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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解析农村高额彩礼如何形成:性别比失衡、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压力

作者:澎湃新闻

“高额彩礼在农村的滋生、蔓延和不断攀升,已给农民家庭、农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要对高额彩礼问题展开治理,首先要弄清楚生成和形塑高额彩礼的社会机制机理。”

近日,《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由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华撰写的文章《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

研究发现,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婚姻挤压机制、彩礼属性机制、彩礼归属机制、代际责任机制以及婚姻市场机制五大机制。文章称,这五大社会机制既相互区别,不同机制有不同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又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当前农村彩礼的“高企”现象。

其中,婚姻挤压机制是主导机制和基础性机制,它的出现和作用促进了彩礼的支付属性凸显和契约属性弱化,给予女方索要高价以社会合理性;而彩礼归属机制和代际责任机制则分别从女方父母和男方父母的角度,揭示了农村高额彩礼发生的微观动力和机制;婚姻市场机制则在中观意义上展示了各市场主体的博弈场域及其对婚姻行为、彩礼要价的影响机理。

归结起来,高额彩礼形成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婚姻挤压越严重,适婚男性需要支付的彩礼数额就越高;在彩礼支付属性越强的地方,彩礼的要价行为就越可能被认可和效仿;彩礼最终流向新婚小家庭,进一步提升了女方家庭的婚姻要价能力;在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强的地方,女方要价既有着力点,又能往高里要;婚姻市场机制决定了对本地婚姻市场依赖度越高的地方,“天价彩礼”就越可能出现。

杨华认为,在以上机制作用下,可就高价彩礼发现几条与经验相互验证的规律:

一是越往中西部农村走,彩礼越高。农村适婚女性向东部地区流动,东部农村很少有“光棍”,四五十岁的男子还能娶到二三十岁的中西部农村的年轻女子。中西部农村的男子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给出高额彩礼。

二是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偏远山区女孩子都往平地、城镇流动,当地男子要想结婚,就得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性价比,即给得起更高的彩礼。

三是越是贫穷的家庭,彩礼越高。在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方家庭条件越差、儿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高;反之,家庭条件好、儿子少,女方索要的就相对要少。

杨华指出,本文主旨是要揭示包括高额彩礼在内的农村高额婚姻成本的社会机制及其内在逻辑。就当前农村社会而言,形塑高额彩礼的五大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是农村社会的高度竞争与快速城镇化,而农村社会竞争的“标的”又直指农民家庭的城镇化,即攀比谁在城镇购置了房产。

在他看来,除性别比失衡等原因外,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压力是当前农村高额彩礼及婚姻成本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要对农村高额彩礼及其背后的高额婚姻成本问题进行治理,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以共同富裕为指导方针,破解城乡二元对立,加强城乡融合互补,统筹城乡一体化,推动以中心乡镇为基础的城镇化。当前农民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地是县城,但是县城的房价、教育支出和日常生活成本较高,又远离村庄,一般由家中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专门照顾就学的孩子。面对农民进城的趋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推动农民在中心乡镇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方式与家庭的半工半耕分工模式相适应。中心乡镇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离村庄较近,中老年人可进城照顾孙辈又不荒废土地,年轻夫妻则能从容外出务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第二,要推动乡镇寄宿制“中心校”建设。发展乡镇“中心校”,可以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寄宿制学校可以解放农村壮劳动力,让他们安心外出务工,周末祖辈可以接孙辈回家。如果乡镇中心校建设完备,能够提供与县城差不多的优质教育,年轻农民就不需要强制进城。

第三,要进一步明确将借“天价彩礼”揽财、骗财的行为定位为违法行为,在全社会倡导婚俗节俭,反对无序攀比,旗帜鲜明地抵制极端婚姻行为和婚姻不道德行为,促进家庭和谐建设,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导向和乡土风情。

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官网介绍,杨华,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分化、农民自杀与县乡治理研究。

他于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驻村调研累计超过13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开放时代》等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农村阶层关系研究》《陌生的熟人》《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5部专著,主持教育部和国家课题各多项,获湖北省优秀社科奖1次。

刊发上述文章的《妇女研究论丛》是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全国性学术期刊,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该刊立足中国国情,致力于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创新,推动关于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重大议题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