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在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这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张双兵照例像往常一样服用着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但是这几天，他无暇顾及身体，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等待上，等待着能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立案的消息。
就在4月初，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及其亲属集体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首次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
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是此次诉讼团的团长。
71岁的张双兵，奔波42年，只为“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讨个公道。在他那里，立案只是第一步，胜诉才是根本。只有胜诉，才能实实在在赢回公正。
△张双兵
18个人的团长和迟迟未来的公道
最近几天，张双兵接受了国内国外好几家媒体的采访，话题始终围绕着“讨回公道”。媒体的关注让他又多出几分希望。
4月8日至10日，中国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子女及其他亲属陆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中国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此次提起诉讼的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均已去世，她们分别是赵润梅、刘面换、张先兔、王改何、杨喜荷、侯巧良、万爱花、陈林桃、侯冬娥、高银娥、杨时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朴、赵存妮、张改香、郭喜翠、李秀梅。
张双兵是此次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的团长，他说：“我做这件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为她们讨一个公道。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她们生前有这个愿望，我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她们。”
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张双兵坦言，这么做是受到了韩国相关案件的启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2021年就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日本政府向原告每人赔偿1亿韩元。
张双兵说：“在韩国志愿者开始帮助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前，我就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流，韩国的判决结果让我有了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的想法。”他从2023年开始前期筹备工作。
去年，张双兵找到律师贾方义，将韩国依据国内法判决日本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书发给了他，希望他能帮助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进行诉讼，贾方义和他团队的郭乘希等维权律师研究商讨后，决定帮助和支持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依照国内法诉讼索赔，力争促成日本政府忏悔和道歉。
随后，张双兵又开始联系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后人。侯冬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一次，她的孙女李双俏也选择站了出来，答应起诉。
据张双兵透露，目前案件正在等待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和他一样在等待的还有18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后人。
△此前张双兵在日本参加集会
1982—2024，他和139个她
曾经，在山村小学任教的张双兵只想着怎么当好一名教师，但是1982年秋天的一场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2年，他遇见了侯冬娥。她拄着拐棍，跪在地里，艰难地一把把割着麦穗，割两下休息半晌，好像随时会倒下不起。
“那是深秋，我在隔壁高庄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个老人跪在地里收谷子，非常可怜。”张双兵动了恻隐之心，最后默默护送侯冬娥回了家。关于老人的过往，他从村子里人的口中得知，她曾是“炮楼里的女人”。
这次相遇之后，善良的张双兵就经常去侯冬娥家，帮忙照顾她。一来二去，两人也算熟识了，但是关于那段屈辱经历的细节，侯冬娥从未开口提过。
十年后的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本索赔。
这次，当张双兵再次踏进侯冬娥的家门，她开口了，张双兵说：“她刚一开口就号啕大哭，哭了快一个小时，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后，她才真正说出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
侯冬娥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不仅失去生育能力，且一生悲惨无助、孤苦无依。
听完侯冬娥的诉说，张双兵想着要还老人一个“清白”，不希望老人晚年还被指指点点。这之后，他着手准备诉状，他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
侯冬娥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开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受害女性。
可是，命运没有眷顾侯冬娥，老人在1994年去世，没能亲自去日本控诉当年日军的罪行。
在之后的日子里，张双兵一有空就踏上寻访之路。骈焕英、刘改连、郝月莲……进入张双兵视野的名字越来越多，山西的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河北平山县，湖北武汉……都有他的足迹。“那时候日子苦，连电话都没有，自行车骑坏了7辆，摩托车骑坏了两辆。”那个年代，摩托车的投入耗光了张双兵的工资，他的执着也曾引来身边人的不理解。
几十年来，他走访调查了一千多位受害者，其中有139位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但大部分受害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敢说出来。
△此前张双兵参与在日本法院的诉讼
在选择勇敢站出来的老人中，也有主动找到张双兵的，比如万爱花老人。
1992年张双兵给万爱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说，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说，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这句话就当没有说过。万爱花收到了这封信之后，马上就从太原来羊泉村找张双兵。1943年，万爱花曾两次被日军掳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强奸。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胯骨、肋骨多处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厘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且因多番被轮奸，下身严重溃烂，终身不育。
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1996年、1998年，万爱花两次到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诉讼历时8年，三诉三败。
2013年，万爱花与世长辞，她的勇敢让世人了解了“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但却没有换来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
不止万爱花，1992年开始，张双兵多次带领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维权。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审九判，日本政府没有对这些受害老人说一个字的道歉，没有给一分钱的安慰和补偿，让老人们很气愤，张双兵也充满愤恨。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证人越来越少，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8人。
每一位受害者的离世，对张双兵来说都是遗憾。
2020年12月29日18时，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骈焕英老人去世，享年93岁。张双兵在朋友圈悲痛写下悼文：山西籍一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对日索赔老人怀着对日本政府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呜呼痛哉，一个又一个的人证走了，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无赖，她们的索赔更加困难。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钱念秋摄
出书、拍电影、患癌，执着42年能圆满吗？
今年71岁的张双兵，人生已经步入晚年。如今的他已经满头银发，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用人生最宝贵的42年去做“慰安妇”调查记录，只为替她们讨一个公道。
讨公道这条路，对张双兵来说，可谓赞誉不断，争议不断，麻烦不断。这些年他将寻访“慰安妇”的经历整理出版成书，包括《“慰安妇”调查实录》《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等。此外他还参与了电影《二十二》《大寒》的拍摄，《大寒》讲述了张双兵走访调查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心路历程。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张双兵著作
收获关注的同时，他始终觉得亏欠家人。2020年11月，张双兵确诊身患肺癌，接受治疗后，每天仍然需要服用上百元的靶向药。眼下，因为生病他无法出门，一边治疗，一边守着患精神疾病30多年的老伴一块儿生活。
“我做这件事到今天已经42年了，没有为老人争取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我不甘心，也对不起那些老人。”张双兵说。
对于这次在国内提交的诉状，张双兵满怀期待，“这是在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 徐梦云 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