过程,而更多应该着眼于在这一过程中他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是必不可少的话。

有趣的是,在现实中,一个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一旦杀了人或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却往往又要采取相反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地看到了统一,而不去管统一的意图如何,使用了什么手段,也不会去在意他为此屠杀了多少人,使民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评定人物的功绩时也是这样。我们只是片面地肯定了狄仁杰对唐朝的“再造之功”,一般却不太会在意他为多少人洗清了冤案,从屠刀下救出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也不会看到他的开明政策使多少人免受饥饿和贫困。从这个角度看,高罗佩的《狄公案》虽然只写了狄仁杰的破案,而忽略了其它的功绩,但也确实符合了人性,是以个体生命作为着眼点。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能用智慧和法律为人们洗清冤屈或伸张正义都可能更为人关注。

当然高罗佩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看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感到有趣,就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写一部同样的书。虽然更多是局限在对案情的侦破上,但对初唐的政治氛围、日常生活、服饰饮食多有涉及。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生动可敬的狄仁杰,尽管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

来源:北方文学 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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