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倫送别李白千古美谈，
为何汪崙却错过了萧殷？
陈家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李白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描写汪伦送别李白时两人依依惜别的情景。
一千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汪崙的文人，却错过了送别老友萧殷的机会。
萧殷文学馆在整理萧殷的来往信件时，发现了一封署名汪崙的写给萧殷的信。
汪崙1983年10月7日写给冯英子和萧殷的信
在研究萧英1938年在武汉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及1939年延安筹备成立“青记”延安分会成立的过程，以及萧英在《新中华报》担任编委的历史事实的时候，笔者多次接触到一个名字——汪崙。
- “我曾乘此机会与该负责人汪崙先生谈及组织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事，颇得他赞许，并即去函总会。”（萧英《延安记者开始组织》，刊于1938年《新闻记者》第一卷第9-10期）。
- 大会“推举徐冰、向仲华、汪崙、宁远、萧英（萧殷）、员宪千、方树民等同志为大会正式主席团……接着推选徐冰、向仲华、汪崙、萧英（萧殷）、沙凡，雷烨，方树民，英魁，方绥，周游，员宪千，刘人寿等十三位同志为理事”。（《新中华报》1938年11月10日 第4版《纪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
- 《新中华报》由“向仲华任主编，徐冰具体指导。汪崙、萧英、雷烨、员宪千、方树民、刘毅、黎光等参加编委工作。”（《中共报刊与全面抗战》2020-12-31 07:30:12 江汉论坛 2020年12期上的资料）
根据汪崙的儿子汪延生在《追思父亲汪崙走过的路》一文中的说法，1938年汪崙在延安时，应塔斯社远东分社邀聘，任延安特约通讯员。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塔斯社撤销了各地中国籍的通讯员。这以后，汪崙在边区文协内筹办了边区通讯社，这也就是萧英在文章中讲到的“发起登记留延新闻记者”工作的三家单位《新中华报》，解放社和通讯社之一的边区通讯社。
年轻时候的汪崙
汪崙在延安
1938年底萧英在鲁艺毕业后，原定到青记延安分会工作。由于到延安访问的李公朴要求共产党派几位干部帮助他做秘书工作，于是在武汉时曾经在李公朴手下工作过的萧英被党中央派去跟随李公朴在晋西工作了四五个月。而汪崙担任了青记延安分会的驻会秘书。
1939年4月24日，萧英跟随李公朴回到延安。这时，汪崙经中央统战部介绍到重庆南方局，在北碚搞统战联络工作，并在4月下旬从延安乘车前往重庆。大约在这个同时，回到延安的萧英回到延安的记者学会工作。从时间上看，萧英与汪崙是有简单接触与工作交接的时间的。
这也就是1983年汪崙在给萧殷和冯英子二人的信中所说的：“我和老萧是1939年在延安‘青记’分手的......我们当年分手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别要隔四十余年，才能重唔。”
汪崙与萧殷分别四十余年后的这第一封信，萧殷却永远无法看到了。汪崙的信是1983年10月7日写的，而萧殷已经在一个多月前的1983年8月31日逝世了。
为何汪崙隔了四十四年才写信给萧殷呢？
究其原因，笔者根据汪崙的来信内容推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汪崙个人曾经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一直在不显眼的岗位上默默无闻，或许他不愿与那些在各方面有建树的老朋友联系接触（这或许能够从至今无法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汪崙个人简历与介绍这一点看出端倪）。
其次，应该说是汪崙以为今后与萧殷见面的机会有的是，所以即使如同汪崙在信中所说，他写信的两年前的1981年10月12日，他就已经从朋友处得到了萧殷的地址，但他“知道你们的地址后竟事隔两年再写信”。在信中，他紧接着写道：“由于因循拖拉而铸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是常有的，周钢鸣（注）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很长一段期间我从工作在一起（左联）吃住也在一起，战争把我们分隔开以后再也不通消息了，全国解放后虽多次在报刊上见到过名字，总觉得要谈的话太多，不知从何写起，写信还不如有机会见面再谈，就这样因循下来，他等不到面谈的机会就去世了。”
虽然汪崙知道“由于因循拖拉而铸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是常有的”，他也因为“因循拖拉”而错过了见周钢鸣的机会，但是他却不吸取教训，同样的因循拖拉造成的拖延！铸成了同样的无可弥补的遗憾——未能在萧殷生前联系叙旧，也未能送萧殷最后一程！
附录：1983年10月7日汪崙致冯英子和萧殷的信
广州市
广东省文联
肖殷（英）同志启
回信请寄合肥市舒城路11号 汪崙
1983年10月7日[1]
英子、萧英二同志
因为：一、你们都是当年“青记”的战友；二、你们的地址都是白萍临终前几天告诉我；三、我要说的话差不多，就一式两份分寄上海、广州，也可见我懒到什么程度！知道你们的地址后竟事隔两年才写信。由于因循拖拉而铸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是常有的。周钢鸣[2]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很长一段期间我们工作在一起（左联），吃住也在一起，战争把我们分隔开以后再也不通消息了，全国解放后虽多次在报刊上见到过名字，总觉得要谈的话太多，不知从何写起，写信还不如有机会见面再谈，就这样因循下来，他等不到面谈的机会，就去世了。
白萍去世快满两年了（1981年的十二月十二日），他病重时我和老伴董曼尼都在北京，曾多次去看他，有次，离去世没有多[少]天了 ，讲了一下你们的情况，说“肖殷（英）曾是《作品》主编，现是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云云，又出示英子的信和诗，不仅给病人有很大鼓舞和安慰：“浪游湖山南北东，四十年来道未穷，匣中毛锥应尚在，漫写青史补馀空。倾盖同唱大江东，宿露餐风不言穷，歧黄今有回天力，晚霞照彻碧晴空。”我们反复吟诵亦感动至深。
我和老萧是1939年在延安“青记”分手的，当时经中央统战部介绍我到重庆南方局，在北碚搞统战联络工作两年（我是非党干部），41年奉命撤退到安徽工作，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都在芜湖地区（敌占区国统区）主要是通过工商界上层为党工作，从此就一直纠缠在这个方面，再也没有脱出身来，迄今已四十年过了。现在是省工商联的顾问，老伴是省文史馆员。建国以来，由于过去长期（1932年“左联”起至1949年）都是以革命群众身份在党的领导下搞白区工作，解放后“左”老爷一般都不认账，或者不完全认账，胡说只有党员才能算是地下工作，群众只能算作我们的“关系，”文革中我挂过“叛徒”、“特务”的白袖章，虽然三中全会前没有给我们做结论，戴过什么帽子，也没受到下放劳动的惩罚，但总的情况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又由于家庭人口多，老董长期失业，靠我一个人的收入，经济上当然比较穷的。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工作了（由于战乱而失散的孩子也联上了），今昔对比感到格外轻松。孩子们一部份在合肥，一部份分散各地，有的任教，有的做工，有的经商（日本——台湾），有的帮工（香港），我们的情况大致如此，奉告老朋友。
我们已领到赴日探亲的出国护照，估计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入境签证最近可能批下来，按他们规定要三个月才能批下来，我们是七月八日送到大使馆，这月八日满三个月。如果批下来，我们将先到上海，而后经广州、香港去东京，将分别在上海、广州见到你们。我们当年分手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别要隔四十余年，才能重晤。到上海我们大约有地方可住，但听说广州物价很高，住处都很贵，我看不会像香港那样，也有较一般的，主要不了解情况。希望离火车站不太远的地方找到一个适当旅馆或招待所，我们共三人（小女儿送我们到广，乘上去深圳的火车），请肖英同志帮忙具体了解一下，盼回信。祝
健康！
汪崙
1983.10.7
我们说的去日探亲，是看二儿子和三儿子。老二就是战乱年间流散出去的那个经商的孩子，他已在日成家立业十余年。三儿子在日大艺术部读研究生，6月3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有位民文写了一篇《黄山风景障壁画》一文，内容介绍的就是这个孩子。二女婿在香港打工。又及。
说明：
- 此函寄广东省文联转肖殷，函封并注：“回信请寄合肥市舒城路11号安徽省工商联。”此时萧殷已经离世37天。 ↑
- 周钢鸣，广西罗城人。早年参加左联。中国作协理事；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