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林｜闲说崇明人家丧事中趣事二则

朱士林男 194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上海市崇明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得上海市高级经济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和一级（高级）商品经营师资格证。

1968年8月参加工作，2007年8月退休。退休前系崇明县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干部。工作期间，先后在《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上海商业经济》和《上海住宅》等刋物和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和文章。退休后撰写的数十篇文章和诗歌也在《东方城乡报》《中国社区报》《中国剪报》《社区》《工会博览》和《速读》等报刋杂志上发表。©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投稿及咨询请联系本公众号。

闲说崇明人家丧事中趣事二则

笔者是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在年少时曾听祖辈和父亲谈及过崇明人办丧事中的有关事宜，长大后也对崇明人家办丧事略知一二。今天不说别事，只说一下崇明人家丧事中的二则趣事。

趣事一：

轧吃素饭

何谓“轧吃素饭”？即指与丧家非亲非故，没有参与凭吊活动又没有向丧事之家送上丧礼，也没有为丧家办事，但在死者入殓当天，守候在吃饭之际在桌子上吃饭的那种人。笔者原先只知道在旧社会里有一种人专门打听某某人家死了父母后，有人假冒这家人家故世老人的亲戚，在老人入殓那天以其亲戚的名义去“轧吃素饭”。殊不知在新中国解放数十年后的今天，也有此类事情发生，真是一大趣事。

前不久笔者因事去朋友家做客，席间有个朋友讲到如今社会上还有“轧吃素饭”的事。说是某乡镇某村有个叫杨世宝（化名）的人去附近村民家“轧吃素饭”。某月某日，杨世宝得知离家三里之遥的一户农民家中（该农民家男主人姓沈）故世了一位年长（约60多岁）的妇女。他为了要“轧吃素饭”就在死者入殓的前一天傍晚就去了这家丧事人家，事后据他自己告诉人家，有这样三个目的：一是先了解一下故世的女主人娘家有何亲戚、姓啥、娘家住哪里等；二是先熟悉一下环境（包括骑车走路的路程远近等）；三是赶在当天傍晚前先饱饱地吃上一顿晚饭。第二天（实际上是死者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这位姓杨的，从家中拿了一条白色的围腰（过去丧事人家发的）放在身边，另外又拿了两只空余的马夹袋骑上一部电瓶车直往昨晚那家姓沈的丧事人家驶去。十分钟多一点的路程慢慢地骑了一刻钟，到了丧家房子东面一块空地上将电瓶车停放好后，系上白围腰，像模像样地向灵堂走去。然而他不去灵堂屋，也不去送丧事人情记账的地方，而是瞅准旁边已坐了四五个人待吃饭的桌子边，一问没有其他人，位置空着；一看有几个年纪较大的女同志，他心中窃喜，坐这张桌子最合适。这时候作为丧事人家的帮工看见有一个系白围腰的人急忙忙递上香烟，招呼用饭（那个时候主人家忙得不亦乐乎，谁来管这种事）。姓杨的在待吃饭的桌子上坐了不多一会儿，主人家因饭后要将故世的人送去殡仪馆火化，所以在十一时不到就开饭了。据姓杨的自述，那一天吃中饭时，主人家除了招待酒菜（包括饮料等），还每张吃饭的桌子上发了两包烟，自己装作抽烟的，别人不抽烟，那两包烟就全都进了他的口袋里。吃好中饭，他嘴里唱“山歌”：说是家里还有一只小狗，于是拿出预先备好的马夹袋将桌子上剩余下来的菜统统倒进了马夹袋，并且还装了一盒子白澄澄的米饭（和干货的菜放在一起）。饭后稍待一会儿，骑着电瓶车又从原路返回家中。在吃中饭的时候，主人家吩咐晚上继续来吃晚饭。杨世宝在家休息了两个小时后，待到四点多，他又骑着电瓶车往那家丧事人家奔去。据杨世宝自己告诉人家，在晚上用餐时遇到一个熟悉的人问他与丧事主人家是何亲戚？他大言不惭地告诉人家说，是死者外婆家的老亲。这样的说法，旁人也无法考证，加上主人家忙里忙外，来不及看人情账等，无心问及此事，旁人更加事不关己。

以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新中国解放后进入新时代时期的“轧吃素饭”的真人真事。它告诉我们：其一，正由于农村丧事大操大办，使“轧吃素饭”者有机可乘，有漏洞可钻；其二，在当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依然还有这种贪占便宜、厚颜无耻的小人，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的缺失，这种“轧吃素饭”的人数虽不多，但负面影响却极坏；其三，我们的宣传媒体要引起重视，扩大宣传力度，使社会上那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现象无藏身之处。我们的各级干部要花大气力、下苦功夫，带领群众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陋习旧俗彻底铲除干净，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更加优美、健康、充满生机和活力。

趣事二：

发送“吉祥碗”

在崇明的历史上，凡是故世老人（不分男女）的年龄超过了90岁（含90岁，也有的人家将89岁的老人也视作为90岁），那么其子女在老人入殓当天，对前来送丧礼的人员都发送一只碗，此碗表示老人生前使用的吉祥物，如今老人故逝了，发送一只碗，表示对前来送礼者的回敬，谁拿回去使用，就像老人一样健康长寿。据笔者的祖辈告诉说，崇明岛上这种习俗礼仪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了，只不过在那个年代，90岁以上高龄老人很少。据说高龄老人故逝后，由高龄老人的子女向送丧礼者发送的那只碗，并不是故逝老人生前所使用的碗，只是一种象征。这只碗有的称为吉祥碗、有的称为寿星碗、也有的称之为健康碗。总之有这么一层意思，因为高龄老人生前用了这只碗，可以祛病消灾、健康长寿。据祖辈口述说，在崇明的历史上，刚开始没有人家有发送碗的做法，而是由送丧礼者首先提出来的。说是在晚清时有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年纪95岁，她的丈夫早已故逝，她的儿子媳妇也都离开了人间。在她故逝后，她的丧事是由其孙子孙媳妇为她操办。在入殓那天，死者的亲属向主人家提出来，要死者生前用过的饭碗，意思是死者之所以活了这么大年龄，是因为使用了这只碗。虽然这是一个“唯心”的说法，但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是个安慰和寄托。正因为如此，怪不得在农村办丧事过程中，有的死去的老人年纪虽不满90岁，但一些送了礼的人要从丧事人家家中的厨房间里拿几块豆腐干带回去，把这几块豆腐干称之为“老人豆腐干”，说是给了家里的老人吃了可以消灾延寿。

在旧时社会和解放初的十多年里，故逝高龄老人的丧事人家对前来送丧礼的人发送的碗大都是白底带蓝圈的大碗（直径约4.6寸），丧事人家的主人听从长辈的吩咐，将从街市上买回来的白底蓝圈边大碗（这些大碗都盛放在大的竹筐篮内，一般200只一筐）先放在灵台下面，放上两个时辰，待到开始记录人情账簿时再拿出来放在记账的那个地方，其意思表示这些碗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在笔者的记忆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新河地区有一位高龄女老人仙逝了，其家属在自己家中办丧事时，一开始对前来送礼者按一份一只碗（当时也是白底蓝圈的大碗）发放，后来没有人具体管这件事，在场的帮工也来拿大碗了，在场吃素饭的大人小孩也各自拿了一只大碗，结果一筐碗发完了，又买了一筐，又发完了再买一筐，原先发碗到后来成了抢碗，比预期多发了400只，住在近边的邻居一家人家拿到了5只碗。老人90多岁了，这说明子女孝顺，她才长寿，这是好事。所以对本家来说，多发了数百只碗也无所谓。然而这种发碗到后来形成抢碗的现象，事后成为了坊间人们谈笑的一个话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由于某些干部在办丧事中大操大办，使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抬起了头。在笔者的记忆里，崇明岛上某人家死了高龄老人后，不再发旧时的那种白底带蓝边圈的大碗了，而改发带有“寿”字的茶盅（亦叫茶碗、小碗）加一只带有“寿星”的条匙（亦叫调羹）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原先丧家对送礼的亲朋好友回送时不发毛巾（每份两条）改发10元人民币了，继而又增加至20元或30元了。如今在局部地区，回送礼增至50元人民币，这样促使送礼者不再是100元、200元，而是增至300元、500元。这种在丧事中讲排场、比阔气的歪风愈演愈烈，丧事中的菜肴要比有些地方的婚庆喜宴的菜还丰盛（有个企业老板的父亲故世一周年招待，共60多桌，耗资30万元，招待客人的桌上喝的白酒都是千元左右的五粮液）。

在崇明岛上，一些丧家在丧事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实在令人恶心又痛心，广大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这种变味了的旧风俗与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的新风尚完全背道而驰，殷切希望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认真抓一下，狠狠地整一整这股歪风邪气。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天，笔者曾对家中发送到带“寿”的各种茶盅（茶碗）粗略地清点了一下，共有30多只这样的碗，清点的本意并不是计算前后花了多少资金换来的，而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新中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崇明岛上的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人民的寿命也大大提高。这30多只“寿”字碗，说明了笔者的那些故逝的老人逝世时的年龄都超过了90岁。据笔者查阅崇明县志及有关史料，解放前崇明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新中国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几年，崇明人的平均寿命虽已提高到65岁，但还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以来崇明人民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已达到84岁左右。近几年随着崇明生态岛建设的普及和深入开展，崇明岛已成了国家级的“长寿之乡”，崇明人的寿命将会更高。

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教导我们：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毛泽东主席在这里用“开个追悼会”来表示“丧事简办”。笔者认为，老人是棵不老松，在生前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作出了贡献，故世后我们应该深切地怀念他（她），寄托我们的哀思。特别是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故世了，我们对参加追悼会的亲朋好友发送个带“寿”字的吉祥碗，以此留作永远的纪念。

以上是笔者在茶余饭后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撰写成此文。不足之处，请指正。

心语编委会

主编：陆安心

副主编：施炳刚

视觉：沈雯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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