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有一部特殊的电影上映了。
这部电影名为《二十二》，这是中国第一部获得上映许可，讲述“慰安妇”的纪录片。
慰安妇，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 ，中韩历史学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
在山西，有一位女性为拯救全村而牺牲自己，却未获任何感激，终其一生孤独无依至离世。
侯冬娥，生于山西，自幼便以甜美可人的容貌闻名于乡里，被誉为“盖山西”。若非身处战乱时代，她本应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事实上，直至青年时期，侯冬娥的人生还算平顺。因其出众相貌，适龄之时即早早许配良人，婚后夫妻恩爱，丈夫对其百般呵护，家庭生活颇为美满。
不久，侯冬娥先后诞下一双儿女，一家四口的甜蜜时光成为战火纷飞岁月中的唯一慰藉。然而，其丈夫心怀家国，当一支抗日部队途经家乡时，他毅然投军，扛起枪杆，踏上抗击日寇之路。
丈夫离家后，侯冬娥独自承担起照料年幼儿女与侍奉公婆的重任。
勤劳的侯冬娥不仅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怀有爱国之心，常宣传抗日，并带领村里的妇女为前线战士制作衣物和鞋袜。因此，她被任命为“妇救会”主任。
上任后，侯冬娥深感责任重大，每天早出晚归，特别关注村里的妇女。当时，日军频繁扫荡村庄，妇女若被发现将面临悲惨命运。平时，侯冬娥让妇女们穿破旧衣物，并在脸上涂抹灰尘以避人耳目。
然而，平静的生活未能长久，鬼子进村打破了这份安宁，厄运骤然降临至侯冬娥身上。彼时，日军在侯冬娥家附近的高庄构筑炮楼，并指使汉奸搜寻周边村落的美貌女子。
侯冬娥因其绝美容颜被汉奸告密，连夜被日军掳至炮楼，首夜便惨遭一小队日军侵犯。
随后，日军又从附近村庄抓来数十名女子，年龄跨度从13岁至25岁不等。面对如此绝色佳人，日军兽性大发，仅一夜之间，竟有近50名日本兵对侯冬娥施以恶行 ，使其身心备受摧残，几近崩溃边缘。
日军见侯冬娥气息奄奄，假借“疗养”之名将其送回村子，安排专人日夜监视，以防其逃逸。数日后，侯冬娥在痛苦煎熬中苏醒，脑海中仍萦绕着噩梦般的经历。她欲以死解脱，却被日军威胁，声称若其轻生，全村人及子女将难逃厄运。
又过了数月，侯冬娥虽身体稍有恢复，但日军听闻消息后再次将其抓回据点，继续施以非人折磨。此次，日军变本加厉，竟勒令汉奸带信至侯冬娥家中，要求其家人以300大洋赎人，其行径残忍至极，令人发指。
尽管家境贫寒，侯冬娥的父母倾尽毕生积蓄，又东拼西凑借来200大洋，幸得村维持会会长从中斡旋，才得以将她赎回，一家人终得团聚。
然而，侯冬娥的苦难并未终止，她的悲惨遭遇成为村民闲谈的话题，引来诸多非议与指责。
然，这一切并非侯冬娥之过。若非汉奸背叛，若非日军侵犯，若非她为保全乡亲甘愿承受屈辱，何至于此？
在首次获救后，其襁褓中的女儿因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公公婆婆亦因连番打击，劳累过度，相继离世。
哪成想，她的名字并没有被日军遗忘，没过多久，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日军直接找到村长，直言：“让侯冬娥乖乖跟我们走，否则你们全村都得死！”村长颤颤巍巍地找到侯冬娥，将鬼子的话传达给她。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侯冬娥只能和日本人走。
这次，侯冬娥被囚禁三月，每日遭受不同日军折磨。尽管自身痛苦不堪，她却仍心存大爱，关心他人。
她与几位女子同囚，为保护同伴，每当日军来临，侯冬娥便挺身而出：“请只针对我。”
因美貌出众，日军遂答应其请求。最严重时，侯冬娥一夜遭50多名日军侵犯。
如此折磨令侯冬娥身体崩溃，陷入昏迷。日军再次要求家人赎回，侯冬娥被抬回家中。
虽然她保住了命，但是又面临一个令她极度恐惧的事实——她怀孕了，腹中胎儿无疑是日军犯下的恶果。
为避人耳目，她只能默默承受，拼命劳作，直至一次剧烈出血导致流产，身心重负方得以暂时卸下，尽管生活依旧艰辛，但她至少得以保全尊严，继续在苦难中坚韧求生。
1951年，侯冬娥期盼已久的丈夫终于归来。
她满心以为这将是全家历经寒冬后迎来春暖花开的团圆时刻。然而，命运却再次无情地将她推向深渊。原来，那曾令她朝思暮想的丈夫早已背弃了她，早在数年前便在外另娶新欢。
侯冬娥噙着泪水，颤抖着质问缘由，得到的却是丈夫冷酷的回应：“你已经不干净了！”随后，丈夫携新妇占据了他们共同的家，甚至夺走了她倾注十年心血养育的亲生儿子。面对如此沉重打击，侯东娥心碎神伤，无处可依，只能黯然返回娘家暂居。丈夫的背叛与骨肉分离，使她在精神与肉体上承受着无尽的痛苦煎熬。
这位可怜的母亲，为能时常见到心爱的儿子，毅然决然回到高庄村，委身于一位年长她十余岁的男子。然而，世事无常，十数载后，再婚丈夫因重病离世，而她为维系家庭完整所领养的儿子，亦被夫家强行夺走。
此时，侯冬娥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孑然一身。由于第二任丈夫早逝，她迫于生计，不得不第三次步入婚姻。
在高庄，她的坎坷经历使得多次改嫁均遭拒，最终只能与一名大她十几岁且缺鼻的老光棍共度余生。两人收养一子，但儿子成年后无法接受她的过往，愤然离家出走。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与生活的艰辛如同一把把尖刀，刺入她的心灵深处。对她而言，最锥心的痛莫过于难以言表的羞耻感，生活与精神的双重磨难，有时比死亡更为艰难。
尤为悲惨的是，那些性暴力带来的创伤如同梦魇般挥之不去，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她的希望与生活。
1992年7月，侯冬娥老人第一个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同年12月被邀请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本战败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遗憾的是，由于车辆故障及身体状况不佳，侯冬娥未能亲赴日本出席听证会。
1994年4月，侯冬娥老人辞世，至死未等到日本的道歉。临终前，为证清白和维护名誉，她亲自用红布遮面。《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录了她的一生：饱受屈辱而坚韧如泰山，孤独凄凉而无能为力。
侯冬娥在村中受尽歧视，被称为“进过炮楼的”，甚至被当作笑料。一次雨天摔倒，因被认为“不干净”，无人援手。对她而言，无声无息地离开这荒诞世界，或许是最佳解脱。
侯冬娥并非个例，日军侵华期间，无数中国妇女遭受伤害，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数以万计！