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歌手德里克·福斯特面临起诉，罪名是持有并打算分发两个手提箱内的毒品。
审判时，德里克说自己对箱子里装的物品一无所知。
但伊利诺伊州检察官用德里克写的rap歌词反击，“斤对斤，磅对磅。我是最大的毒品贩子，我的服务遍及全城。”
这段歌词被认定为德里克的自传和罪证，德里克被判有罪。
对警方和检方而言，在被告写的rap歌词找犯罪证据这招不险，胜算还大。
黑哥哥纳撒尼尔·伍兹被指控谋杀三名警察，他坚持上诉还自己一个清白。
伍兹没想到的是，他在阿拉巴马州监狱候审时改编的rap歌词，会成为他的送葬挽联：“七起处决式谋杀/我没有悔恨，因为我是他妈的凶手。/你没听说过杀戮吗/我像凯瑞·斯宾塞*一样让警察倒下。”
歌词中提到的凯里·斯宾塞，在其他审判中承认犯有谋杀罪。
而伍兹最终被判处死刑。
- “他是无辜的”纳撒尼尔·伍兹因另一人承认的犯罪行为被处决后，金·卡戴珊引发了愤怒
在美国，将说唱歌词引入刑事审判的做法已持续三十多年，相关案件达数百起。
这类案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被告是非裔美国男性。
荣获格莱美奖的说唱歌手Young Thug也没逃过这种宿命。
Young Thug线上出庭
同样是Young Thug
大多数法官都会允许使用说唱证据，以坐实犯罪动机和意图。
罪名往往包括杀人、持有毒品、帮派指控。
新泽西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说唱型证据的通过率高达80%。
马里兰州最高法院裁定，法庭上可接受rap歌词作为被告有罪的证据。
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说唱歌曲甚至可能作为唯一的罪证，实现一击必杀。
威斯康星州警方调查三起枪击案，在犯罪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指纹、武器或目击者。
案件毫无进展，直到少年汤米·卡纳迪在网上发布了一首rap歌曲 “I’m Out Here”。
发歌大约一周后，一支特警队拿着突击步枪冲进卡纳迪的卧室，指控他犯有一级故意杀人罪和武装抢劫罪。
汤米·卡纳迪
卡纳迪拒不认罪。
警方表示，歌词中有受害者塞马尔的名字，还写到一条小巷和子弹击中头部等谋杀细节。
而卡纳迪解释，rap曲风太燥，导致警方听错了歌词。
歌词不是“catch Semar slipping（注意到塞马尔滑倒）”，而是“catch a mawg slippin”，他在别的歌中也使用过该俚语，意思是“对面的人”。
卡纳迪在监狱候审时也同样坚持rap音乐创作。
歌词给警方提供了新的证据，“我的鞋子上有血，是从他的头上漏出来的”，“他的最后一天我带着这个，我开车带着两把枪”。
警方强调，这些歌词主旨都是向人开枪，受害者塞马尔正是被枪击中头部，而且在被告家中的确搜出两把枪——其中一把枪型相符，未上膛，但没办法确定是作案凶器。
检察官当庭播放了两次“I'm Out Here”，分别是初版和降速版。
一个半小时后，陪审团认定卡纳迪的两项罪名均成立，判以终身监禁。卡纳迪入狱时未满 18岁，50年后才有可能获得假释。
“说唱歌词给检察官带来了难题。” 黛博拉·冈萨雷斯说，“因为检察官的工作就是证明被告有罪，而说唱歌词真的好用。”
黛博拉是佐治亚州雅典-克拉克县的地方检察官。
她告诫同事不要过于依赖说唱歌词，尤其是在歌词没有上下文、或没有其他可靠证据的情况下。
美国联邦和州法院规定，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必须满足两点，即可靠性和相关性。
这最终取决于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自由裁量权。
各方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再由法官决定——将说唱歌词视为艺术表达，还是犯罪证据。
比起其他音乐流派，说唱属于高危曲风，更容易走向呈堂证供的司法道路。
研究表明，同一段暴力歌词分别打上说唱、乡村歌曲的标签，将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
即使歌词内容不变，如果把它归类rap，人们会觉得歌词更具攻击性，并且基于作者的真实经历。
如果介绍它属于乡村歌曲，人们倾向于认为歌词艺术创作的成分高，相对无害。
斯图尔特·菲肖夫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
斯图尔特的研究发现，134 名学生参与者对说唱歌词的反感甚至比对谋杀指控的反感更大。
所以法官需要平衡rap歌词的证据价值是否超出它带来的偏见。
如果它的作用主要是让陪审团对被告产生负面印象，而不是建立被告与犯罪的联系，则不应该采用说唱证据。
但社会上仍存在全面反对的呼声，认为说唱歌词作为犯罪证据违反美国第一修正案。
因为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限制言论、创作表达的自由。
支持说唱法案，保护黑人音乐
基于这一争议，加州通过法案禁止将说唱歌词作为证据——除非检察官在没有陪审团在场的听证会上、证明说唱歌词与案件直接相关。
纽约州也提出过类似法案。
它要求检察官证明说唱歌词就是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或虚构性质，才能用作证据。
但该法案未获州议院通过。
律师迪娜·拉波尔特认为，美国法院之所以将rap歌词作为犯罪证据，是因为不了解说唱。
吹牛逼和暴力意象是说唱这一流派的惯例。
“法院这么做可能会扼杀说唱歌手的创造力，限制艺术表达的范围。” 迪娜担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